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立勃：活在天山脚下

摘要：2018年以来，我几乎每年都有五六个月时间，开着车和妻子一起旅行，领略祖国山河的无限壮美。但不知为什么，只要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我就迫不及待像候鸟一样飞回了天山脚下。在目光与博格达峰碰触的瞬间，心里头激荡起的某种情绪，实在难以用文字准确地形容。我出生在山东荣成

2018年以来，我几乎每年都有五六个月时间，开着车和妻子一起旅行，领略祖国山河的无限壮美。但不知为什么，只要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我就迫不及待像候鸟一样飞回了天山脚下。在目光与博格达峰碰触的瞬间，心里头激荡起的某种情绪，实在难以用文字准确地形容。

我出生在山东荣成一个海草石屋里。在我两岁时，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兵的姨姨回老家探亲，把我们一家人带到了天山脚下的下野地。所以在我最初的记忆里，除了门前的玛纳斯河，就是屋后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了。

1961年，我家搬到了位于独克（独山子与克拉玛依）公路33公里处的农七师的共青团农场（后改名为130团）的生产一队。1963年，我成了连队小学的第一批小学生。课桌是土块垒起来的土台子，背着书包去上学的同时还要带上家里的木板凳。小学四年级时，我偶然从邻居家得到了一本《水浒传》，这本书不但是竖排版式，还全都是繁体字。我居然连蒙带猜地从头到尾读了下来，从此迷上了全是字的书。身边有一个小木箱子，我把看过的小画书和字书装在里边当作了宝贝。

五年级时，我写的一篇作文被语文老师、上海支边青年陶玉生抄到了小黑板上，挂在操场上让全校学生看。受到鼓励的我从此在写作文这件事上，格外用心。陶玉生老师送给我一个厚厚的塑料皮本子，让我坚持天天写日记。大约也是这个缘故，我在一群野小子中有了不同的一点特长。

19岁时，我被分配到了二连，成为新疆百万农工中的一员，穿衣吃饭不用再靠父母。不过，不管白天有多么劳累，入夜以后还是会趴在煤油灯微弱的光亮里读《理想之歌》，写一种类似标语口号的诗。没有想过当作家，只是想让自己的黑夜不再凄冷漫长。

恢复高考那一年，心情激动的我走进考场，却毫无悬念地落了榜。两次名落孙山后，我不再做上大学的梦，只想着有朝一日能成为连队小学的代课老师，并做好了在农场了此一生的打算。不想此时宿舍里住进了一位名叫王式文的室友，他是砖瓦厂年过半百的窑工。他是个上过大学的人，对我格外关心，目光里满是慈悲，知道我放弃了高考后，反复劝说我别错过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说他可以给我补课。没有道理不接受他的好意，我买了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挂在床头。自此以后，每天晚上他都会抽着烟对着地图给我讲历史和地理。

1979年，我以多出录取线28分的成绩考入了新疆师范大学，这件事在我所在的农场引起了轰动。王式文也被调到了场部中学教书，一个人担任了历史、地理、政治三门课的老师。他上课时从不用讲义，空着手站到讲台上就能滔滔不绝。当年，他就让农场考上大学的人数突破了个位数。

从来没有离开过农场的我，来到乌鲁木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火车南站看火车。全市第一家牛肉面馆开张时，我也排长队花二角五分去吃了一碗。五四青年节，团支部在红山顶上搞活动，我们围着篝火又唱又跳。我们还曾上街庆祝中国女排获得世界冠军，一直狂欢到了天亮。

同当时的许多大学生一样，我狂热地爱上了诗歌并一心想成为一个诗人。可教写作课的冉红老师在看了我交上去的作业后，告诉我应该去写小说。她把这篇作业送到了《新疆青年》杂志作为小说发表了。这让我一下子有了小小的名气，还拿到了24元的稿费。我给了宿舍同学5元让他们拿去买了酒喝，剩下的钱全在南门新华书店买了书。其中的《沈从文文集》成了我每天都要读一会儿的书，并且开始琢磨写小说的事。琢磨的结果是在上大学期间发表了好几篇小说，有一篇还被《小说选刊》转载了。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克拉玛依石油管理局，拿着剪贴了发表作品的大本子走进了宣传部。宣传部部长先是让我去报社当记者，后来又把我调回部里当文化干事。作为石油人，我领到了竖条的蓝棉衣和翻毛的大头皮鞋，多次出入采油厂和钻井台采写新闻和通讯。我的稿件因为多了点文学性，被总编多次表扬。那年莫言来到了油城，有幸陪他去了矿史陈列馆和魔鬼城，还请他讲了一堂文学课。

后来，我被调去乌鲁木齐文联办的《天山》文学杂志，当了文学编辑。位于山西巷子的一间28平方米的平房，成了我的家。屋子里不管是做饭还是取暖，都要烧煤，还没有独立的厕所。不过，出门就是二道桥“巴扎”，亲朋好友来了，我就带他们去吃烤羊肉，一毛钱一串真的很便宜。别看居所简陋，倒是文人常聚之地，包括周涛在内的许多文人都在我家吃过火锅、饮过烧酒。

那会儿的邻居是维吾尔族。他家里只要来了客人，吃饭时就会来借桌子和凳子，有时还会借二三十块钱买菜。借了的钱没有不还的，到了过节时，还会送一些很有民族特色的食品来。所以为邻数年，我们从来没有红过脸，没有发生过一点不愉快。在乌鲁木齐工作时，一直都有少数民族的同事。几个关系好的，过春节和古尔邦节时不但相互拜年，还会在一起吃肉喝酒，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和《达坂城的姑娘》。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住进了南湖一期安居小区。再后来，又住进了高层的32楼，凭窗远眺，不但可以看到边城不断扩伸的楼群，还能看到天山之巅处终年都不会消失的积雪。因工作关系，数十年间，我几乎走遍了天山南北的角角落落，包括楼兰废墟和小河墓地。走进疏勒城和伊犁将军府的旧址时，我仿佛听到了耿恭、左宗棠及众多将士的厮杀呐喊，更加明白了护卫脚下这块土地的不易。

不管是在儿时的农场，还是在工作的都市，只要抬头举目，都能看到李白诗中写到的那轮明月。父母在戈壁滩上干到了白发苍苍，军垦二代的儿时伙伴成了农场的顶梁柱。无数次重回生养之地，并非只为了探亲访友。铭刻在骨子里难以忘怀的往事，给了我源源不断的素材和灵感。我把大部分小说故事的发生地都放在下野地，我的文学想象与虚构之树有了枝繁叶茂的沃土。自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白豆》在《当代》发表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后，我至今已经写了20多部新疆题材的长篇小说。

我2003年调入新疆作家协会主持工作，直到十五年后退休。这段与各民族作家一道创造新疆文学辉煌的历程，总让我激动不已。坐在那间15平方米的办公室里，透过窗子可以看到红山上的镇妖塔和明净的天空。每每这时候，我都似乎看到一个瘦弱的少年，从戈壁滩上跑过来。只是不等跑到我的面前，他就由弱小变得强壮，再由强壮变得衰老。好像就在瞬间，一个人就走完了他一辈子的路。

我知道，我能做的事情，就是趁我还没有老到糊涂时，把我想写的东西写出来。前年，养育我长大的130团给我建了个工作室，让我在故乡又有了一个家。而130团同时也是新成立的胡杨河市的一个镇。有意思的是，这个镇的名字在我1981年写的小说中就使用了。小说的名字是《共青镇风情》，130团现在就叫共青镇。亲眼看到自己成长的地方从一片荒原变成了一座城市，没有人不会因此而激动难眠。

面对渐渐远去的往事，我不由得想，如果两岁时没来新疆，如果没有在人生的路途中遇到陶玉生老师、王式文老师、冉红老师以及帮助扶持过我的许多人，自己这一辈子会活成什么样子？也许不可能找到明确的答案，倒是另一种想法在这询问中变得越发坚定而明确。那就是，能活在天山脚下，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