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内蒙古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展示内蒙古自治区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自治区民委与民族团结杂志社联合出版《共有精神家园·撷英内蒙古》专刊。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内蒙古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展示内蒙古自治区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自治区民委与民族团结杂志社联合出版《共有精神家园·撷英内蒙古》专刊。专刊分山河共美、历史共创、家国共兴、血脉共融、伟业共铸、文脉共续六个专题，共刊发了48篇文章，我们将陆续发布在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微信公众号上，敬请关注。

河套人·华夏第一村·中华第一龙

史前文明辉耀北疆

文/陈永志 董晨阳塔娜

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内蒙古地区发现的“河套人”古人类遗址、“华夏第一村”兴隆洼聚落、“中华第一龙”红山玉龙等重要考古实证，串联起中华民族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最终迈入文明社会的演进链条——“河套人”印证着中华大地上百万年的人类活动史，“华夏第一村”书写着农耕文明的万年文化积淀，“中华第一龙”则昭示着礼制文明的五千年曙光。这些穿越时空的文明印记，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赓续发展的历史逻辑，为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根基和精神滋养。

位于鄂尔多斯市的河套人遗址视觉中国供图

河套人：骨刻万年春

盛夏的内蒙古萨拉乌苏河谷水草丰茂，景色宜人，这片孕育过史前文明的沃土至今生机盎然。1922年在此发现的萨拉乌苏遗址（即河套人遗址），不仅印证了数万年前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更以系统性考古成果填补了我国旧石器时代研究空白，被誉为揭示中华远古文明的重要实证。

河套人遗址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的萨拉乌苏河流域，其地理范围涵盖乌审旗无定河镇大石砭村至大沟湾村河曲地带，形成宽1500米、深80余米的壮丽峡谷地貌。该遗址群包括杨四沟湾、清水沟湾、曲家沟湾、滴哨沟湾、范家沟湾、邵家沟湾、米浪沟湾、刘家沟湾、杨树沟湾等9个主要地点，是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坐标。

1922年，法国学者桑志华在大沟湾村首次发现3件人类肢骨化石，开启了该遗址的科学探索。次年，桑志华等带领考察队又在小桥畔地区发现包含45种脊椎动物的化石群及石器遗存，其中最具突破性的是出土于邵家沟湾的人类上门齿化石。经解剖学家步达生研究，该标本被定名为“鄂尔多斯人牙齿”，成为后续研究的重要基准。

20世纪40年代，中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率先提出“河套人”概念， 并以此牙齿标本为起点，串联起“北京人”“山顶洞人”等重大发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古人类研究版图中的关键地位。1956-1960年间，中国考古学家汪宇平在范家沟湾发现旧石器遗址，出土人类顶骨和股骨化石。

1963-1964年，裴文中、贾兰坡团队通过系统调查深化了对河套人的认知体系。1978-1979年，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在毛乌素沙地新获6件人骨化石，其中4件出土于萨拉乌苏组下部地层，首次确证了河套人的地层归属。1980年多机构联合考察再获11件人类化石，极大丰富了标本序列。2006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内蒙古博物馆联合对范家沟湾实施系统发掘，获取包含数十件石制品在内的千余件标本，为研究早期人类技术演进提供了关键材料。

河套人遗址横跨萨拉乌苏河流域34公里，总面积约1.4万平方公里。其核心地层“萨拉乌苏组”包含全新统至白垩系的五层堆积，总厚度达91米，较为完整记录了华北地区晚更新世地质变迁过程。该遗址已出土23件人类化石，涵盖额骨、顶骨、下颌骨等十余部位，虽保留骨壁较厚等原始特征，但整体形态已接近现代人。

考古工作者还在邵家沟和范家沟两处旧石器遗址点发掘了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500余件石器，其中刮削器数量最多，刃型涵盖直、凸、凹、复四类。这些石器普遍较小，长度多在2-3厘米间，宽1厘米左右，属于贾兰坡提出的“刮削器—雕刻器传统”，被确立为“萨拉乌苏文化”的典型代表。

该遗址伴生的脊椎动物化石尤为丰富，含45种鸟类与哺乳动物，其中披毛犀、河套大角鹿、王氏水牛构成的动物群落被确立为华北地区晚更新世典型动物群。大量人工碎骨显示古人类狩猎以羚羊为主，猎物种类的头骨与肢骨普遍存在敲击痕迹，印证早期人类系统性的敲骨吸髓行为。

河套人遗址的发现，破解了中国旧石器时代古人类考古空白之谜。研究者通过技术测定，河套人的生存年代为距今14万至7万年间，填补了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化石缺环。河套人骨化石兼具原始厚重骨壁与现代人解剖特征，属晚期智人阶段，较尼安德特人更接近现代人，可能是东亚现代人直系祖先。这一发现将中国200万年前的巫山人与1万年前的山顶洞人衔接，构建起中国古人类连续演化链条，有力挑战国际学界所谓主流的现代人“非洲起源说”。作为东亚关键过渡型智人，河套人为中国古人类起源奠定了百万年连续演化的重要实证基础。

近年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系统推进河套人遗址保护开发，通过整合原萨拉乌苏湿地公园与遗址公园，组建无定河流域综合治理中心及河套人文化研究中心，构建起遗址保护管理体系。2023年，借助遗址发现百年契机举办国际考古论坛，同步推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加速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致力于打造亚洲古人类研究基地。目前，通过系统性工程推动遗址整体性开发，已形成多方联动的文化遗产活化范例，萨拉乌苏考古遗址公园已于2025年6月正式挂牌。

华夏第一村：玉溯西辽河

考古发掘表明，兴隆洼遗址群落呈现统一规划布局，外侧环绕椭圆形环壕，最大跨度183米，宽2米、深1米，西北侧设出入口。环壕内分布11排近100座半地穴式房址，每座面积多介于50-80平方米。房址平面呈圆角方形或长方形，居住面为夯实生土，室内散落陶器、石器及动物骨骼。居室中央设圆形灶址，灶壁经抹泥烧烤呈红褐色，内外两圈柱洞形成柱网结构。聚落中心两座并排的大型房址面积达140平方米，推测为聚落核心功能区，或用于首领所居、公共议事及原始宗教活动。部分房址保留有红褐色烧结壁面，完整保存了早期聚落建筑形态特征。

被誉为“华夏第一村”的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文化遗址 刘国祥 供图

兴隆洼遗址还揭示了新石器时代独特的居室墓葬习俗，展现了先民对生死的特殊认知。墓葬多呈长方形竖穴土坑状，分布于房址特定区域。下葬后居民仍在此居住，体现生死共处的独特观念。葬式多为仰身直肢单人葬，头朝向随房屋方位而变化，随葬品涵盖陶器、石器、玉器等生活器具及装饰物。遗址共发现30余座居室墓，部分墓主身份显赫。如118号墓为50岁左右的男性，右侧随葬雌雄整猪各一，呈仰卧状占半墓底，猪腿存捆绑痕迹，属新石器时代首例人猪合葬墓。另有死者腰至腿部缀数百蚌壳成排，构成原始腰裙；肩胸处成组蚌饰，构成我国迄今所见最早期且较完整的人类服饰装饰。从墓室出土的玉玦等器物琢磨精细，钻孔、切面工艺成熟，属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磨光玉器，开创史前用玉之先河，为探索玉文化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兴隆洼遗址出土文物，则系统揭示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的生产生活图景。陶器以筒形罐为主，钵、碗、杯、盅等次之。其中石器数量最多，成组叠放于房址居住面，种类有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琢制石器、压削石器，另有少量刻纹石容器、人像等特殊器物。骨器中骨笛尤为瞩目，开七孔可奏完整七音阶，系我国北方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音律最准、音孔最多的骨质笛乐器。这表明早在约8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认识和掌握了乐器的制作技艺及音节。出土物中，另有锥、针、叉状器等生活工具。玉器多出自居室墓，以琢磨精细的玉玦为代表，辅以微型斧、锛及钻孔匕形器等，开创了中国史前玉器工艺之先河。遗址还发现有碳化粟粒，为西辽河流域旱作农业起源提供了关键实证。上述各类遗存共同构建起原始社会制陶、耕作、玉石加工、礼乐等复合型社会生产形态。

“华夏第一村”兴隆洼遗址，是我国北方迄今所见保存最完整、年代最早的环壕聚落，外围椭圆形壕沟与成排房址昭示了早期社会组织形态；人猪合葬现象反映家畜饲养与粮食富足，碳化粟实证西辽河流域旱作农业成熟；聚落布局与社会分工标志着人口增长及定居生活稳定，西辽河畔初现中华文明曙光。斧、玉锛等器物展现出精湛琢玉工艺，说明当时手工业生产技术已相当成熟，进而催生了中国历史上“唯玉为尊、以玉为礼”的红山文化古国时代，也为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石。

中华第一龙：碧璜启龙光

赛沁塔拉玉龙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属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典型器物。此龙以整块墨绿色岫岩玉琢磨而成，“C”字形卷躯长26厘米，巧妙融合猪首、蛇身、马鬃等动物特征，造型浑厚灵动，雕工精湛流畅，距今约5000年，被誉为“中华第一龙”。

碧玉龙

黄玉龙

1971年8月，翁牛特旗赛沁塔拉村农民张凤祥在田间劳作时，偶然拾得一件覆满泥垢的“铁钩子”。他带回家给孩子当玩具，表层土垢逐渐脱落后，显露出玉质本体，遂将其上交翁牛特旗文化馆。1984年，牛河梁遗址也发掘出土了多件红山文化时期的玉器，其中就包括两件精美的玉猪龙。这种“C”形状玉龙的问世，使得学术界最终认定此件碧玉龙是一件红山文化时期的珍贵遗物，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牛河梁遗址作为红山文化核心遗存，构建了集祭坛、女神庙、积石冢于一体的祭祀遗址体系。其祭坛承担祭天功能，女神庙供奉陶塑神像，积石冢内分层埋葬氏族显贵，配套的玉礼器、祭器与祭祀仪式共同构成完整的原始信仰系统，标志着该区域已成为红山社会的政治与文化中心。遗址出土的石耜、石锄等农具印证了成熟的农耕生业系统，而玉器的礼制化则标志着社会文明的进阶。

石之美者为玉。红山文化玉器以“C”形玉猪龙、勾云形器和箍形器最具代表性，尤以翁牛特旗出土的碧玉龙和黄玉龙最为精美。这些玉器不仅是先民精神信仰的物质载体，更形成了“以玉为礼”的社会规范，开创了《周礼》“六瑞”、“六器”礼制的雏形。玉礼体系的确立，揭示出红山文化时期已经具备原始国家形态，进入万邦林立的古国阶段，王权和国家形态显现，而赛沁塔拉碧玉龙正是这一早期文明的核心标识。玉器从宗教法器到礼制符号的演变，勾勒出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社会复杂化进程。

中国龙图腾的考古实证可追溯至8000年前的辽宁查海遗址，该遗址发现一处长19.7米、宽约3.8米的龙形堆石遗迹，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而到了红山文化时期，龙被抽象为“C”形猪首或马首的形象，将其赋予具有仪礼形制的玉器上，代表着神权、王权，确立了龙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图腾的重要地位。2023年内蒙古赤峰彩陶坡遗址出土6300年前的龙形蚌饰；2024年元宝山积石冢墓葬发现长15.8厘米的巨型玉猪龙。这些发现揭示早在5000年前，龙已经成为红山文化社会广泛认同的文化标识，既作为沟通天地的礼器承载原始宗教观，又成为权力阶层的身份象征，更通过生肖民俗渗透到了民间生活。

从查海巨龙到红山玉龙，从商周夔龙纹到明清皇家龙饰，龙形象的演化脉络清晰可见。其中红山碧玉龙以“中华第一龙”之姿，既印证了《周易》所言“见龙在田”的文明形态，更以实物链环接续着“龙的传人”五千年文化基因，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作者陈永志为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 董晨阳为内蒙古图书馆馆员， 塔娜为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博物馆馆员 责编/金向德）

来源：草原古都生活宝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