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731部队，作为日军在侵华期间策划、组织并实施细菌战的秘密基地，其残酷的活体实验和广泛的细菌攻击，给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整个亚洲地区的民众带来了无法言喻的深重灾难。
731部队，作为日军在侵华期间策划、组织并实施细菌战的秘密基地，其残酷的活体实验和广泛的细菌攻击，给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整个亚洲地区的民众带来了无法言喻的深重灾难。
恶魔降临：石井与死亡工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火中，交战各国频繁施放毒气，导致约130万人深受其害。毒气的强大杀伤力，给日本军国主义者带来了深刻的触动。1916年，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开始教授“家畜战”战术。1918年，小泉亲彦成功研发了多种毒气，并设计出相应的防毒面具。然而，到了1925年，国际社会在日内瓦签署了《日内瓦议定书》，明确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气体以及细菌等作战手段。尽管如此，臭名昭著的日本军医石井四郎仍执意呼吁继续研究细菌武器。
1928年四月，石井四郎踏出国门，展开了对欧美多国科学界与技术领域的深入考察。归国后，他力图向日本军方高层极力推销细菌武器的理念。这一主张恰好迎合了日本当时扩张侵略的野心，因而获得了强烈的支持。到了1932年八月，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正式设立了专注于细菌研究的“防疫研究室”，石井四郎被任命为该室主管。在他的领导下，研究室成功研发出了石井式细菌培养箱。次年，即1933年，“防疫研究室”扩建为规模更大的“防疫研究所”，并开始着手进行霍乱、炭疽等病菌的培养以及将其武器化的研究工作。
在撤离之际，731部队销毁了一批土陶制的细菌弹弹壳。此图片由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提供。
石井四郎将细菌战的研究划分为攻防两个层面，并提议将攻击性的研究工作置于境外执行。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了与中国接壤、饱受殖民统治之苦的东北地区。他向高层递交了在伪满洲国开展实验的申请，不久便得到了迅速的批准。
1933年8月，日军于哈尔滨南岗区悄然建立了石井部队，并在五常县背荫河镇设立了其附属的细菌实验场，随后便开始在活体上测试武器的实际效果。该部队内部称作石井部队或加茂部队，而对外则被称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这片被罪恶阴霾所笼罩的基地，被当地居民称作“中马城”。据东北抗联第3军的侦察员张林所述，赵尚志曾策划对“中马城”发起了攻击，并派遣人员潜入进行侦察。在1934年的中秋佳节，王子阳等一众囚犯成功越狱，其中部分人加入了赵尚志所率领的部队。至此，外界才得以揭露日军在中国所犯下的活体实验罪行：日军每日对受害者进行抽血，直至他们体力不支，随后将他们拖至院子里，用斧头砸开头骨，作为工厂的原料使用。那些残余的肉体，则被医生解剖，再被投入熔炉熔炼……
1936年2月，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东北抗联干部刘海涛，向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团揭露了“中马城”真相。
1934年，中马城的弹药库不幸发生爆炸，其缘由始终成谜。随后的日子里，因秘密资料的不慎泄露，以及东北抗日联军对此地的频繁袭击，石井四郎最终下令将相关设备转移至哈尔滨，并对原有建筑进行了彻底的炸毁。到了1936年春天，日军开始在哈尔滨平房区域着手建设与细菌战相关的设施。
自七七事变爆发之际，石井四郎便向日军参谋本部汇报，称其已成功研发以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为载体的新型生物武器，并具备将其大规模应用于战场的潜力。至1938年6月，731部队迁移至哈尔滨平房区域，并在同年纳入了大连卫生研究所的编制。随着战争规模的持续扩大，731部队亦在海拉尔、孙吴、牡丹江及林口等地设立了四个支队，以适应日益增长的作战需求。
1941年，石井部队正式启用“满洲第731部队”的番号，其编制规模一度达到3000人，巅峰时期更是扩充至4515人，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细菌战部队。这些成员大多以常规部队的名义被征召，随后通过内部调动的方式，悄无声息地融入了731部队。为了储备细菌战的未来力量，日军还特别设立了731部队的“少年班”，亦称作“少年技术见习队”。自1937年至1945年，该班共招收了六期学员，累计超过230人，学员年龄介于14至18岁之间。
731部队下辖总务部、细菌研究部、细菌实验部、防疫给水部、细菌生产部以及训练教育部等多个部门。在这些部门中，细菌研究部专注于各类烈性传染病菌的研究与培育；细菌实验部则负责在实验场和战场环境中进行人与动植物的细菌实验；而细菌生产部的主要职责是培育各类细菌。据理论推算，该部门每月可生产约300公斤的鼠疫菌，500至600公斤的炭疽热菌，800至900公斤的伤寒菌，或高达1000公斤的霍乱菌。
在731部队的直接参与与指导下，日军设立了北京1855部队、南京1644部队、广州8604部队以及新加坡9420部队，此外还构建了47个师团防疫给水部、12个野战防疫给水部、8个独立防疫给水部、1个旅团防疫给水部和台湾临时防疫部等机构。这些机构织就了一张罪恶的网络，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最为黑暗的一笔。
人性尽失：伪装医学的邪恶实验
731部队及其同类细菌战部队所进行的活体实验，手段包括人体染菌观察、活体解剖检验以及病理解剖诊断等，这在人类历史中实属罕见。石井四郎首开恶例，开创了以活人为实验对象的细菌实验。在“中马城”，除了极少数人成功越狱，其余人员均成为了实验的牺牲品。一旦被捕获，他们便失去了任何尊严，被日军贬称为“马路大”，意指被剥去皮的木偶。
石井四郎于哈尔滨平房区域所设立的研究基地，其占地广阔，约达120平方公里，足以开展大规模的活体试验。隶属于731部队的各支队虽在表面上宣称负责疾病防治与水源净化工作，实则暗中专注于细菌的研发与活体实验，并直接投身于细菌战的策划与实施之中。
731部队对数千名活体进行了解剖实验，深入探究了鼠疫、伤寒、霍乱、炭疽、赤痢、狂犬病、结核、梅毒、白喉、黄疸、猩红热、流行性出血热、百日咳等数十种细菌的奥秘。他们甚至对一名约13岁的少年进行了残忍的解剖，将肝脏、肾脏、胃等内脏器官取出，并保存于标本瓶中。有些女性则先遭受强暴导致怀孕，随后被这些恶魔般的存在无情地解剖。
731部队前成员胡桃泽正邦回忆称，他亲自解剖了多达300名受害者，“解剖过程中，人体依旧保持温热，血液四溅”。据相关人员统计，该部队对中国抗日战士及世界反法西斯斗士进行的活体解剖总数竟高达5000人次。中共地下党员崔德恩在残酷的活体实验中饱受折磨，却始终坚守信念，未曾屈服，终遭残忍杀害。
为了测试化学战的能力，他们不惜以活人为试验对象进行毒气实验。据上田弥太郎供述，731部队仅进行了两次毒气实验，便导致200余人惨遭杀害。除此之外，他们还利用活人进行常规武器的杀伤效果实验，将人体塞入坦克与装甲车之中，随后用火焰喷射器进行攻击，致使所有实验对象被烧成焦炭；他们还将人体作为枪弹穿透实验的素材，分为裸体组、单衣组和棉衣组，以此来检验步枪的穿透力。
为获取与实战最为贴近的数据，731部队在安达、城子沟等地的固定实验基地，以及若干山区与草原上的临时实验场所，开展了野外实验。他们采用投放细菌炸弹、飞机低空散布细菌、向蓄水池及牧场投放毒物等手段，对无辜民众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
731部队的恶行令人发指，其残忍程度难以用笔墨尽述。他们曾实施过冻伤实验、饥饿耐受实验、不饮水存活时间实验，以及梅毒研究实验等，甚至胆敢进行人兽血液交换实验、人体低压或真空实验、肠子食道直接缝合实验、左右肢体交换实验等，完全摒弃了伦理道德的底线。以冻伤实验为例，部队在严寒季节将受试者驱赶到户外，利用大风扇加速冻伤的形成，随后用棍子击打冻僵的手指，以检验是否完全冻住。有时，他们甚至用开水对受试者进行解冻，导致其皮肉溃烂、露出白骨，甚至直接导致死亡。
无论国籍、性别、还是年龄，所有被押送至该地的个体都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折磨，其中以中国人、朝鲜人、蒙古人以及苏联人为主。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H·哈里斯在其著作《死亡工厂》中揭露，731部队曾对来自美国、英国等国的战俘实施了令人发指的人体实验。日本作家森村诚一亦指出，实验的受害者还包括荷兰人、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
骇人听闻的暴行：横扫中国20余省及自治区，肆虐无差别的攻击行为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731部队及其同类细菌战部队迅速演变成了一个系统化的恐怖机构，进而开启了大规模的杀戮行动。
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731部队频繁派遣远征队伍，指挥并与其他部队协同实施细菌战。1940年7月，石井四郎率领的远征队抵达宁波。同年10月，该队伍在居民区、河流及蓄水池中散布了125公斤的鼠疫、霍乱、伤寒等细菌载体，导致鼠疫大规模爆发。1940年至1942年，日军在衢州地区大量散布细菌，造成1940至1948年间当地累计30余万人感染，5万余人死亡。众多乡镇遭受了烂脚病的侵袭，患者脚部溃烂发黑，甚至露出骨骼。在日军针对金华、义乌等地的细菌战行动中，731部队的身影若隐若现，如同鬼魅一般。
1941年11月，731部队在常德投放了36公斤的鼠疫病菌载体，导致无数无辜民众感染并丧命。当地流传着如此惨烈的景象：“十里长街，千座坟墓相连，一家接连遭遇两三次丧葬之痛，野狼噬咬的尸骨散落一地，乌鸦啄食后的尸体血迹斑斑。”夜晚，空气中弥漫着尸体腐烂的恶臭，眼前所见的唯有空荡荡的船只，无人问津。
1942年五月，731部队及其他细菌战部队着手运用细菌炸弹对云南发起攻击。同年，保山等共计58个县市遭受霍乱疫情肆虐，感染人数高达十二万之众，死亡病例则超过九万人。
上述案例不过是731部队罪行的一角冰山。研究资料显示，日军曾对我国二十余个省区发动细菌战，手段包括飞机播撒、特务与汉奸的投放，以及将细菌掺入食物和水源之中，导致广泛地区爆发烈性疫情。受害地区的生灵遭受磨难，农作物颗粒无收，遭受了空前的毁灭性打击。
2014年，经过众多专家学者的深入研究和历史文献及调查资料的详尽分析，统计数据显示，日军细菌武器至少导致了约230万名中国军民遭受感染，其中约有65万人不幸离世。然而，近年来的一系列调查研究揭示，我国实际遭受感染并死亡的民众数量远远超出了这一数字。根据研究人员的初步推算，死亡人数可能是之前统计数字的4至6倍，保守估计至少有200万人。
日本战败投降之际，侵略我国日军有组织地销毁了诸多相关档案资料。731部队等涉及细菌战的部队要员大多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且长期严守细菌战之秘密。因此，搜集他们罪行的证据实非易事。
1945年，鉴于苏联红军即将对日军发起攻势的预判，731部队加速了老鼠的繁殖，意图借助细菌武器与苏军进行决战。然而，面对苏联红军迅猛的攻势，日军未能及时启用细菌武器，便连连败退。在撤退之际，他们为掩饰细菌战的罪行，不遗余力地销毁了设施、库存以及文件等。
8月9日，东京负责苏方事务的朝枝繁春深感忧虑，忧虑731部队一旦曝光，将对日本天皇造成严重影响。因此，他草拟了一份电文，以参谋本部的名义发往石井四郎手中：“关于贵部处置事宜，朝枝参谋将亲自前往传达指令，请您务必于10日前往新京军用机场等候。”次日，朝枝繁春与石井四郎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会谈，并给予了详细指示：部队全体成员须解散，尽快返回日本本土；所有证据与物品必须彻底销毁，不留痕迹；已调配一个工兵中队携带着5吨炸药供部下使用，务必将所有设施彻底炸毁；对于建筑内的“马路大”，必须使用电动机进行处理，之后放入锅炉焚烧，并将骨灰等物质投入松花江冲走；此外，贵部53名拥有博士头衔的军医，必须由部下的军用飞机直接送回日本本土。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也下达了命令，要求采取爆破手段，彻底消除731部队的痕迹。
当日军正大规模焚毁资料之际，石井四郎却不愿将研究所积累的资料悉数付之一炬，他屡次恳请上级，希望能将部分资料携回日本。尽管上级屡次予以拒绝，但他最终还是设法带回了部分资料、滤水机以及疫苗等。他所携带的资料囊括了《活人细菌武器实验报告书》、《农作物细菌战研究》、《牲畜细菌战研究》以及《二十年来细菌战全面研究总结性文章》，此外还有8000张细菌武器活人实验与活体解剖的病理学标本和幻灯片等。
731部队的核心成员，绝大多数出身于日本顶尖学府，其中许多人拥有医学博士学位，并在医学领域发表了众多论文。然而，这些自诩为医学精英的成员，却将救死扶伤的天职抛诸脑后，以科学的名义，肆无忌惮地研究细菌武器，进行令人发指的人体实验。这种行为不仅是对医者职业道德的亵渎和背叛，更是对人类基本伦理道德的严重践踏和破坏。日本医学界理应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然而，战后的许多细菌战犯却获得了巨额财富和科学界的荣誉，占据了日本顶尖大学和医疗机构的领导地位。他们对于过去的罪行选择沉默，向后代传播错误的历史和价值观，严重影响了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认知。时至今日，仍有众多日本人对此前辈和祖辈犯下的严重罪行一无所知。
在2010年，日本某医学研究机构对东京一所高校的医学生进行了有关对731部队认知情况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7%的学生对此有所了解，21%的学生略有耳闻，而高达62%的学生对此一无所知。至于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认知，情况则是：68%的学生了解相关情况，27%的学生听说过，仅有5%的学生对此毫无所知。这一调查结果揭示了，日本在短期内尚难以对其过往所犯下的罪行形成广泛且正确的认识。
我国曾遭受细菌战和毒气战的严重摧残。在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最终确认了731部队曾将细菌武器投入实战，导致平民感染鼠疫、霍乱等多种疾病，造成大量无辜生命丧失。然而，即便面对这一铁证，法庭上的法官依旧驳回了原告关于道歉及赔偿的诉求。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员松野诚也，近期向广东省档案馆等机构慷慨捐赠了多份有关日军细菌战的珍贵资料。松野诚也指出，尽管731部队在中国的大多数文件已被销毁，但在日本国内，仍存有战争期间日本保留或从中国运回的部分档案。例如，侵华日军各支部队留下的留守名簿，便被妥善保存在厚生劳动省。2017年，1644部队成员宫下利市的儿子竹上胜利，在仓库的偶然发现中，找到了父亲生前的照片，其中一些照片上甚至标注有“防疫课”“中支那防疫给水部”等字样。在竹上胜利与日本细菌战研究专家西山胜夫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厚生劳动省于2024年3月，将登记号为1644部队、波字第8604部队等单位的留守名簿，正式移交给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
2025年3月，日本共产党参议员山添拓于国会舞台上，公之于众了关于731部队在中国实施活体实验的珍贵史料——《芥子气弹射击所致皮肤伤害及一般临床症状观察》的副本。该文件副本原本于1964年由前731部队军医池田苗夫赠予日本防卫省，然而直至2004年方才公之于众，其秘密被长期掩盖，长达40年之久。日本政府曾宣称未曾发现能够揭示731部队详细行动的资料，但这显然是一派胡言。
长久以来，日本政府在细菌战等严重罪行上未曾表达歉意，扭曲的历史观念在日本仍广泛流行。在今年8月15日，日本首相石破茂向靖国神社敬献了“玉串料”（即祭祀金），众多政治人物，包括一些内阁成员在内，亦纷纷前往参拜，此行为再度揭示了日本对侵略历史所持的错误立场。
历史之真谛不容谎言所扭曲。无论731部队的罪行如何被粉饰，都无法消除历史留下的创伤，亦无法逃避正义的审判。任何试图遮掩、轻视或否认这段历史的行径，本质上是对受害者心灵的再次伤害，是对人类良知的严重背离。
历史堪称最深刻的教科书，亦是最有效的清醒剂。回顾731部队的罪行史，非为延续仇恨，而是旨在让后世深刻铭记苦难、珍视和平，以防悲剧再次上演！
信息来源:解放军报-中国军网
来源：李幺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