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也是香港宪政地位和时代命运发生重大转变四十年。前二十年，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工作重心之路，决定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就预示着内地和香港的发展将发生深远的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英谈判香港前途，中国决定九七年收回香港，实施一国

文︱柳扶风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也是香港宪政地位和时代命运发生重大转变四十年。前二十年，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工作重心之路，决定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就预示着内地和香港的发展将发生深远的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英谈判香港前途，中国决定九七年收回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香港的宪政地位翻到历史新一页，香港的管治进入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中央授权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她第一次听到“联合声明”三个字，是在电台的午间新闻里。她夹着记者证，从茶餐厅的塑料帘底下钻出来，奶茶没喝完，饼也凉了。那一刻她想的不是大词儿，而是妈在深水埗的老唐楼能不能再住十年，房东会不会涨租。

这姑娘叫阿敏，跑新闻，跑了半辈子。八十年代初她刚入行，港英政府的记者会她照例去，湾仔会展还没那么气派，大家挤在政府山上楼道里等消息。备忘录、谈判轮次、谁放了风，她记在方格本上，回到报社敲成一千字的短稿。后来有一次，她去写罗湖桥口岸的故事，看到对面那片农田旷地上，一排排工棚像开闸的水，一夜之间冒出来。有人说，那边喊着要试新招，先拼经济。她笑说：试吧，能养活人就是硬道理。

“联合声明”签下的那天，后台房里一圈人嘀嘀咕咕，话题绕不开一个词——过渡。新闻稿说的是“平稳”，她脑子里映出来的是自家的老缝纫机，踩得再稳也会有抖。那个年代，大家都在学，内地也在学。她去采一个从九龙城出来的老厂老板，男人叼着烟，说“我们把机器搬去深圳看看”。“看看”的意思是试水：订单走哪边，工人从哪来，税怎么交——都得边做边摸索。内地的朋友来港，匆匆忙忙拜访银行、券商、会计师楼，问得虚心，记得仔细。阿敏拍下这一切，心想：这城市突然有了新邻居，隔着一条河，又近又陌生。

从决定把主权接回来，到定下“一国两制”的大框架，再到进入过渡期、安排接续和仪式感，再往后，守着社会不要乱、经济要进步，这一串动作像一盘步子很密的棋。她不是棋手，她只是看客。也有过不懂的时候：某个夜里编辑部里灯光白得刺眼，她对着电视里某位内地官员的发言，心里腹诽——这种话谁听得懂呀。第二天她去铜锣湾采访，一位出租车司机却说：“听不懂不要紧，最要紧是计程器还能再转。”听到这里她就不争了。社会运行，有时就像那计程器的滴滴声，朴素又实在。

头二十年，变化肉眼可见。内地工厂从村头开到市郊，公路从两车道铺到高速，南方的城市一夜长高。香港这边，工厂外迁，小伙伴们纷纷转行，做货运、做财务、做广告，能搭上服务业那班车的，日子都过得起色。报社楼下的茶餐厅换了三任老板，价目表每次都多加一块；证券行门口排队拿号的人多到伸到走廊；报纸头版常年是“楼价又破顶”。那个时候，大家都说“旺”，她也觉得，手里的活儿越写越有劲。

1997年下着雨，风大，旗在风里直抖。她在会展中心外头打伞，鞋进了水，回去一脱袜子全是雨痕。凌晨的直播间里紧张得要命，按键的声音都被收音器收入了。她记得钟敲过十二点那一下，现场没有掌声，只有一种很难形容的安静，像是有人长出了一口气，又有人把这口气憋回去。她想起父亲年轻时候在荃湾工厂门口排工饭的样子，想起母亲在窗台晾衣还是用夹子夹的动作，想起她采访过的那些把仓库搬到河对岸的人。交接，是个仪式，也是个新起点。至于将来如何，从来没人能在这一秒钟里说准。

回归之后的那二十年，速度这件事有了对比。她去深圳采访高交会，第一次坐进无人驾驶的示范车里，脑子里蹦出一个词：快得有点呛人。高速路像银带，地铁像织网，手机支付扫一扫，饭钱就结了。她回到香港，照例去老地方吃碗云吞面，发现收银台也放了扫码牌，却还有人递来零钱袋。她并不反感这点“慢”，只是忽然明白，很多事情走向不同，从来不是谁对谁错那么简单，是把牌发下来以后，谁跟谁能搭得上手，谁换了一种打法。

但人一多，说法就多。她跑的新闻也慢慢从经济版变成了政经版。有人走上街头说要“更民主”，有人举牌骂“中央”，有人把房屋、医疗、教育的问题都挂上政治的钩子。她在示威群里拍到一个小男孩坐在爸爸肩头，手里拿的是超市里买的彩色气球；也拍到凌晨警戒线前对峙的火气——你看那表情，年轻得像她当年跑突发的同事，偏偏话语比刀还快。她这人不擅长吵架，也不爱向谁站队。她能做的，只是把她看到的写出来，写那种谁也不肯向谁退一步时，街角如何变得紧绷，办公室里如何开会开到空调都冷透，家里晚饭桌上如何不知不觉就说不到一块去。

朋友里一位当公务员的，曾经对她说过一句，“你们媒体老盯着政治看，忘了我们每天得把垃圾收走、把水管修好。”她当时笑笑没回嘴，过后更常想起这句。城市的治理，本来就是枯燥的事情。可当每一件事都被扯上意识形态，难办的事就更难办。她见过一些好官员被吐口水，也见过一些口号喊得震天响的人，落手的事一塌糊涂。她不想苛刻，只是心里隐隐觉得，可惜。

与此同时，内地的体量和能量一直在往上走。她带着儿子回了一趟广州，去看珠江新城，孩子站在玻璃幕墙前瞪大眼睛，说：“妈，这里怎么像科幻电影？”她笑了笑，没解释。她知道，有人会拿数字把这一切说得更漂亮：增幅、体量、排名。她是个写故事的人，她觉得最有说服力的是等电梯的时间越来越短，地铁间距越来越密，夜里九点的街头还有年轻人下班在路边吃粉。她也知道，有些话会刺耳：不少西方国家还在为增长犯愁的时候，这边的速度早已一骑绝尘。这样一比，香港的光环没那么耀眼了，这是事实，也是心情。

她也不是没看过“普选”三个字。那些年，话是越说越大，目标越喊越高。有人说要一步到位，有人坚定地说“这才是现代社会应该有的”。她看着这城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硬起来，心里打鼓：有些东西，时机没到，硬往上拱，容易崩。并不是说不要，而是怎么要、何时要、以什么样的框架去推，这些细枝末节才是这座城最拿手的本事。可惜，后来这本事慢慢被吵掉了。她在稿纸上写过一句话，后来划掉了：把政治当万金油，哪里有裂缝就往哪儿抹，短期看像是亮了，过一阵子反而更糙。

写到这儿，难免有人要问她站哪边。她没法给一个响亮的答案。她在1997年的雨夜里用肩膀顶着风，在2014年的秋天里坐在金钟的马路牙子上听学生讲话，在2019年的夏天里站在旺角的街角望着人潮流动。她的站位，是这城市的风和雨。她信那句老话：人生海海，城也一样。有人说她含糊，她也认。含糊恰恰是人的尺度，不是机器人的判断题。

有一次她回深水埗看妈，妈还在旧屋里，没搬，窗台上还夹着两件半干不湿的衬衫。电视里在播新闻，讲“半个世纪的承诺”。妈说：“我不懂那些，倒是希望这个厨房的煤气不要说停就停。”她端着碗站着吃了一会儿饭，忽然发现自己想哭。这些年的大词，像风筝，飘得高，线在谁手里，风一大就扯得手疼。可地上的事，一碗饭热不热，一张床睡得好不好，才是心底不愿放过的东西。

她现在写稿慢了，偶尔也写一点边角人的命运：从沙头角过去打工的女孩，回到家乡开了家小理发店；湾仔一个老家具店老板，把铺面退了去深圳当师傅；九龙湾的白领，辞职去佛山做物流，三年里连升两级。她发现，这些人的路，常常架在宏大叙事的桥底下，谁也没空仰头看，但桥就是靠他们稳住的。

你说香港这座城，下一步会怎样？她不敢装作有答案。她只知道，这四十年的故事里，有棋盘上的布局，也有棋局外的人情；有旗在雨里的抖动，也有云吞面里的热气。大时代的风吹过来，吹干了她当年淋湿的袜子，也吹皱了她额头的几条纹路。人总要向前走，城市也是。只是走到某个拐角，别忘了回头看一眼——当初我们为什么上路，又想把谁一起带着走。你若问她最牵挂什么，她会说：愿这城不再把所有问题都变成口号，愿那些做事的人有空间，愿那些做梦的人还有梦。至于怎么做到，留给下一回的风，去回答。

来源：时刻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