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戏曲艺术的长廊中，黄梅戏以其婉转清丽的唱腔、贴近生活的叙事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化符号。长期以来，关于其起源地的“安庆说”与“湖北黄梅说”争议不休。然而，梳理史料记载、剖析艺术基因、追溯发展脉络可见：黄梅戏并非源于湖北黄梅，而是在安徽安庆的文化沃土中孕育、成型

在中国戏曲艺术的长廊中，黄梅戏以其婉转清丽的唱腔、贴近生活的叙事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化符号。长期以来，关于其起源地的“安庆说”与“湖北黄梅说”争议不休。然而，梳理史料记载、剖析艺术基因、追溯发展脉络可见：黄梅戏并非源于湖北黄梅，而是在安徽安庆的文化沃土中孕育、成型并走向辉煌，其以安庆方言为根基、博采众长的艺术特质，最终使其跻身中国五大地方戏剧之列。

一、史料实证：安庆起源的文献证据链

判断剧种起源的核心标准，在于其成熟形态的最早记载与关键发展节点的地理坐标，这两点均清晰指向安庆。

从文献时序来看，安庆地区的戏曲雏形早于且独立于湖北黄梅的采茶歌。清道光《怀宁县志》《桐城县志》等文献已明确记载安庆境内“采茶演艺”的活动场景，1825年《怀宁县志》中“采茶、走马”的灯会表演，已具备“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雏形。1879年10月14日上海《申报》更明确报道了安庆集贤关外演出的“黄梅调小戏”，详细描述其表演形态与江汉花鼓戏的异同，这是“黄梅调”作为成熟戏曲剧种的最早文字记录。反观湖北黄梅县，清代史料中仅有“采茶歌”“村村齐唱采茶歌”的民歌记载，从未出现“黄梅采茶调”作为独立戏曲形式的表述，直至1921年《宿松县志》才首次提及当地“采茶小戏”，较安庆黄梅调的记载晚了42年。

民国时期的学术考据进一步佐证了安庆的起源地位。考古学家程演生在《皖优谱》中明确指出：“（黄梅调）他省无此戏也”，直接界定其为安徽本土剧种。2017年《人民日报》刊发的《黄梅戏起源有新说》一文，结合文献考据与田野调查，明确提出“黄梅戏起源于安徽安庆地区”，成为权威媒体对这一学术结论的公开认可。

二、艺术内核：安庆方言铸就的剧种基因

地方戏曲的核心识别标志在于其语言体系，安庆方言不仅是黄梅戏的演唱工具，更是其艺术特质的基因密码，这与湖北黄梅的语言环境存在本质区别。

安庆方言属于江淮官话分支，拥有五个声调，语音声调多向下行，这种音韵特征直接塑造了黄梅戏细腻柔和、优雅宛转的唱腔风格。戏曲演唱遵循“腔随字走”的规律，安庆方言的声韵特点决定了黄梅戏的旋律走向——如“绿”读“路（lu）”、“摘”读“则（ze）”，这些方言发音与唱腔旋律高度契合，形成了独特的韵律美感。反观湖北黄梅所使用的西南官话仅有四个声调，且声调多向上发展，若按此语言基础演唱，根本无法呈现黄梅戏的经典韵味。

方言更赋予黄梅戏鲜明的文化个性。《夫妻观灯》中“长子来看灯，挤得颈一抻”的“抻”字，《纺线纱》里“雀博雀博真雀博”的俚语表达，均是安庆方言文化的艺术化呈现，承载着皖江地区的生活智慧与情感特质。即便在现代创新中，黄梅戏仍坚守方言内核，新编剧目《徽州女人》虽融入现代音乐元素，唱念仍以安庆方言为基础，印证了方言与剧种的共生关系。

三、发展脉络：安庆沃土中的融合与升华

任何成熟剧种都是多元艺术的融合体，黄梅戏在安庆地区的发展过程，正是一部吸收众长、自我革新的演化史，这一过程与湖北黄梅的采茶艺术无直接传承关联。

安庆自古便是戏曲文化的交融之地，明代形成的青阳腔对黄梅戏的诞生起到了关键哺育作用。早期黄梅戏不仅沿用了青阳腔“锣鼓伴奏、一唱众和”的表演特征，更直接移植了《天仙配》《山伯访友》等核心剧目。黄梅戏经典剧目《天仙配》的直接源头便是青阳腔《槐荫记》，经过安庆艺人的本土化改造，增加生活化对白与喜剧元素，才从传统教化剧目转变为追求人性解放的经典之作。此外，黄梅戏还吸收了桐城山歌、怀宁秧歌的音乐素材，借鉴了徽调的板式变化，最终形成“花腔”“彩腔”“主腔”三大声腔体系，实现了从民间小戏到成熟剧种的跨越。

从传播路径来看，安庆作为明清时期安徽省会与皖江文化中心，为黄梅戏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发展平台。19世纪末，黄梅戏开始从安庆乡村向城区进军，尽管屡遭官府查禁仍顽强生长。1949年后，安庆成为黄梅戏的发展核心，1953年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在此成立并正式定名“黄梅戏”，1955年电影《天仙配》的公映更让其风靡全国，创下1.43亿观影人次的纪录，最终跻身中国五大地方戏剧之列。这一系列关键发展节点均发生在安庆，与湖北黄梅地区无任何直接关联。

四、争议辨析：对“湖北起源说”的史料澄清

“黄梅戏源于湖北黄梅”的说法，本质上是对史料的误读与概念的混淆，存在多重逻辑漏洞。该观点的核心依据是“黄梅采茶调传入安庆演化而成”，但这一论断缺乏基本史料支撑——清代黄梅县根本不存在“黄梅采茶调”这一戏曲形式，仅有采茶民歌，而民歌与“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存在本质区别。

所谓“文化顺流传播”的地理依据同样站不住脚。安庆地处长江下游，地势低于黄梅县，历史上两地同为水患频发区，1754-1850年间安庆宿松县水灾次数甚至多于黄梅县，不存在“上游文化顺流而下”的传播条件。更关键的是，明清时期安庆形成了“以首府为中心辐射周边”的文化格局，徽商与戏曲班社的活动更可能推动艺术向外传播，而非被动接收上游影响。

至于“联合申遗”的争议，需明确2006年国务院将黄梅戏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时，安庆市黄梅戏（地方戏曲）研究院是唯一的传承保护单位，湖北黄梅县的参与仅体现对采茶民歌同源性的认可，而非对剧种起源的界定。二者的关系正如学界所共识：湖北黄梅采茶歌是民间音乐素材，而黄梅戏是在安庆完成艺术升华的独立剧种，前者是“涓涓细流”，后者是“汇聚众流的江河”。

结语

黄梅戏的起源争议，本质是对“文化素材”与“成熟剧种”概念的辨析。湖北黄梅的采茶民歌或许为戏曲发展提供了零星素材，但黄梅戏作为成熟剧种的形成，离不开安庆地区的文献记载佐证、方言文化滋养、戏曲元素融合与发展平台支撑。从1825年的采茶演艺雏形到1879年的黄梅调小戏，从严凤英的经典演绎到如今的国家级非遗，安庆始终是黄梅戏的文化根脉所在。

这部诞生于皖江大地的戏曲传奇，以安庆方言为魂，以多元融合为骨，最终成为中国五大地方戏剧之一。认清其安庆起源的历史事实，不是为了地域之争，而是为了尊重戏曲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好地守护这份承载着皖江文化基因的艺术瑰宝。

来源：河南林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