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约我被带回工人剧场的一周之后，哪一天我记不清了，那天我们照常起来先到门口去亮相然后列队进了剧场，在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前请罪，然后回屋吃早饭。我刚吃罢早饭，就听见下面有人喊："集合，马上集合！"我隔着门缝往外一看，就见这些造反派们，楼上楼下乱窜，乱作一团，不知发
大约我被带回工人剧场的一周之后，哪一天我记不清了，那天我们照常起来先到门口去亮相然后列队进了剧场，在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前请罪，然后回屋吃早饭。我刚吃罢早饭，就听见下面有人喊："集合，马上集合！"我隔着门缝往外一看，就见这些造反派们，楼上楼下乱窜，乱作一团，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五分钟之后，两位造反派气势汹汹来到我被押的地方，高声对我吼道："单田芳，把牌子挂上，跟我们走！"我心中纳闷，这一圈还没轮到头呢，怎么又轮到我头上了。
我被他们押上了二楼一间很大的房间内，这个房间原是评剧团的会议室，屋里挤满了革命群众，在前边地上画了个白圈，让我站在白圈里面，我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心情有些紧张，好在我每时每刻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反正我也豁出去了，你们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我的那位师弟一手叉腰，一手在空中比画着，唾沫星子喷出老远，脑筋绷起挺高，好像如临大敌，高声吼道："请各位同志们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还是老调重弹，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读完毛主席语录之后，我的那位师弟又说："今天我们要开个控诉大会，控诉单田芳是如何毒害拉拢青年的，他把一个纯洁的青年人拉进了火坑，在党的政策感召下，那位被害的青年人已经幡然悔悟，今天就由他控诉反革命单田芳。"我哈着腰低着头认真地听着，心中好生纳闷，我拉拢谁了？谁控诉我啊？正在这时从人群中走出一人，站在我面前，高声大叫："单田芳，今天我要控诉你。"我抬头一看非是旁人，正是我平日一贯疼爱的小师弟王保生，我们在"四一三"同时被抓，也同时被关在收容所，后来又同时在射击场学习，也被同时押回工人剧场，没想到时隔不久，王保生却跳出来控诉我。我心里清清楚楚，这是造反派的离间手段，他们善于利用这一套，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想不到这么快，王保生就转变了立场，把我们都出卖了。
曾经有人说过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座大舞台，每个人都要在舞台上表演。王保生就是其中之一啊，我不知道他控诉我什么，看了他一眼，又把头低下了，王保生对我说："我平日到你家去串门，你经常对我说人活着就要有本事，钱压奴婢手，艺压当行人，在这个圈儿里你要没有真本事就要被人歧视，你要想方设法地钻研艺术，争取做人上人，你还说世上什么最有用，金钱最有用，金钱就像人的血脉，没有血人就活不成，你把我推上资本主义道路，让我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享乐思想，打那之后我很少学习政治，离党越来越远了，你说你不是腐蚀青年是什么？要不是因为你我怎能搬到二宿舍去住？我为什么要参加红色文艺造反团？我为什么要反军？究其原因都是你一人捣的鬼。"
紧跟着会场上响起了炸雷般的口号声："打倒反革命分子单田芳，单田芳腐蚀青年，罪该万死！"
我听罢这些机械的言辞，心里好生难过。原本王保生是锦州人，由于鞍山曲艺团招生，他才到了鞍山的，一开始说相声，后来学评书，每月工资仅三十元，一个人住在单身宿舍，非常苦闷。我第一次认识王保生还是马凌云介绍的，因为马凌云始终找不着搭档，想培养王保生捧活，所以他们二人形影不离，有时他把他带到我家里，一来二去我对这个年轻人很同情，的确跟他讲过他所说的这些话，我觉得我没有恶意，王保生也把我家当成了他的家，赶上饭就吃有活儿就做，我把他当成了亲胞弟。没想到，今天他却控诉起我来，说到激动的地方，王保生竟然放声大哭，声泪俱下，为了在造反派面前表示决心，与我划清界限，他哭着哭着竟然飞起一脚把我踢倒在地，紧跟着从墙角抄起竹竿大扫帚劈头盖顶对我打个不停，旁边有人喝彩助威，口号声助威声扫帚打在我身上的声音交织在一起，那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
也许是我挨打挨惯了，身上产生了抗体，也许是由于神经过于紧张，我并不感到痛，心里只有一个字：气！王保生边控诉边打，持续了能有十分钟左右，我的那位师弟还没完没了，高声命令召开全体大会，移师到舞台上，于是我被从地上拖起，从二楼拖到了舞台，时间不大，造反派到齐了，在舞台上围坐了一圈，我站在中间。杨田荣等人照例是陪绑，站在我身后，王保生接着控诉，他又揭发我说："你在二宿舍对我说过什么？"这句话把我问住了，因为我们无话不谈，说的话太多了，不知他是指的哪句话，我摇摇头表示想不起来了，王保生说："你忘了？你告诉我在批斗会上不要顺口胡说，但能不发言就不发言，但能不打人就别打人，他们是在利用咱们，咱可千万别猪八戒啃肘子﹣﹣自残骨肉啊！"
马上口号声又响起来，我的那位师弟说："大家听听，单田芳有多么反动，在关键时刻还挑拨青年人跟革命群众对着干，真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说着他抄起一条三角带在我的背上狠劲抽打起来。老实说一般人受不了，当时正是炎夏，我穿着一件半截袖的透窟的背心，三角带每抽一下我身上就起一道血道子，啪啪啪，雨点一样的三角带在我的身上飞着，接下来我另一位师弟也拿着一条皮带走过来，指着我大叫："单田芳，你不是不服不忿嘛，今天就打你个不服不忿。"接着他代替了另外那个师弟又是一顿猛抽，他下手更狠更重了，他居然用皮带的铁头儿猛抽我的后背，我实在是有点儿招架不住了，最后打得我满台翻滚，就在刹那间我看见坐在群众当中有一部分人对我抱有同情的眼光，还有几个人不忍再看，把头低下了。要说我这两位师弟，一龙一虎，可真是够狠的，打完之后又把我架起来用三角带抽我的脸。我生怕把我的眼睛抽瞎了，三角带一下来，我一躲，正好抽到我的右耳朵上，顿时嗡的一声什么也听不见了，打那之后，我就落下了耳聋病，一直持续了十年，在落实政策后，经过多方治疗右耳才逐渐康复。那一天可以说是我最难过的一关，打了我三起三落，从二楼打到舞台，从舞台打到地上，打得我满身是伤，后来我的那位师弟说："停，大家可以回去吃午饭了。"又对我说，"单田芳你听好，今天这不是打你，是给你点儿点心，真正打的日子还在后头呢，你回去把如何拉拢王保生的罪行交代清楚，用书面交给我们，假如你编瞎话，跟我们说书，你可别忘了这顿点心。"
我回到独身牢房内，足足趴了一个晚上没起来。第二天，联营公司的高音喇叭又响起来了，我起来上厕所，才发现我的右耳像塞了棉花一样什么也听不见，我揉了好半天，毫无作用，厕所里有一面大镜子，我转过身照了照，发现我的后背全都是血糊糊儿，透窟背心已经粘在身上。接下来是门前列队请罪，然后回到屋里准备写材料，其实我的心早飞了，哪还有心写什么交代材料，就是：又气又恨！我恨王保生忘恩负义，我深知王保生并非个别现象，从古至今，像他这种没有骨气的人大有人在，全当我瞎了眼养了一头恶狼。接下来我又想到打我的那两位师弟，我弄不明白"文革"之前，他们和我称兄论弟，感情如何之好，彼此之间并无恩怨，为什么对我下此毒手，非要把我整死不可，我一没偷二没抢，又没有触犯过他们的利益，这股仇恨从何而来，他们真是在保卫毛主席吗？我看得非常清楚，他们都在演戏，都在假装进步，利用整别人来抬高自己，用别人的血和泪换取他们的进步，这等人何其毒辣！恨了半天别人，我又恨起了我自己，古语云：君子无德怨自修。这全是我自己找的，怨不得旁人，谁让我平时愣装能耐梗，觉得自己有点文化，不看时事瞎分析乱批评，才招来今日之祸，但我又想我也没说错什么哪？我无非说了几句实话，讲了几句真理，难道就犯下了不赦之罪，于是在气恨之余，又增加了几分不忿。
后来我才知道在家属送饭的时候，有位好心的造反派冒着风险对我家属说："给田芳找两件衣服吧，他都被打坏了。"后来家属给我送来两件新背心，但是老背心粘在背上脱不下来了，我想了个土办法，到厕所用凉水浇身，把血糊糊儿润开了，一点一点脱下来，家里还送来不少止疼药，我把镇痛药碾成粉末撒到后背上，也许造反派这顿揍得我太狠了，在接下来几天中我除了陪斗之外，没有直接挨斗。
在我们十来个被批斗的人当中，挨打最多的最重的还不是我，而是会计李明白，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给我写黑材料的人。自从我挨了那顿胖揍之后，目标转移到他身上，他们经常半夜提审他，审讯地点在二楼，也就是我挨打的那间房子，而不是在舞台。由于剧场空旷，回声挺大，再加上夜深人静，在李明白受刑的时候，我在屋里听得清清楚楚，鞭子抽到他身上，发出来闷声闷气的声音，就好像捶破鼓差不多少，随之而来的就是李明白的号叫声，经常叫到天亮，让听到的人毛骨悚然。第二天我发现，李明白是鼻青脸肿，走路困难，连上厕所都得扶着墙，可见打得实在是不轻，我心说，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谁让你昧着良心给我写黑材料来着，这也是报应。
我还记得在工人剧场的后面是民居，住着许多普通老百姓，由于天热，窗户都敞着。住在附近的老百姓，经常听见我们受刑时的喊叫声，他们有时候扒着窗户往里面看，其中有位叫刘佳的邮递员对我们非常同情，每到夜深人静，他就扒着窗户问我们："你们又挨打了吧？"说着随手投进几包镇痛药和消炎药，而后就消失不见了。好心人啊，世界上还是好人居多，同情我们的大有人在，只是迫于形势，有心无力罢了。
在我们平反昭雪之后，我和马凌云、冯世福，曾经找过这位叫刘佳的恩人，那时他已经成为铁西区邮政局的副局长，谈到往事，感慨万千，于是我们成了好朋友，他经常到我家做客，以后我离开了鞍山，听说他又调转了工作，就再也没见到面，论年纪他跟我差不多，在这里我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这十来个人轮流被批轮流被斗，就是那点事，翻来覆去没完没了。最使人不可谅解的就是我的那个小师弟王保生，他就是一条疯狗，自从反戈一击之后，他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打人他最狠，斗人他最积极，这就像小说和电影里面那叛徒一样，他的所作所为比我那两个师弟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爱喝酒，有时候晚上喝多了，就拿我们这些人撒气，当时造反派为了利用他，委任他一个分队长，有一天，他醉醺醺地把我们赶上舞台，让我们一字排开，弯腰低头，他用聚光灯的电线折成了几折作为武器不容分说挨个地抽打我们，他又年轻又有力气，再加上喝完酒有点发狂，这顿揍把我们打得着实不轻。
当时驻在曲艺团的是解放军的连长，因为当时是市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各单位都实行了军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此人姓王人称王连长，他是曲艺团的太上皇，许多工作批谁斗谁都是由他来拍板定案。那天晚上正好王连长也在，他看见王保生发了疯似的抽打我们，有点太过分了，于是上台制止，他把王保生拉走了，我们才避免了更严厉的酷刑。
1970年2月我们被遣送到农村之后，我依然不认罪，在劳动之余写了许多申诉材料，让我老伴儿到市里上访，有一次我老伴儿在鞍山上访途中偶遇王保生，可能我这位小师弟有一点良心发现，他顺手掏出斤粮票给了全桂，二话不说转身就走了。
在我们落实政策之后，同在曲艺团工作，王保生声泪俱下地向我赔礼道歉，尽管还是称兄论弟，但关系远不如从前啦！在前几年，四十多岁的他因患病离世而去，很多人都说他造孽太多了，这是报应。现在家家日子都过好了，唯独他没有享受着，这不是报应是啥？对这种言论我不以为然，我看还是古话说得好，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全！这个世界上，好人未必有好报，坏人未必有坏报。
接下来还发生了许多啼笑皆非的事。有一次造反派带着杨田荣去买粮，粮店的人都认识杨田荣，有人问他："老杨，今年你多大岁数了？"他顺口答道："我六十四了。"其实杨田荣那年才四十六，毛主席正是六十四岁，杨田荣抖了个包袱没想惹了大祸，被造反派揪回工人剧场，在舞台上放了个凳子，给他脖子上挂个牌子，让他站在凳子上，我那位师弟问他："杨田荣今天你为什么散布反动言论，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你明明四十六岁为什么说六十四岁，毛主席他老人家才六十四岁呢。"杨田荣解释说："我想抖个包袱，苦中作乐一下，绝不敢污蔑伟大领袖。"造反派岂能容他，把他从凳子上踢下来，扭住他的胳膊对准他的两肋一阵拳击。
前面我说过了，杨田荣细皮嫩肉，身体素质本不太好，哪架得住这顿拳头，造反派戏称这种拳术叫掏肝，杨田荣真被掏肝打坏了，此后他得了心肌梗塞，一病不起，与掏肝不无关系。
再有一个就是那不爱说话的王文斌，造反派在工人剧场召开群众批斗大会，把王文斌架上台，说他是人贩子，过去曾开过妓院，拐卖过妇女，逼良为娼，王文斌矢口否认。这时台下有名年轻女子跳上台，又哭又喊地控诉说："王文斌，我就是被你拐卖的人，你还敢否认吗？"其实这名女子是王文斌夫妻的养女，后来嫁给一位鞍钢工人，那位鞍钢工人给了王文斌一笔钱，并非买卖婚姻。现在可好，从本质上变了，通过那位妇女的哭喊声，引起很多妇女的同情心，她们纷纷登台，把王文斌团围住，嘴里喊道："好你个人贩子，我们要给妇女出气。"接下来是又打又挠，又踢又咬，王文斌是个小老头，体质本来就很虚弱，他跟王 x 相似，不该说的话他向来不说，这回成了众矢之的。
批斗会结束之后，我的那位师弟宣布，明天大会照样进行，多咱把王文斌批臭批倒半天谁也听不清。没过半小时，王文斌头一歪就昏倒在台上，批斗会不得已提前结束。
1978年落实政策之后，王文斌也被平了反，但是他坚决不回曲艺团，在离曲艺团不远的地方开了一家小商店，专营布匹鞋袜，我们每次上下班都从他的门前经过，对他过去的遭遇非常同情，但是此人性格变得很古怪，对任何人也不亲不近，不管你问他什么，他仅仅是一龇牙，连句话都没有。有人说他犯了神经病，我看不是，他是被批斗吓破了胆，既不跟任何人来往，也不跟任何人谈话，这也是明哲保身的一种办法。
在没完没了的批斗中，我发现一个窍门，就是造反派说你是什么，你就承认是什么，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挨揍，少受皮肉之苦。因此除了手榴弹我没扔之外，他们问我什么我就承认什么。扔手榴弹这关系着人命，说什么我也不能随声附和。
一晃我们回到工人剧场三个多月了，已经到了秋天，我看了看没有半点放我们回家的意思，我天天都在琢磨，下一步该是个什么结果呢？放我回家？还是定个什么罪名？也完全可能把我送进监狱，反正不会有好果子吃，这么长的时间跟家人都没见过面，也不知道我的家变成啥样了，我既想念妻子也想念我的一双儿女，扯心连肺那可不是个好滋味。
造反派命令我们打扫剧场旁边的院子，把院子里的仓库也要收拾干净，我们十来个人忙活了两三个小时，总算有了点儿眉目。我坐在院子里的台阶上抽烟，看着工人剧场旁边的大门，门外就是一条小土路，门是木头制造的，上面有几条缝隙，出了这个门就是自由世界，门里的我们就是囚徒，我一边抽烟一边想着我的一双儿女，要是此时此刻能见上一面能有多好！说来也巧，正在这时，我发现大门的缝隙里闪过一个小黑影，好像一个小孩儿扒着门缝往院里看，我心说这要是我儿子该有多好，于是我走到大门边，扒着门缝往外一看，果然是我儿子老铁，我的心猛烈地跳动了一阵，回头看了看无人监视，我这才仗着胆子说："是老铁吗？"外边那个小孩儿说："爸，是我。"我问他："你来干什么？"他说："爸，我想你，我来看看，正巧看见你了。"我有一肚子话想对他说，更想把他拉在我身边抱一抱亲一亲，但那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呢？我又怕被造反派发现，对孩子不利，所以说："老铁，快回家吧，我这儿挺好的，你不要挂念。"老铁问："爸啊，他们又打你没？"我说："没有没有，都挺好都挺好。"他又问："他们什么时候叫你回家？"我说："快了快了。"这时我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可能是造反派来了，我赶忙对老铁说："孩子，快走吧，告诉你妈和你姐我挺好。"说罢我转回身接着又干活去了。可是那条小黑影没动，老铁还在外边盯着我，好半天才不见了，那时我心里难过极了，我心想要不是有儿有女，还有老人，我就跟他们拼了，死又算得了什么？可惜办不到啊！
没过多久曲艺团造反派接到上级命令，全市文化系统要大集中，文化系统的牛鬼蛇神也要大集中。于是我们离开了工人剧场这座人间地狱，搬到了远离市区的财贸干校。这真是出了龙潭又入虎穴，财贸干校院子很大，分主楼和侧楼，侧楼就变成了牛棚，牛棚是牛鬼蛇神住所的简称，一楼分成几十个单间，每屋住着七八个人，廊道上是造反派巡逻放哨，京评歌曲话、市图书馆、市文化馆，所有文艺界的牛鬼蛇神全被关押在侧楼里，造反派们则集中在主楼里，他们按着部队的建制成立了连排班。我的那两位师弟成了连长和指导员，其他的积极分子成了一二三，三个排的排长。
这回人多了，事也更复杂了，每当开大会的时候，不光是批斗我们曲艺团的人了，哪个团都有不少"牛儿"，都拉出来重点批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文革"那段时间有十三个人被迫害致死，有的跳楼自杀，有的用削铅笔的小刀抹了脖子，还有的人用打行李的绳子上了吊。
其中最使人难忘的是评剧团的老罗锅子，其实这个人没有什么历史背景，就是嘴不好，爱讲黄故事。在"文革"之前，很多年轻的演员都爱找他去聊天，他就大讲特讲那些不堪入耳的黄段子，运动来了，他属于毒害青年罪，宣扬淫荡罪，被关进牛棚。斗他的情况我不清楚，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单位的，我就听说在斗他的时候，除了严刑拷打之外，就是给他直罗锅，怎么个直法呢？就是他的腿和头部坐上人，罗锅朝下，使劲往下坐，要把他的罗锅抻直了，可见这种刑罚的厉害，老罗锅忍无可忍，实在受不了这些酷刑，在半夜的时候，居然用削铅笔的小刀挑开自己的气嗓，死在厕所里。后经发现，造反派叫我们这些"牛儿"帮着处理后事，我也被叫去了，我发现男厕所地上全是一摊摊鲜血，老罗锅斜坐在便坑旁，脖子上有一道长长的黑口子，手里还拿着把小刀。我们按照造反派的指令，把老罗锅从厕所抬出来，放在临时做的软床上，想要送到铁西医院去抢救。其实人早就死了，说抢救无非是掩人耳目而已。那件事之后，我几天晚上睡不好觉，我自己劝自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天塌大家死，过河有锉子，不管遇上什么险恶的处境，我也不能自杀。活着我能说话，我能申诉，死了就什么都办不成了，因此我暗下决心，鼓励自己，即使被他们打残废了，我也不能死，我一定要活下去，看看这个世界是如何发展的，我要亲眼看见这些恶人是个什么下场。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还发生了几件不同寻常的事。
当时大兴学习毛主席著作之风，红宝书要读一万遍一千遍。有些学习好的人就来个集体讲座，其中有位说书艺人张某某，在"文革"之前我们的关系相当不错，我尊称他一声叫师叔，他的艺术水平也很高。在文化大革命之中，他原属中间派，后来就投身到造反派当中了，但他从没打过我们，从没骂过我们，只是举举手喊喊口号，走走形式而已。据说他学习红宝书，学得好，成了造反派里的先进分子，张某某分别到京评歌曲话讲学，还把我们这些牛鬼蛇神集中起来给我们授课，介绍他学习毛著的经验和体会，看当时那样子他得意得不得了。可是没过几天他就被挖出来了，成了反革命红袖头，于是造反派召开了全体大会，不但革命群众参加了，也破例允许我们这些"牛儿"参加了，当时我的那两位师弟一位连长一位指导员主持会议，把张某某拉到台上，叫他向大家坦白交代。原来张某某在民国的时候曾经在黑龙江省当过江防军，因为江防军穿的制服都是红袖头，所以简称红袖头，过去他隐瞒了这段历史，现在被造反派查出来了，说他假装积极，藏得极深，是个深埋在革命群众中的一颗定时炸弹。我听了之后心中十分好笑，头几天还红得发紫，大讲毛著，又是先进分子，几日之后又成了埋在革命群众中的定时炸弹，这简直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
还有一位学习毛著的老积极分子姜某某，在"文革"之前，他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评书演员。此人一贯标榜自己积极，谁对现实有些不满或是发几句牢骚他就怒斥别人忘恩负义，因此别人背后都管他叫假积极，在财贸干校的时候他成了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也是到处讲学。从文艺界讲到街道和社区，军代表和工宣队对他非常器重，在入冬后不久的一天，突然我们在牛棚里得到消息，这位老积极分子横刀自尽了。我听后疑惑不解，心说他有什么问题啊？头两天还对我们夸夸其谈，怎么平白无故地就自杀了呢？后来听说他从财贸干校回家后，在街道上大讲毛著，可能由于太激动了，说错了一句话，说错了什么话我弄不清楚，反正是有关政治上的话，他回到家里坐到炕上，左想不是滋味，右想不是滋味，怕被造反派揪出来，挨批斗，所以这位老积极分子用一把快刀抹了脖子，军代表和造反派们也疑惑不解，曾花费不少力气还花了很多经费对他进行内查外调，结果没找出任何蛛丝马迹和自杀的理由，到今天，几十年过去了，包括他的家人在内，也说不清他为什么要自杀。
还有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京剧团有位演花脸的演员叫木得魁（化名），他是京剧团的造反派，平时开大会都是他领头喊口号，也许唱花脸的人嗓子都好，声音也高也洪亮。此人极爱表现，越是在军代表和工宣队的面前他跳得越欢，有一次开大会，他又带头喊口号，居然把共产党万岁，喊成了国民党万岁，顿时全场愕然。就这一句口号，使他从造反派变成了"牛儿"，当晚也被送进了牛棚，我们对此人不屑一顾，心里都说活该，你不是跳跶嘛，这回看你怎么跳，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是一种口误，在牛棚里被关押了一段时间，军代表打算把他释放出去，找他谈了一次话，结果这个倒霉蛋在谈话当中又把话说错了，他本想说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结果他又说成了感谢国民党感谢毛主席，军代表一听气得鼻子都歪了，结果又把他送回牛棚，后来大伙提到这件事，无不捧腹大笑，若干年后，落实了政策，我还曾经问过他："老木，你是咋搞的？怎么总把话说反了？"他不好意思地挠挠脑袋，回答说："谁知道怎么回事？倒霉呗！"
除了上述的事情之外，我后来才知道，受罪的不光是牛棚这些被关的人，那些造反派也没闲着，天天集中起来学习，由军宣队掌舵，工宣队主持，天天深挖阶级敌人，今天揪出这个，明天揪出那个，没过多久我们牛棚的队伍逐渐扩大，连床位都没有了。比较而言，在财贸干校的日子比工人剧场轻松多了，我们除了每日交代余罪之外，就去农场劳动。是收获白菜的季节了，我们就去农村砍白菜，该收土豆的时候我们就到农村起土豆，时间久了，好像造反派对我们的管束也比较放松了一些，"牛儿"与"牛儿"之间也敢偷着交谈了。
有一天，我们从农场回来，吃完晚饭，回到牛棚休息，毛科星跟我关在同一间屋里，我们俩睡觉还挨着，他怕造反派发现，把被子盖在头上捅捅我说："老单，今儿个我听见一个消息。"我忙问："什么消息？"他很低沉地对我说："他们要把你送进监狱。"我一听这话，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忙问他："你是听谁说的？"他说："听看守我们的造反派说的。"由于不敢多说，话到此停住，顿时我睡意全消，我知道毛科星不是个说谎的人，在这个节骨眼儿他告诉我的事肯定是事出有因，我更知道，军宣队也好，造反派也好，他们是不会轻易放过我的，听了毛科星的话之后，我就不住地盘算，要让家里知道我的情况，让他们有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以免我真被送进监狱，他们承受不了。
从那天开始，我借写交代材料为名给家里写了封长信，这封信足有七八篇，内容大致是我得到一个消息，可能被送进监狱判处徒刑，你们知道这个信儿后，千万不要惊慌，因为我们住的牛棚，跟监狱也不了多少，进监狱还有个盼头儿，几年就出来了，在牛棚待着，不知要关到何年何月，我又告诉全桂，注意爱护自己的身体，培养两个孩子，要坚强地活下去，等我回去……信写好后，我揣在衬裤的兜里，生怕被造反派发现，每天上厕所我都格外小心，恐怕掉到地上，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等着哪天开大会他们宣布我的罪状把我逮捕，可是左等右等，杳无音信，半个多月过去了，一点迹象也没有。
我问毛科星："也没有动静啊？你是不是听错了？"毛科星晃晃脑袋说："也许我听错了，明明他们提到过你的名字，或许又改变主意了。"其实这件事毛科星并没有骗我，他对我说的也是实话。果然有这么件事，工宣队和造反派一致同意把我送进监狱，已经把我的材料报到市中级法院，要求判处我十五年徒刑，那时候虽然混乱，没有立法，没处讲理，但还是有主持正义的人，法院看完我的材料之后，又原样给驳了回来，说查无实据，此人构不成反革命，不能判处十五年徒刑。造反派不甘心，非要把我送进监狱不可，他们重新又整理材料，第二次又交到法院，要求判处我七年徒刑，结果又被中级法院驳了回来，理由是查无实据，构不成犯罪，不能判处徒刑。
有人会问你在牛棚里怎么会知道得这么详细呢？当时我一点都不知道，这是后来落实政策的时候他们造反派内部发生分裂，有一女孩跳出来揭发他们的内幕，道出了这些真相。这位仗义执言的女孩原是造反派里边专管文案的组长，她的父亲也是说书的，由于她的揭发才使我们的平反提前落实，她现在依然在鞍山工作，在这里我要衷心地感谢她，祝愿她工作顺利。
不久我耳朵发炎了，什么也听不见，急需治疗。因此我向专案组请假，开始时他们不准假，后来一看我耳朵往外淌脓，果然挺严重，这才同意我去医院看病。我清楚地记得那次看病一共是三个人，另两个"牛儿"也有病，我们被两名造反派看押着，来到了铁西区人民医院，这家医院离我家本不远，走路十分钟就可以回家，可现在是近在咫尺却如隔万重山哪！我恨不得一下能飞回到家里，哪怕看家里人一眼也心满意足了，可是没有条件啊，那天医院看病的人特别多，我们挂号是耳鼻喉科，因为人多只好在外面候着。
这时从人群中走出一个女孩，大高个梳着一条辫子，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她是书曲队的年轻女演员叫爱贺春，爱贺春管我叫师哥，学习很努力，也是年轻人当中艺术比较不错的演员，此人极其善良，别看她也是造反队的，从来没动手打过人。在这儿巧遇，我突然有个想法，希望她能跟我家里通个信儿，就说我一切都挺好，叫家里人放心，我利用看守人员没注意的时候，来到爱贺春面前，爱贺春也看见了我，我们双方稍微愣了一下，我小声说："贺春啊，我拜托你一件事。"她说："师兄，有事你说吧。"我对她说："我的情况你都了解，你能不能到我家去一趟，看看你嫂子和两个孩子，告诉他们我一切全好，叫他们放心。"爱贺春点了点头对我说："师兄你放心吧，我一定办到。"
话刚说了一半儿，突然在我身后一阵骚乱，我回头一瞅，就见一伙工人架着一个人往急诊室跑，急诊室就在我身边不远的地方，大家忙围过去看热闹，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凑过去看一看，闹了半天，这伙人都是鞍钢工人，被抬来那个人也是挨整的"牛儿"，也不知道为什么事他触怒了造反派，造反派可劲儿地收拾他，居然有人想出了一种特别的刑罚，就是在他的耳朵眼儿里塞个炮仗，然后点燃，炮仗在耳朵里炸开了，这人当场昏倒，从耳朵里冒出黑紫色的血，他们这才抬着他到医院来就诊，当我知道这个事之后，心里翻了好几个个儿，世上真有狠心人哪！
我是个说书的，当官的升堂问案动刑的事不少，还从来没听说过往耳朵眼儿里插炮仗的，这真是独特的发明。
经过医生检查之后，就听那大夫说："他的伤太重了，恐怕脑子都出了问题，我们这儿治不了，你们去中心医院吧。"因为这件事我们耽误了半个多小时，好不容易轮上我了，大夫让我坐到椅子上，拿镜子照了又照，他问我："你有中耳炎吗？"我说："没有。"他说："为啥肿成这样？里边都化脓了。"我说："被他们打的。"大夫摇摇头，轻轻地叹息了一声，之后就是给我治疗，擦干净脓血，上了消炎药粉，又给我包了一包药，还打了两针消炎针。回去之后，耳朵果然见好，别人大声说话，我也能听清楚了，我等了很长一段时间，送我进监狱的事还是没信，我判断他们肯定是改变主意了，那封给家里写的信始终带在我身上，终究是个祸害，我把它撕碎了，扔在厕所里了。
有一天我的女儿来给我送东西，足有半年没见着了，我发现女儿长大了，她把烟和换洗的衣服交给我，我忙问："你妈怎么样？你小弟怎么样？"当着监督者她又能说些什么呢？只能说："都挺好，你放心吧，我妈让你保重身体，好好交代问题，争取早日回家。"我知道她说的全是假话，只是不便深问而已。
在那段岁月里，我在牛棚遭罪，家里也不好受，我老伴儿也遭过几次批斗，家里先后被抄了三次，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生活非常困难，我的工资早就停发了，每月仅给三十元生活补助费，四口人三十块钱怎么个活法？我最喜欢的凤头自行车以及家中比较值钱的东西全都当卖了。
女儿走后，我心里很不平静，思家之心油然而生，我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登台说书，更不知道还能不能过上安定的生活，这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后来把牙一咬心一横干脆就不想它了。
冬天到了，北风大雪下了一晚，造反派都放假回家了，就剩下我们这一百多个"牛儿"，还有二十几个看守我们的人。那天的任务是扫雪，把我们累得可不轻，财贸干校有个很大的操场，光雪堆就堆了几十个，正在这时候有个叫王振文的看守，突然喊我的名字，我忙跑过去问他什么事，他说你儿子看你来了。说话间我儿子老铁出现在我的眼前，他穿着肥肥大大的破棉袄，脚上还绑着铁滑子，一只手拎着棉帽子，脑袋上腾腾地冒着热气，我忙摸着他的脸说："这么冷的天，你怎么还冒汗？"我儿子说："我是滑着脚滑子来的，才用十几分钟就从家滑到这儿了。"我忙说："路上车多人多，你可千万要当心啊。"他扬起了脸对我说："爸呀！今天是我生日，我妈就给了我两毛钱，你有没有钱给我几个。"我听罢心中好生难过，几句话道出了实情，说明家中的生活相当困难，我赶紧从兜里头摸了半天也摸出两毛钱来，我说："孩子，我也没有钱，你拿着这点儿钱买点糖吃吧，就算爸爸给你过生日了。"其实我儿子也知道我很困难，非常理解地把钱接过去了，他望着雪堆问我："你们扫雪呢？累不累？"我说："不累，你妈怎么样？"他说："我妈前两天病了，吃了点药打完了针现在又见好了，我这次来是背着我妈来的，你可千万别告诉她。"然后他又小声地问我："爸，他们还打你不？"我说："不了，告诉你妈和你姐放心好了。"
看守王振文就站在身边，这是个老实巴交的人，跟别的造反派有点不同，他全当没有听见，也没有阻拦，我怕对他有影响，赶紧催促老铁快走吧，我们还得干活呢，老铁恋恋不舍地看了我几眼，这才打着脚滑子离开了财贸干校。
望着儿子的背影，我心如刀绞，有道是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天下有几个当爹的不爱自己的子女，看看人家的子女一个个笑语欢声，而我的子女受到我的牵连落到如此下场，我有一种深深的自责感，我强忍着悲痛，使劲地扫雪，希望我的思想快些麻木起来，不想这些。
转眼春节到了，造反派大发善心，还让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吃了一顿饺子，我们一边吃着造反派站在旁边一个劲儿地数落我们："你们都是反革命，如果我说了算，就应该把你们都枪毙了，现在还给你们饺子吃，简直是浪费粮食。"我们的脸皮早就练厚了，类似这种挖苦人的损话，早已司空见惯，你说你的，我吃我的，你越数落我们吃得越多。
好不容易盼到了春暖花开，上级下令我们又开始了大迁徙，从鞍山市转移到营口市管辖的干圩沟去。这次迁徙不同寻常，也不知道哪位出的主意，要学习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做法，徒步行走，从鞍山走到营口去，不但"牛儿"们要走，那些造反派也得去，我们每个人都背上行李，拎上应用的东西，排成大队，跟在革命群众的队伍后面，总共有几百人，浩浩荡荡地离开了财贸干校。
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2018年9月11日），出生于营口市，1954年拜说书演员李庆海为师学习评书，1956年春节首次登台表演，开始说书生涯。24岁时正式独立演出，先后演出评书《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红岩》等，奠定了在书曲界的地位，后因“文化大革命”中断演艺生涯。1978年获得平反，此后相继录制了《七杰小五义》《封神演义》《民国风云》等广播评书和《三侠五义》《白眉大侠》等电视评书。1993年被评为“深受人民喜爱的评书表演艺术家”，2004年被北京曲艺家协会特聘为名誉主席，2007年1月宣布收山。2012年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华鼎奖中国曲艺演员公众形象调查第一名。2018年9月11日，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病逝，享年84岁。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