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文明自新石器时期的创世之初，因为惧怕超大体型猛兽的袭击和在极其险恶的生存环境中求生存的实际需要，往往成群结队抱团取暖，如此形成了中华文明极具特色的生活方式——群居。

中华文明自新石器时期的创世之初，因为惧怕超大体型猛兽的袭击和在极其险恶的生存环境中求生存的实际需要，往往成群结队抱团取暖，如此形成了中华文明极具特色的生活方式——群居。

《吕氏春秋》曾强化了这种生存方式，并且将其升华为唯一的生存法则——个体力量根本无法生存，结成团体则可以“服蛟虫，制禽兽”，于是，团体逐渐演化成了体制，管理体制的君主和君主原则也就应运而生。

当然这还没有完，因为中华老祖宗群居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自保和生存，每一个体制人员都能有饭吃、有衣穿，故而不论是体制本身，还是体制的最高统治者——君主，都必须有着养育万民的职责。如此导致君主转变成了父母（君父）。

至此，中华文明完成了其群居式形态的终极演化：以家代国，以父为“德”，故而每一任君主上台如若不做与“民”相关的事儿，那就是昏庸无道的暴君；反之，即便为民办事仅是停留在口号层面，也会被儒家子弟们歌功颂德、到处宣传。

1. 拯救天下苍生，中华老祖宗的远大目标

（1） 朱元璋看到苏州还在张士诚手下，顿时有了解救苏州百姓的使命感

但是让中华老祖宗始料未及的是：国是国，家是家，量变将会引起质变，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家与国最根本的区别是：家可以不平等，可以很另类，但国必须贯彻平等制度，而且要通过法制将其扳回正常轨道。

但是被猛兽吓怕了的中华老祖宗坚持认为强有力的君父是蝼蚁小民生存的基础，为此在不断强化君权的同时，也助长了君主的霸道作风：真把自己当成了说一不二的家长，当真以为百姓都是自己赐予的生命，以俯视姿态恫吓教育。

典型的如朱元璋，曾经的他吃不饱饭，当过放牛娃，讨饭讨了一年。等到他饿不下去从军之后，他的军事才能凸显，逐渐成长为一代新星大将军。这个时候，他的心态变了，觉得自己就是万民的父亲。看到苏州还处在张士诚手中，顿时有了使命感：

“苏州百姓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去解救。”

实际情况是张士诚很有经济头脑，苏州在他治理下百姓丰衣足食、好不快活。等到朱元璋将苏州“解放”之后，苏州破败不堪，百姓忍饥挨饿。这一景象曾让帮助朱元璋的刘伯温怀疑起了人生。

（2）唐代诗人李绅：《悯农》

当百姓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成为了文化界共识之后，但凡读过几本书、胸中有点墨的潦倒读书人也都会以此为己任，哼出几句“思百姓苦”的句子。

唐代诗人李绅曾写下了著名的为天下苍生计的诗句：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短短前两句诗句，就将一个农民顶着烈日种粮耕种的艰辛场景写了下来。诗句后两句，说给世人听：每一盘洁白的米饭，每一粒都是农民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

诗句一经发表，举世皆惊，深以为然。即便是科技发达的今天，读来依旧感同身受。

2. 为何中华老祖宗“一无所有”时，拯救天下苍生的使命感最强？

（1） 屈原被驱逐，衣衫褴褛，天天想着“哀民生之多艰”

但是如果仔细推敲一番便会发现：大部分中华老祖宗拯救天下苍生的使命感，是在自己穷困潦倒、一无所有时候迸发的，等到其考取功名、荣登大宝之时，往往将这份使命感忘得一干二净。

如著名诗人屈原，在担任楚国左徒、三闾大夫期间，一直忙于“美政”，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此时的他没时间思考民间疾苦的事儿。

而当其备受排挤，被贬到汨罗江湖畔，衣衫褴褛、心情忧郁之时，对拯救百姓的使命感便油然而生了。在他著名的《离骚》中写下了：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不过从屈原投江的动因来看，屈原虽然在一无所有时高唱“民不聊生”的现状，但其关注点还在国君那边。当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都城郢之时，屈原终于坐不住了，投到了汨罗江当中以身殉国。

那么问题来了，被贬多年看了这么多百姓疾苦的事儿，也看到了当政者无所作为导致百姓生活越来越惨，为何就没能一头扎进汨罗江以身殉民呢？

（2） 李绅一无所有时拼命悯农，做上高官之后，就开始剥削农民

李绅写《悯农》时，正处于家境贫寒之时。六岁丧父，全靠母亲含辛茹苦将他养育成人。幼年的生活艰辛让其目睹了世间百姓的疾苦，也让其生出了拯救天下苍生的使命感。

李绅虽然感情真挚地写下了《悯农》并成功获得了大家的共鸣，从而帮助他从群星璀璨的唐朝文人圈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文化名人，也助其官员亨通，从而官至宰相，可谓人生赢家。

正所谓“男人有钱就变坏”，但在为官之后，李绅就彻底变坏了，不再是那个为百姓发声、想着“粒粒皆辛苦”的大善人了，而是一餐的耗费多达几百贯。他特别喜欢吃鸡舌，每餐一盘，耗费活鸡三百多只，院后宰杀的鸡堆积如山，与他同一时代的众多文人皆对其嗤之以鼻。

3.拯救天下苍生成了中华老祖宗求关注、博眼球的重量级砝码

中华老祖宗之所以在穷困潦倒、一无所有时想起了黎民百姓，进而迸发出了强烈的拯救天下苍生的使命感，而一旦富贵之后便将黎民百姓弃之敝履、忘却脑后，本质上是因为天下苍生不过是他们求取功名、寻求关注的砝码。

前文有所言，群居动物是中华文明的思想内核，虽说后期中华老祖宗将关注的目光聚焦于君主和官僚管人治人的“高超艺术”上，但秦末农民起义的强大力量还是让这些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为之胆寒，于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便不得不成为中华老祖宗关注的事儿。

作为穷困潦倒、却又心怀人上人之梦想的读书人，为了引起统治者注意、考取功名利禄，最好的办法自然是打出“民”牌，将自己标榜成“为天下苍生计”的救世主，这一方面对上了统治者的胃口，也让黎民百姓信以为真，从而给予口碑，帮其抟扶摇直上。

来源：历史中的科学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