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讲家文稿：【2025北京文化论坛】数字赋能文化传承与创新

摘要：数字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重塑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路径。本文系统阐述了数字赋能文化传承的时代意义、新命题、前沿探索、挑战与对策，深度剖析了在技术驱动下文化传承从“独守”到“共创”的方式变革，并直面数字化进程中出现的挑战。文章立足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为推动中华

编者按：数字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重塑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路径。本文系统阐述了数字赋能文化传承的时代意义、新命题、前沿探索、挑战与对策，深度剖析了在技术驱动下文化传承从“独守”到“共创”的方式变革，并直面数字化进程中出现的挑战。文章立足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并对理解和推进文化数字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高度重视文化传承发展、赓续中华文脉等重大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建设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事业，多次深入实地考察文化设施和文化场馆。2022年7月，中国国家版本馆正式落成。建设中国国家版本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批准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是集中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反映当代文化发展成果的创造性举措。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陕西省宝鸡市，考察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了解当地加强文物保护利用等情况。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黎平县肇兴侗寨，观看侗族大歌表演，察看村寨风貌和侗族文化展示中心，深入侗乡织、染、绣特色产业基地。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洛阳市考察龙门石窟，了解当地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情况。

一、数字赋能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时代意义

（一）坚定数字时代下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深厚内蕴和内在支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限于经济的飞速发展与科技的迅猛进步，更应体现为文化的繁荣昌盛。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明瑰宝。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到，一个民族所独有的文化是其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实根基。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的传播速度日益加快，传播范围呈现指数级增长。外来文化的强势输入对本土文化构成显著冲击。文化传播呈现浅层化、碎片化趋势，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全面认知，也对本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构建带来挑战。

进入新时代，我们必须积极顺应数字技术的发展潮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手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跨越时空界限，更广泛地融入现代生活。我们要致力于让文化以多样化形式，借助技术进步全方位融入日常生活。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更加便捷地体验和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从而更有效地巩固文化自信的根基，为民族复兴汇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第一，文化的发展是为了人民。数字技术是推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内涵形式实现质的飞跃的有力工具。当前，国际社会普遍运用数字技术推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提质升级。随着人民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我们要借助数字技术，提升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质量与传播力，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第二，文化的发展依靠人民。人民是文化创造的真正主体。回顾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辉煌历史，正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铸就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我们要借助数字技术的力量，进一步拓宽文化传承的主体范围，确保每一位公民都能成为文化传承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从而凝聚起全社会文化发展的磅礴力量。

第三，文化发展的红利为人民共享。数字技术的赋能，正不断扩大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覆盖范围，使文化资源突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实现更大范围的共享。由此，文化的养分得以直达基层末梢，让文化发展的红利真正惠及全社会每一个角落。

二、数字赋能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深度挖掘

（一）数字时代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体实现拓展和转变

1.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体实现了扩容

以前，文化传承主要依赖于师徒相授的封闭体系以及学术机构的专业研究，尤其是对于需要口口相传的非遗技艺来说，其传承往往局限于一个封闭的体系内，仅由有限的人群进行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然而，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文化传承与创新已经迈入了全民参与的新阶段。这一改变，为数字时代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了庞大的主体基础。

2.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体扩容为文化发展带来三种变革

第一，传播维度实现指数级拓展。以前，许多小众技艺等非遗项目，往往需要人们亲临当地，亲眼看见手工艺人的现场制作才能得以了解。而如今，借助这一指数级拓展的传播态势，这些小众技艺得以突破地域阻隔，让更多人在更短时间内，以更直观的方式感知和了解。

第二，创新形式呈现多元涌现。以一个实例来说，一位博主，自行投入资金复刻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具与金杖。他多次前往博物馆观摩学习，同时通过网络自学相关制作技艺，最终成功完成复刻。相关视频上线后迅速引发关注，这些视频不仅受到各大博物馆的认可，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更是对其动手能力和求知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当下年轻群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独特的解构与重构视角，而数字技术则为他们践行这一视角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三，传承效能实现量化提升。数字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发挥重要作用。比如，“数字故宫”与“数字敦煌”项目，利用数字技术提升了公众接触文化遗产的便利性，同时能有效保护文物数据，从而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提供支持。

元代名画《富春山居图》是一幅精美的艺术作品，但画作已因焚烧受损断裂为两截，中间部分被烧毁且无法复原。随着人工智能生成技术的发展，百度研发的大模型通过系统学习中华传统山水画技艺及《富春山居图》本身，运用习得的传统技法对画作进行了复原。尽管原作全貌已无从考证，但人工智能生成技术为突破物理损耗与时空限制，回溯、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无限可能。

3.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体扩容使主体间的协作模式发生重构

传承与创新主体的扩容打破了原来单一或少数主体主导的格局，促使不同类型、不同领域的主体形成新的协作关系与互动模式，实现协作模式的重新构建。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联合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发起的非遗直播项目，通过线上社群协作实现非遗技艺规模化传播。此活动中，馆、校、地三方联动，整合高校、博物馆与地方政府资源，组建起由非遗大师、新生代传承人构成的“七彩四点半”志愿服务团队，开发出南京云锦制作、南京剪纸等系列课程，并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直播。截至2022年，相关直播及云课程已为2万余人次乡村小学生提供609课时教学，培养1800人次志愿者，有效调动起线上线下传承主体的积极性，推动传承在不同地区实现线上线下协同的分布式发展。

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汉服产业也在社群的协作支撑下形成了从设计到消费的完整产业链。在设计环节中，汉服爱好者已成为重要的主体。他们在社群中积极分享汉服版型改良建议，设计师吸纳这些建议对款式进行优化，再由供应链企业批量生产，由此构建起专业设计者与用户自发参与者协同合作的设计生态。在传播与发展过程中，短视频传播矩阵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汉服爱好者自发成为推广者，众多企业也邀约汉服达人担任品牌推广者或代言人。可见，用户、消费者等大众已成为汉服产业推广与发展的重要主体。

4.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体扩容引发新的博弈

算法的局限导致文化传承出现“信息茧房”、文化窄化。在当前的信息传播机制下，个体用户频繁点击特定内容，算法系统便倾向于持续推送相似信息，并减少其他类型内容的推荐。这种现象导致用户的文化视野受到局限，使人们陷入“信息茧房”之中，进而影响文化传承的广度，使其面临窄化风险。另外，网络平台上的信息鱼龙混杂，很多夹杂错误信息的非专业创作内容的出现，给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带来一定挑战。

数字时代，推进文化传承与创新，既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也要充分发挥专业机构的锚定作用。专业机构需向公众提供准确的文化信息，深入研究和制定数字传承的标准，并积极掌握运用数字时代的工具、方法和逻辑，让公众能更加便捷地接触到准确且深刻的文化信息。

对于文化传承“变”与“不变”的问题，在数字时代，从“匠人独守”，到“万众共创”，数字技术正在重写文化传承的基因密码。然而，技术的革新并不意味着对内容的颠覆，而是通过主体的拓展和协作的创新，变革传承的方式和手段，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天地。

（二）数字时代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载体实现数字化转型

1.文物资源的数字化

以“数字故宫”建设为例，故宫内珍藏着数以百万计的珍贵文物，其中大部分文物因环境因素而难以公开展示。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人们可以通过手机或互联网进入那些未对公众开放的区域，放大观赏文物的细节，获得仿佛亲临其境的体验。文物资源的数字化不仅确保了文物的安全，还为公众提供了更加详细的文物信息，有效促进了文化的传承。

敦煌研究院运用高精度摄影和多光谱采集技术，对莫高窟壁画进行毫米级的精细扫描，建立数字档案库，通过人工智能算法模拟壁画的老化过程，提前预判病害风险，实现了预防性保护。此外，敦煌研究院启动了“数字敦煌”项目，将30个洞窟的全景漫游搬上云端，让敦煌文化跨越戈壁沙漠，走向世界。“数字敦煌”网站每年吸引超过千万人次的线上访问，覆盖了专业学者、爱好者以及海内外游客等广泛群体，为文化遗产融入大众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充分展现了数字技术在文化传承方面所具有的革命性意义。

2.展陈的数字化

以2025年7月推出的“探弥·云冈：超沉浸数字光影+XR大空间展览”为例，该展览分为数字光影展和大空间展两个部分。数字光影展使用数字建模、感应交互、全域空间投影等先进技术，与灯光矩阵交互、LED光影互动相结合，使云冈石窟等文化遗产能够以动态形式展现于公众面前。大空间展的设置，让参观者能够与文化遗产进行体感互动，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文化遗产沉浸式体验的感受。

3.数字载体的存续具有挑战性

第一，数字载体存储介质的使用寿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光盘的实际使用寿命可能仅为5至10年，而硬盘则为3至5年。

第二，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储存往往采用特定的格式，随着技术进步和读取设备的迭代，这些格式面临着过时的风险。

第三，数字资源的持续迭代是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动力，迭代过程则需要高额的成本。众多中小型博物馆及文化机构，陷入了“建得起却养不起”的困境。所以，实现一种优化的、可持续的投入机制，有利于缓解中小型机构在技术迭代方面的经济压力。

第四，在当前网络时代背景下，我们要高度重视文物资源数据的安全性。一旦黑客系统入侵，数字文物资源的原始数据恐会遭到篡改，引发文物资源不可逆转的破坏性损失。

第五，我国在格式标准方面呈现出碎片化的局面，各个机构、各个领域所采用数字化的技术标准不相统一。这种技术孤岛现象，导致本应在底层实现互联互通的数字文化资源，演变成了众多孤立的资源孤岛，进而形成了信息壁垒，难以实现互联互通和高效共享利用。

4.文化资源未来面临的重大课题

在技术层面，我们需要考虑如何构建数字存储与适配体系，来实现文物资源的分级分类管理，以及是否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模拟来预演未来格式变化，同时在文物资源格式转换过程中实现自动化处理。

在管理层面，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建立全生命周期的数字资产管理机制，并运用区块链技术生成可追溯的数字指纹，确保文化资源在传播传承过程中的每一次运用、变化、修改都能追溯，从而有效保护文化资源，形成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

在国际层面，我们需要避免孤岛现象，使国内文化资源与国际社会共建共享。我们应构建与国际相协同的规范和标准，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海外传播。2024年，由故宫博物院牵头的国际标准化组织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该委员会秘书处设于故宫博物院，吸引全球30多个国家共同参与，致力于研究制定文化遗产数字保护技术的国际标准，并为全球应用作出努力。

（三）数字时代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方式更加多样

1.运用数字技术探索文化传承与创新

以“中国戏曲数字焕新行动”为例，该活动在国家文旅部指导下，由文旅部艺术发展中心和腾讯共同发起，将知名戏曲唱段、曲目作品、专业动作手势等进行数字化转化。用AI影像修复技术转录和修复多剧种经典作品，使其更好保存和传播；运用6DoF技术录制京剧程式并进行数字化转化，观众可任意角度观看，为戏曲教学和研究提供细节，破解传承、教学困境。同时，开发AI美照、AI换脸、AI戏曲编曲等玩法，以娱乐方式将戏曲元素融入生活，激发年轻人兴趣。这是运用数字技术探索文化传承创新的良好案例。

2.文化传承与创新向市场端、用户端延伸

以文化内容为载体吸引流量，进而直播带货的模式，已成为广为人知的创新路径。以景德镇陶瓷直播为例，这一传统工艺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已经形成一种典型现象。景德镇的陶瓷直播商户数量已逾千家，他们每天活跃于各类短视频平台，进行直播展示，这不仅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也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3.知识分享+“种草消费”模式

在数字化文化传承领域，一种颇具特色的模式正日益凸显，即知识分享与“种草消费”模式的有机结合。以抖音电商“文创年货节”为例。2025年春节是首个“非遗版”春节。为响应这一广泛关注的话题，抖音精心策划并成功举办了“文创年货节”活动。该活动以春节主题为核心，为电商销售文创产品开辟了新的渠道。该活动发起“博物馆里买年货”话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在销售博物馆年货的过程中，直播间通过知识分享的方式引入，有效地向观众传递了知识信息，产生情感链接，进而通过种草经济的形式引导消费者形成购买意愿，最终实现从“种草”到“拔草”的完整消费过程。

4.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方式带来数字化挑战

第一，流量狂欢下的文化失重。短视频和直播带货的兴起，虽然为商品销售提供了便捷渠道，但对非遗技艺的传承却可能产生消极作用。非遗的魅力在于其背后蕴含的“时间美学”——匠人通过沉浸式创作，历经多道工序，最终呈现精美作品。然而，在追求快速响应和视觉冲击的流量时代，这种深刻的文化内涵容易被简化为表面的视觉符号或奇观。观众难以真正领会非遗技艺背后的文化底蕴，从而导致非遗的传承可能流于形式，背离了数字化技术助力文化创新的初衷。

第二，流量算法加剧马太效应。当前的流量分配机制不仅为用户制造了“信息茧房”，还对非遗传播者产生了深远影响。算法偏好导致资源向头部内容集中，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而真正需要关注的非遗技艺却可能因流量不足被边缘化。这种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使得小众非遗项目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被挤压，不利于文化的多元传承。

第三，伪非遗泛滥冲击行业生态。部分直播间打着“非遗产品”的旗号，以粗制滥造的原料和简陋工艺批量生产低价商品，严重损害了非遗的品牌价值。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不仅挤压了手工匠人的生存空间，还让非遗背后的工匠精神在低价竞争中逐渐褪色。长此以往，非遗技艺的文化内涵和市场信誉将面临严峻挑战。

（四）数字时代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生态实现重塑和重构

1.数字技术对文化供给的影响

当前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有四类技术在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第一，大数据技术实现精准洞察基础上的文化供给优化。大数据技术深度挖掘用户行为数据、文化消费趋势等海量信息，为文化生产者提供精准市场画像，让文化内容创作从经验判断转向数据驱动。以腾讯音乐开发的一站式音乐制作服务平台——启明星音乐助手为例，该平台利用其预测模型，基于腾讯音乐的音乐和用户数据，在音乐制作的关键节点为创作者提供决策支持，评估创作者作品的潜力，帮助内容需求方快速找到目标，实现供需双方的精准匹配。匹配完成后，还为用户提供版权流转的全流程服务及区块链版权保护服务。

第二，人工智能技术为文化供给端注入智能化活力，实现创作与传承的智能化升级。在文化创作方面，随着人工智能生成工具迭代发展，我们只需输入想法、需求，在大模型之间进行跳转，就能快速完成创作，例如文生图、文生音乐、文生视频等，为文化创作提供便利。

在文化传承方面，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深度学习，能够精准掌握文物的特征，并对破损的文物进行智能化修复与补全。该技术还能够学习传统碑拓技艺、古汉语的书写和运用习惯，实现精准识别和转录，从而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供有力技术支撑，确保文化遗产得以妥善保存与延续。

第三，云计算技术凭借强大算力和存储能力，为文化产业搭建灵活高效的云端底座，打破文化资源地域和载体限制，实现文化资源高效整合与共享。我国文化资源分散于各地博物馆、文化馆、非遗场所及民间爱好者家中，需借助云计算让这些资源在云端互动、共享与利用。

例如，浙江美术馆主导建设的全国首个全域闭环美术典藏资源数字化服务全平台“藏品云”，以“典藏大脑”数字资源共享平台为核心，结合“数字驾驶舱”监测系统和“悦藏”小程序公共服务平台，实现4万余件（组）藏品从库房到云端的多层级共享。2024年，“藏品云”项目入选文化和旅游数字化创新示范“十佳案例”和“优秀案例”。截至2025年，该平台已覆盖浙江、陕西、新疆等8省的46家美术馆。

第四，虚拟现实技术重构文化供给的体验维度。以往文化供给的体验维度较为单一，主要局限于观看、品尝、触摸等感官体验，而虚拟现实技术能构建和呈现沉浸式文化场景，打造高度逼真的虚拟场景，将静态文化内容转化为可感知、可互动的沉浸式体验。2025年，广东工业大学师生团队在粤港澳大湾区春节晚会和中国非遗春节联欢晚会上，运用AI技术打造数字舞台。在粤港澳大湾区春节晚会的《推开未来之门》节目中，团队运用AI技术复原骑楼街区，让观众仿佛置身老街老巷；在中国非遗春节联欢晚会的《一身正气》节目中，团队借助AIGC生成手段，将潮汕祠堂民居及建筑纹样搬上舞台，让观众更好地体验潮汕英歌的艺术底蕴。

2.需求端对文化供给的影响

第一，“悦己”需求。人们越来越追求能够触动内心情感、符合个人精神追求的文化内容，倾向于选择能够彰显个人品位、带来愉悦感的文化产品。这实际上体现了对情感共鸣和自我表达深度满足的追求。在文创产品消费领域，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表示，他们之所以购买某个产品，是因为产品与他们产生了独特的情感链接，或者产品背后的情感内涵与他们的价值观和精神追求相契合。因此，未来在满足数字时代文化需求时，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方向是情感链接。

第二，休闲需求。快节奏生活中，人们对碎片化时间的休闲需求显著上升，更愿意选择轻松、轻量的文化内容。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的数据显示，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10.40亿，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达到156分钟。短视频应用已成为我国居民互联网应用的首选。短视频之所以受到热捧，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在碎片化场景下的轻松体验需求。

此外，碎片化传播并非仅限于娱乐内容，许多知识科普类话题也通过短视频平台广泛传播。这些短视频以简洁有趣的方式，向更广泛的受众传播文化知识，满足了用户在碎片化时间里既需要获得乐趣放松，又能够获取知识丰富自我的双重需求。

第三，体验需求。消费者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文化信息，而是渴望深度参与其中，通过沉浸式的感官体验和情感共鸣获得独特感受。例如，互动式戏剧、沉浸式展览等文化体验形式受到广泛欢迎。以沉浸式戏剧《不眠之夜》为例，自2016年上映以来，该项目总收入已超过5.6亿元，八年驻演上座率仍保持在90%以上，吸引大量年轻观众群体。此外，剧本杀、密室逃脱、沉浸式空间等体验形式也满足了消费者对体验需求的追求。

第四，参与需求。大众在文化体验过程中要求积极参与到文化的创作、传播与演变中，希望在文化体验中亲自参与创作，发出自己的声音，体现个人价值。每个人都在从文化的接收者向体验者、创造者转变。例如，在“画游千里江山——故宫沉浸艺术展”中，观众可通过肢体移动触发画面色彩变化，实现二次创作，成为展览共创者。

第五，松弛感需求。在现代生活中，人们追寻松弛感，倾向与烟火气生活场景相连，通过融入传统生活智慧的轻量文化体验来舒缓工作压力，让文化传承在日常疗愈中自然发生。在短视频或图文作品中，对简单生活的描绘往往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比如，观看工匠制作手工艺品的直播，已成为许多人夜晚的消遣方式。

3.数字时代文化传承生态发生新的变化

从技术层面审视，技术不断赋能革新，供需两侧均受影响。供给侧，大数据精准供给，人工智能激发创作活力，云计算打破资源壁垒，虚拟现实构建沉浸式场景；需求侧，借助技术工具放大需求表达，找到公众自己所感兴趣的文化内容。因此，技术成为供需双方连接的纽带。

从需求层面审视，数字时代的需求呈现多元化的绽放。在需求端，悦己、休闲等诉求不断升级，个性化定制和细分审美成为数字时代文化创作、传承和发展的主流方式；在供给端，我们需借助技术响应需求，利用AI技术降低创作门槛，使每个人都能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创作者，成为文化的表达者。

从社会层面审视，在技术和需求的共同驱动下，文化生态呈现出共生共荣的景象，实现了文化资源的普惠共享。人民积极参与文化创作，文化成为凝聚社会共识、传承文明基因的重要载体。在供需互动中，我们实现了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创新。

三、数字赋能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前沿探索

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文化数字化生产力快速发展，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优秀创新成果享誉海内外。”

在基础设施方面，《意见》指出，依托现有有线电视网络设施、广电5G网络和互联互通平台，形成国家文化专网。

在治理和标准方面，《意见》要求，在数据采集加工、交易分发、传输存储及数据治理等环节，制定文化数据安全标准，强化中华文化数据库数据入库标准，构建完善的文化数据安全监管体系，完善文化资源数据和文化数字内容的产权保护措施。

未来，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前沿探索将会在以下四个方面进一步展开。

在新基建方面，更注重文化资源深度数字化的发展。也就是说，文化资源虽然分布在不同物理空间和地理区域，但已实现数字全面联通和逻辑关联。在此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全面采集文物、古籍、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信息，还要构建一个覆盖文化资源全生命周期的动态标注体系。我们致力于构建一个多民族、多朝代、多类型文化资源的知识图谱，深度关联文物、人物、事件、技艺等多元文化要素，实现文化资源的一点触达、全域联动、智能检索的体验，从而真正实现中华文化的全景展示。

在新创作方面，AIGC工具的运用，能够显著提升创作效率，增强工作效能。人工智能生成技术工具，未来有望实现规模化部署，在音乐、文学、影视、视觉艺术传达等各个领域得到全方位的应用。对商家而言，AI驱动的精准分析工具、产品估值系统，以及市场趋势的预测和判断，将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参考。这些工具和系统也将为文化创作者提供重要的方向和依据。此外，人工智能技术极大地降低了创作的门槛，使得消费者成为文化叙事的重要参与者。这对于推动我国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将产生积极影响。

在新场景方面，文化体验空间的拓展将进一步深化。未来，线下文化空间将迎来智能化升级的新阶段，文物的动态复活与交互解读将更加精准。随着文旅融合的不断深入，诸多文旅融合体验场景正蓬勃兴起。当前，我们着力推广沉浸式参与模式；展望未来，全感官沉浸体验及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文化体验新生态有望全面形成。

在治理方面，随着新场景、新技术、新体验的不断涌现，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升文化效能。一是加快建设以技术标准为引领、合规保障为支撑、数据安全为底线的数字文化治理体系，形成覆盖文化数据全生命周期的标准体系。二是随着文化产品出海快速增长，尽快建设文化IP跨境交易服务平台，保障数字文化产品国内外调用、使用和交易，满足文化交易及出海需求。三是推行文化数据分级分类管理，确保文化数据存储分发环节安全，尤其要保护好核心文化资源安全。四是加强舆情监测及智能预测分析，运用数字工具加强对文化相关传播的监测和预测，避免文化失真、窄化及错误知识传播，确保文化安全。

四、数字赋能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挑战、对策

（一）数字赋能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挑战

在通过数字化手段赋能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过程中，主要面临着以下三大挑战。

第一，技术应用的不平衡。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应用呈现显著不平衡态势，优质文化资源难以通过数字渠道在全国高效流动。地域上，东部地区凭借经济和技术优势，文化数字化程度高，数字博物馆、线上文化平台建设成熟，应用数字技术的文化体验场景随处可见；而西部地区受经济和人才限制，文化数字化进程滞后。机构上，大机构和小机构间数字技术应用也不平衡，基层和中小型文化单位面临资金短缺、设备陈旧、人才匮乏等问题，难以有效应用数字技术开展文化传承与创新工作，即便开展也难以进行长期维护、管理和升级迭代。

第二，文化内容质量的良莠不齐。部分数字文化产品存在同质化现象，严重影响文化传承与创新质量。部分企业为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忽视文化内涵，生产大量抄袭模仿、内容低俗的数字文化产品。这些产品不仅无法有效表达和正确传承文化，还会误导公众，对文化传承和发展造成严重破坏。

第三，文化数据的安全性。随着文物古籍等文化资源数字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众多文化资源和成果正逐步转化为数字化形态，实现云端上线。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要确保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在数字化后能够得到妥善保护，防止遭受篡改和非法盗用。

（二）数字赋能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对策

面对上述挑战，未来应当从六个方面着手进一步加强和深化我们的工作。

第一，建设技术共享的平台。搭建国家级的文化资源云平台，整合各类数字资源，为我国更多地区的中小型文化机构提供相应技术支持。

第二，规范文化内容的开发。制定文化数字化产品的分级标准，明确开发的规范，运用区块链技术建立数字文化资产的“身份证”，从而实现我国文化数字传播全流程的可溯源。

第三，确保文化资源数据安全。明确数据的采集、存储、传播的安全规范，严肃查处违规使用行为，从而确保知识产权不受侵犯。

第四，加强文化和科技领域的产学研合作。引导社会资本进一步投入文化科技融合项目中，建设新型文化空间，通过交互叙事、多模态感知技术增强公众的文化认同感。

第五，大力培养交叉人才。推动高校开设数字人文学科，包括文化遗产数字化等交叉学科，联合文化机构和企业开展人才的联合培养，建设专业的人才库，做好人才资源的储备和支持。

第六，强化社会参与。鼓励公众参与内容的创作，形成内容共创生态。我们要积极吸纳公众意见，不断优化数字文化产品的供给。此外，应进一步将文化数字化的实践内容融入中小学课程体系，为应对数字时代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挑战，培育坚实的后备力量。

报告人 | 黄琳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创新发展战略研究所书记、副所长

责编 | 王子春（实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