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人说回家，这事儿听着简单，做起来却像逆风翻山。有人拦你，有人劝你，还有人把门锁上说：你最好就别动。可偏偏，钱学森这人，心里认准了的路，哪怕前面是雾，是海，是枪口，也要走到底。
风从海上来，又吹回黄土地：钱学森的回家之路
“钱，中国没有航空科技，一点都没有。一个杰出的航空科学家回到农耕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在我的国家，我做什么都行。如果我想，我可以去种苹果。”
这是电影《钱学森》中，钱学森即将离开美国时，他与来劝他留在美国的代表之间的对话。
一个人说回家，这事儿听着简单，做起来却像逆风翻山。有人拦你，有人劝你，还有人把门锁上说：你最好就别动。可偏偏，钱学森这人，心里认准了的路，哪怕前面是雾，是海，是枪口，也要走到底。
顺着时间说起吧。年轻时候的钱学森，是清华校园里走路带风的那类学生——眼睛里亮光多，脑子转得快。按那会儿的规矩，公费出国前要先在国内磨一年，熟悉情况、定方向。他去了实验室，遇上两位老师，都是早年学航空的行家，姓王，讲起天上的事来像说家常：飞机怎么喘气，空气怎么绕弯。他听着听着，心里那根弦就被拨动了——人总是要找一个愿意做一辈子的事，这下，他找着了。
1935年，他提着箱子横跨大洋，去了麻省理工。书真不是白读的，师兄师弟都知道有个瘦高个子，白天在实验室泡着，晚上还要翻资料，像海绵一样，见水就吸。一年不到，拿到硕士，他却没停脚。又转战西海岸，进了加州理工，拜在冯·卡门门下。那位大科学家看学生不是看嘴皮子，是看他怎么问问题、敢不敢拆开看。钱学森正好这股劲儿。两人一来一回，常常从黑讲到天明。很短的时间，学位拿了，论文出了，脑子里的齿轮越转越稳。
说句闲话——在加州那几年，他和几位伙伴在山沟里折腾火箭，干的活后来叫喷气推进实验室。那时的美国，正往天上用力，有钱有设备，人才也多。像钱学森这样的，被当成明日之星不夸张，邀请函像雪片一样飞来，连“终身”这两个字都有人提了。
而另一边，是他的私生活。一次短暂回国，他去看望家人，也见到从小熟识的蒋英。她是台上唱到人心里的女高音，他是台下写满公式的理工男。两人凑在一处，竟一点也不拧巴。婚礼不铺张，日子却热乎。他带着新婚妻子再赴美国，后来儿女也出生在那边。表面看，风顺水暖，该有的都有了。
可耳边忽然传来另一种声音。1949年的秋天，电台里播出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那一刻，他愣住了。我们常说，人的根在土里。钱学森在美国再辉煌，心里那团火是朝着东方烧的。于是他开始打点回程，给朋友辞行，甚至把一些资料和手稿收拾好。但麻烦也从这天起，一件件像钩子似的挂上来。
美国人不是不懂分量。他们知道这个人脑子里的东西值多大价。有官员说，这人顶得上多少个部队；也有人放狠话，说要走，先别想活着走。很快，门锁上了——不是比喻。某天他被带走，关到一处与世隔绝的小岛。灯光刺眼，夜里每隔几分钟就有人来查。他不被允许带书，不能写信，喉咙因为紧张与疲惫几乎发不出声。半个多月后妻子拿着高额保释金把他接出门，门一开，她人还没过去，眼泪先过去了——面前这个人，瘦了一圈，眼眶塌着，说话都费劲。
接下来的几年，他们一家被“圈”在美国，住处、行程、通话都有人盯着。按时去移民局报到，按时签名字，按时被拒绝申请。他们给朋友写信要绕弯，和国内联系要找缝。日子不算穷，但闷，心更累。可人就是奇怪，越是无路，越要找路。一次偶然，钱学森从印着天安门照片的报纸上，瞧见一个亲人的名字——表叔公陈叔通，已经在新中国担任要职。这像是隔着雾看到灯塔。他写了封信，掺在好几封普通家书里，托人兜兜转转带回去。
信真的到了北京。消息通到最高处，震惊、愤怒、心疼，混在一起。接着是较劲，是一场跨着海洋的拉扯。在一次次谈判里，中国的态度很明白：人要回家。美国那边先是否认，后来又摆出条件——放人可以，用战俘做交换。那些飞行员是昂贵的筹码，几乎用钱能精确换算。但在北京这边，“值不值”的算盘，不是这么打的。很快，门开了一道缝。
临行前，国内托人带来一封短得不能再短的信，不讲家常，只一句话：一路上别下船。你看，这种提醒，不说“危险”二字，已经把危险写满了。他心里一沉，却更坚定了。船票拿到手，东西能舍的全舍，手稿被扣、书籍被留，他耸耸肩——真要紧的，早刻在脑子里了。
那趟海上行程，漫长得像一首没有副歌的歌。孩子在船舱里闹，蒋英会轻轻唱几句安抚，他则背着手在狭窄的甲板上来回踱步，眼睛不往岸上看。每到一处港口，风景像诱饵，他都当没看见。海风灌进来，带着盐分，也带着一种决绝。二十多天后，1955年国庆前后，他们在香港靠岸。走下舷梯的那一刻，他鼻头一酸，胸口的那口气终于吐出来。
接的人里，有位将军叫陈赓。他办了个洗尘宴，席上忍不住问了一句，直白得像军人：“咱们能不能造？”钱学森笑了一下，笑里是倔劲：“怎么就不能？脑子都一样长，咱们只差时间和决心。”这话后来被转给了毛主席和周总理。没多久，一次宴会，主席在席间看到他的名字排在三十多号桌，立刻招呼人把他请到自己身边坐。那一晚，几个人围着一张桌子，谈的不是山珍海味，是天上的路、地上的发射场、未来要走的每一步。轮到专业问题，钱学森像回到实验室，条理清、眼睛亮。临了，他给了个时间表——用不着太久，八年，够了。
后面的故事，粗看像传奇，细看全是苦力活儿。国家刚从烽火里走出来，仓库里不见得能翻出几件像样的设备。要人？有，来自各地的大学生，热血、肯干，但对导弹的了解还停在书上。要零件？有，尺寸差着点，光滑度不够，螺丝拧上就卡。要场地？有，是风沙大的地方，地图上都要放大了找。那几年，谁去过西北试验基地，都知道风吹得人脸疼。钱学森在沙地上画图，拿尺子比划，学生围成一圈，像听一堂别开生面的课。今天讲燃烧明天讲控制，白天做、晚上改。有人说，这活像磨豆腐——不花哨，反复来，讲究一个匀实。
他也会累。深夜回去，灯下一碗面，孩子睡着，妻子给他披上外套。他翻出被扣走前记下的那些公式，靠记忆把缺的补上。有次零件实在达不到要求，他说，慢，别怕慢，先磨到合格，再谈高精。这样挤牙膏似的推进，偏偏就推进了。
时间往后一拨。1960年晚秋，一枚导弹划过天空，地面上一阵欢呼。那是东风一号，名字里带着风，发射场上刮的也正是风。四年后，十月的罗布泊，蘑菇云在天空盛开。这两个瞬间，后来被写进课本。接着，又推上更远的目标——把自己的星送上天。1970年春天，东方红一号在轨道上唱了歌。那声音从太空飘下来，许多人抬头不说话，只是笑。
那些年，国家在世界面前挺直了背。我们不是谁都能压一头的对象了。可如果问起在场的人，他们往往会把功劳摊开来讲：科研院所、兵器厂、基层工人、飞行员、警卫……当然，也少不了那个从海上回来的瘦高男人。他的难得，不只是能写公式、算轨迹，更在于把自己的命运，和这片土地拧在了一处。其实他完全可以留在美国，过光鲜安稳的一生。可他没有。他选了最难的那条，回到几乎从零起步的地方，把脑子里最好的东西，一点点掰给后来的人。
2009年深秋，98岁的老人走了。第二天，北京飘起大雪。有人说，这是天在送行。我想起当年的那张船票、那句“沿途不要下船”的提醒、想起沙漠里的风、夜里挑灯的人影。我们常说，时代造英雄。可有些时候，是人把时代抬起来了一截。
故事说到这儿，不必急着收尾。今天我们抬头看见的每一枚火箭、每一颗星，背后都站着许多看不见的人。钱学森只是其中一个，但他像一颗钉子，钉在原点上，让一代又一代往前跑时有方向。过去的那些苦楚，现在讲起来，像是传奇的桥段。可对他和他的家人而言，那就是生活的每一天。我们以后还会飞得更远吧？也许吧。只要有人还记得，最初那句：“在我的国家，我做什么都行。”就够了。
来源：小南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