摘要：1987年初夏，成都凤凰山机场的塔台里灯火通明，一项前所未有的高原空运正紧锣密鼓地展开。指挥席前站着一位头发花白的将领，他不断用铅笔在地图上标注航线，偶尔抬头，透过玻璃注视跑道尽头的雪山。值班军官小声感叹：“司令，这座机场在海拔五百米，可飞机落地的是四千米高原

1987年初夏，成都凤凰山机场的塔台里灯火通明，一项前所未有的高原空运正紧锣密鼓地展开。指挥席前站着一位头发花白的将领，他不断用铅笔在地图上标注航线，偶尔抬头，透过玻璃注视跑道尽头的雪山。值班军官小声感叹：“司令，这座机场在海拔五百米，可飞机落地的是四千米高原，风险不小啊。”那位将领淡淡回答：“风险再大，西南也得有自己的天空。”说话的人，就是后来被誉为“西南空军奠基人”的侯书军。

1926年11月，他出生在山东半岛的一个渔村。家里兄妹众多，靠母亲纺线、父亲打渔维持生计。1945年，19岁的侯书军随八路军南下纵队进入胶东根据地，当地人依旧管他叫“小侯”。就在当年胜利的锣鼓声里，他接到一次奇怪的选拔：听到锣声伸右脚，鼓声伸左脚。动作慢半拍便会被刷下。凭着敏捷，他通过测试，却因体重不足六十公斤被安排学机务。侯书军暗暗埋下一句话：总有一天要坐进驾驶舱。

东北老航校的课堂比战场还残酷。木柴加热发动机、用酒精替代汽油、两架飞机共用一个螺旋桨，教官一句“能飞就行”贯穿全部训练。1948年，他以机务员身份结业。次年春，他又被抽调进第二期飞行班。那时他常把教室后门虚掩，只要外面传来发动机声便冲出去察看，“生怕漏掉任何一次试飞机会”，同学们这样取笑他。

1951年2月，志愿军空军成建制入朝。侯书军此时的米格-15飞行时数刚刚超过二十小时，而对手平均上千。第一次对空遭遇结束后，他在日记里写下八个字：“像孩童与壮汉搏击。”同年冬，空军抽调四名飞行员赴友军学习夜航，侯书军榜上有名。黑暗训练极度枯燥，他为避免打盹，将水壶系在操纵杆旁，渴了就喝一口凉水提神。

1953年5月29日凌晨二时零五分，安州机场，两架米格-15比斯几乎同时跃入夜空。地面灯光瞬间熄灭，天与地只剩无线电的嘶鸣。耳机里传来宋亚民的提醒：“老侯，注意九点方向有光斑。”侯书军低声回了一句：“看见就打。”短短六秒，他把弹链倾泻在美军F-94的尾喷口，火球划破黑幕。落地后，他对迎上来的机务员说的第一句话是：“雷达没有，人眼也能赢。”这次击落创造了人民空军首次夜间空战胜绩，一等功随即到手。

停战后，侯书军被派往苏联红旗空军学院，课堂里全是数学公式和气象曲线，他却最爱翻阅学院图书馆的《飞行手册》，用红笔在封底写下“夜战亦可日战，日战更需夜战技巧”十四字。1959年回国，他任空军师长，随后又在对越自卫反击前夕调入昆明。高原机场稀薄的空气与当年东北的破旧跑道一样麻烦，他处处亲自试飞，确保新飞行员不会在稀薄气流里迷失升降速。

1985年，成都军区空军正式组建，侯书军奉命西调。那一年，他五十九岁，却每天凌晨六点准时踏进作战室。一位年轻参谋回忆：“老司令眼睛通红，像是随时准备跳进驾驶舱。”仅两年后，部队完成中国空军最大规模高原空运，他的军衔帽檐上添了两道金色枫叶，中将证书上的出生年份赫然是“1926”，算来已年逾六旬。

命运转折出现在1991年6月16日。时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张德福乘黑鹰直升机赴阿里地区视察，起飞半小时后飞机失事，机毁人亡。西藏高原气流复杂，事故报告列出了“风切变”“发动机吸入空气稀薄”多重原因。可在军队内部，责任认定一环扣一环，司令员不可能置身事外。当月，侯书军就地免职，随即离休。

有人为他惋惜，他却云淡风轻。1994年，在成都市郊的一间书房里，他对前来采访的军报记者笑道：“飞行员最怕落地声，一旦落地，就得接受结果。我的落地声只是晚了一点。”此后他几乎不再公开露面，只在旧友聚会上谈及航校往事。一次听说新飞行员人均飞行小时已突破三百，他指着茶几上的模型飞机说：“条件好了，仗也不会轻松，别被舒适惯坏了耳朵和眼睛。”

晚年的侯书军坚持学习外语，为的是阅读最新的国际航空期刊。邻居常见他清晨提着望远镜，站在院子里对着天空比划航迹，仿佛仍驾机在云端。有人问他是否遗憾没能佩戴上将军衔，他摆摆手：“飞行员的目光应该盯着仪表和天际线，不该盯着肩章。”声音依旧爽朗，只不过说完便又低头整理那本厚厚的飞行日志，纸页微微泛黄。

侯书军的一生，以夜空中的火光立名，也以高原事故的阴影谢幕。辉煌与失意交织，却掩盖不了他给人民空军留下的三件遗产：夜战战术、高原飞行经验、以及对风险毫不回避的态度。多年后，一位年轻指挥员在演练前翻阅旧资料，看见“夜间目标可通过尾焰反差判定”这行字，旁边潦草署名“侯书军”，笔迹早已模糊，却仍能让人想起那个在黑暗中紧盯光点的老飞行员。

来源：新疆人文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