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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唐朝,很多人想起的都是长安的烟花、洛阳的牡丹、李白的斗酒诗百篇、丝绸之路的驼铃响。
可很少有人知道,这座看似固若金汤的盛世大厦,竟在短短八年间,就被一场“安史之乱”啃得只剩副残骨。
一城三万百姓被当成军粮吃掉,全国人口锐减三千万,曾经“稻米流脂粟米白”的盛唐,最终沦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人间炼狱。
起初的唐玄宗还配得上“明君”二字,他开创的“开元盛世”将大唐推向巅峰——长安成了世界中心,粮足商繁,连大诗人李白都为这盛世落笔高歌。
可就在盛极之时,这位帝王却像被抽走了初心,亲手为王朝按下了“毁灭键”。
唐玄宗晚年沉溺享乐,将朝政抛于脑后,一门心思扑在杨贵妃的温柔乡里,“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成了他真实写照。
他亲手重用的宰相李林甫,凭“口蜜腹剑”的伎俩嫉贤妒能、打压异己,把持朝政十九年,成了加速唐朝衰败的关键推手。
李林甫死后,唐玄宗为博杨贵妃欢心,将其兄长杨国忠提拔为宰相。
他对杨国忠放任不管,任由其专权乱政、大肆搜刮民财,甚至克扣边境将士的过冬棉衣,致使朝堂乌烟瘴气,民间怨声载道。
更致命的是军事上的“放权”:为守边疆,唐玄宗设十镇“节度使”,竟将兵权、财权、人事权尽数交出。
这就好比把自家的家门钥匙、存款存折和保险柜密码全交给外人保管,如此毫无防备,日后出乱子简直是早晚的事。
而安禄山,正是那个最会“装乖”的外人。
他长得肥头大耳,在唐玄宗面前总是装出一副憨厚老实的模样,一口一个“陛下圣明”,背地里却偷偷摸摸搞着小动作。
他不仅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手握十五万精锐兵力,比中央军还多。
而且还偷偷囤积了数万匹战马、够吃十年的粮食,甚至拉拢胡商充当间谍,只待时机成熟,便要掀翻大唐的江山。
当时民间早已埋下危机的伏笔:均田制被破坏,贵族豪强争相吞并土地,成千上万的农民没了活路,只能逃荒要饭。
诗人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哪里是诗句,分明就是底层百姓浸透血泪的控诉。
可沉溺享乐的唐玄宗对此却视而不见,依旧在华清宫中伴着《霓裳羽衣曲》寻欢作乐,满心以为自己的大唐江山能千秋万代、永固不朽。
公元755年,安禄山终于动手了,他在范阳城头竖起“讨伐杨国忠”的大旗,十五万叛军如同挣脱枷锁的饿狼般,向着大唐腹地直扑而来。
可谁也没想到,曾经所向披靡的唐军,居然弱到了这种地步——河北州县官,或弃城逃跑,或开门投降,叛军只用一个月,就拿下了整个河北。
叛军渡黄河时,甚至都不用造船,他们把老百姓的房子拆了,用木头扎成筏子,密密麻麻的漂在河上,从早到晚漂个不停,这样的景象持续了好几天。
陈留太守郭纳,看见叛军的影子就吓得腿软,捧着官印直接投降;荥阳太守崔无波倒是想抵抗,可士兵们连弓都拉不开,刚出城就被叛军冲散,崔无波当场被杀。
叛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打到东都洛阳城下。
直到这时,唐玄宗才慌了神,他先让“安西四镇节度使”封常清去洛阳募兵,可招来的都是些市井无赖和流民,连武器都不会用,哪里是叛军的对手。
结果封常清硬着头皮出战,连败几场,最终洛阳还是丢了。
紧接着,唐玄宗又派被誉为“西域战神”的名将高仙芝带兵驻守要塞潼关。
高仙芝深知叛军锐气正盛,主张坚守不出,暂避锋芒。
可唐玄宗听信宦官边令诚的谗言,说高仙芝“畏敌不战、克扣军饷”,直接下令要把这位老将斩了。
临刑前,高仙芝对着士兵大喊:“我若有罪,你们尽可说!若无罪,就喊冤枉!”
刹那间,士兵们哭声震天,齐声高呼“冤枉”,那声音震得潼关城墙都在微微颤抖,可唐玄宗始终没能收回成命。
杀了高仙芝之后,唐玄宗又命大唐名将哥舒翰去守潼关。
哥舒翰可是沙场老将,他深知潼关地势险要,只要牢牢守住,叛军迟早会因粮草耗尽,不战自溃。
可杨国忠却另有心思,他怕哥舒翰拥兵自重而威胁到自己地位,天天在唐玄宗耳边吹风,硬逼哥舒翰出关迎战。
哥舒翰没办法,只能哭着领兵出关,当行至灵宝时,叛军早已设下埋伏,将唐军一步步诱入狭窄的峡谷中。
然后叛军从山上往下又是扔石头、又是射箭,唐军毫无还手之力,如同待宰羔羊,死的死、逃的逃,二十万大军最后只剩下八千余人。
哥舒翰见此情景想自杀,却被手下拦住,最后被叛军俘虏,潼关就这么丢了。
潼关一丢,长安就成了空城,唐玄宗带着杨贵妃、杨国忠和少数亲信,偷偷从长安西门逃了出去,走的时候连老百姓都没告诉。
长安城里的百姓第二天醒来,才发现皇帝早已跑路了。
叛军进城那天,长安城彻底陷入疯狂:叛军士兵闯进老百姓家里,抢钱财、夺粮食、掳女人,皇宫里的珍宝全被搬空。
大明宫的宫殿被一把火烧着,曾经繁华的朱雀大街,如今遍地尸体,连路都无法通行。
后来诗人韦庄在《秦妇吟》中写下“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正是当时长安城的悲惨写照。
当唐玄宗一行人逃到马嵬驿时,随行士兵们终于按捺不住怒火。
由于他们已奔波一天一夜,又累又饿,忽然想起自己留在长安的家人正在遭受蹂躏,便将心中所有怨气全部撒到杨国忠身上。
龙武大将军陈玄礼高声对士兵们说:“杨国忠祸国殃民,若不杀他,我们就算到了蜀中,也无颜面对天下人!”
话音刚落,士兵们就拔刀出鞘,如潮水般涌向杨国忠的帐篷。
当时杨国忠正在和吐蕃使者交谈,看见士兵持刀冲来,吓得掉头就跑,结果没跑几步,就被一名士兵追上砍掉了脑袋,挂在马嵬驿城门上示众。
可士兵们心中的怒火并未就此平息,他们知道杨贵妃是杨国忠的妹妹,担心她以后为兄报仇,便又逼着唐玄宗杀掉杨贵妃。
唐玄宗被逼入绝境,抱着杨贵妃哭求:“贵妃无罪,你们放过她吧!”
可士兵们围在帐篷外,刀出鞘、箭上弦,坚定的说:“不杀贵妃,我们就不往前走!”
最后,唐玄宗万般无奈,只能让高力士把杨贵妃带到佛堂里,赐给她一条白绫。
结果,三十八岁的杨贵妃,在佛堂的残灯摇曳中,结束了短暂而显贵的一生。
唐玄宗看着杨贵妃的尸体,哭得连站都站不稳,可他不敢停留,只能带着剩下的人继续向蜀中逃跑。
而太子李亨,在马嵬驿和父亲唐玄宗分手后,为避开叛军的锋芒,只带着少量士兵赶往灵武(今宁夏灵武市)。
乱世需立主,抵达灵武后,他在此毅然登基,是为唐肃宗。
大唐的皇权就在这乱世的奔波与仓促中,悄然的完成了一次被迫却关键的权力交接。
马嵬驿这一战,不光杀了杨国忠和杨贵妃,更是杀了大唐的“心气”。
从这一刻起,百姓们对大唐的信任开始崩塌——
曾经那个能让万国来朝的大唐,如今连皇帝都要弃城而逃,甚至连自己身边的女人都保不住。
这样的君主,这样的王朝,谁还敢指望它再能东山再起?他们的心,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变凉的。
若说长安沦陷是大唐难以洗刷的耻辱,那睢阳(今河南商丘)之战便是大唐用血肉之躯堆筑的“炼狱”。
睢阳是江淮地区的咽喉门户,而江淮正是盛唐赖以生存的核心财赋之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只要守住它,江南的粮食、财帛就能源源不断地运到唐军手里,支撑唐军续命再战;
要是丢了睢阳,叛军就会顺着大运河长驱南下,把富庶的江南也变成战场,那时大唐将会彻底失去财赋根基,陷入绝境。
正因如此,唐肃宗李亨下了死令,一定要死死守住睢阳。
死守睢阳的,正是名将张巡与睢阳太守许远。
张巡本是真源县令,叛军打来的时候,他率先带领着数千名士兵奋起抵抗,后来一路辗转到了睢阳,与许远合兵一处,可满打满算也仅有六千余人。
而叛军这边,是尹子奇统领的十三万精锐大军,还配备着冲车、云梯、投石机等各种重型攻城器械,把小小的睢阳城围得如同铁桶般水泄不通。
可谁也没想到,就是这六千多名守军,硬是在绝境中将十三万叛军拖了十个月,书写了一段乱世中的铁血传奇,为大唐争取了喘息之机。
张巡堪称军事奇才,他有针对性的发明了“钩车”,叛军的冲车一靠近城墙,就被钩车死死勾住车轮,使其动弹不得;
叛军架云梯攀爬,他便令士兵向下投掷火把,熊熊火焰瞬间将云梯与敌军一同吞噬;
叛军妄图挖地道偷袭,他又在城内对应位置挖沟,向内灌满热油,将叛军活活烫死在地道中。
在这十个月的坚守中,双方大小恶战足足打了四百余场,张巡所率军队累计斩杀叛军十二万人,就连叛军主将尹子奇也被一箭射瞎左眼,狼狈后撤。
可战争最残酷的从来不是兵刃相向的厮杀,而是能扼住所有人喉咙的粮食。
睢阳城里的粮食早已吃完,起初士兵们还能靠杂粮果腹,杂粮耗尽后便杀战马充饥,战马吃完就吃老鼠、吃树皮、吃草根。
到最后,就连盔甲上的皮带、墙上张贴的文书,都被撕下来煮成糊糊吃。
城里的老百姓更是早已断粮,饿死者横七竖八,根本数不清。
直至山穷水尽的最后一刻,张巡竟做出了一个让全军战栗、更让后世毛骨悚然的决定——吃人。
张巡率先将自己的小妾杀死,把肉分给士兵吃;许远见状,也杀掉家中奴仆,与士兵一同分食。
《资治通鉴》仅用“人相食,死者数万”八个字,便冰冷勾勒出睢阳城内的人间炼狱;
而《新唐书·张巡传》的记载则更显惨烈:
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士。曰:‘诸公为国家戮力,一心无二,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人!’
可即便如此,将士们仍痛哭流涕,不忍心下口,张巡深知战局危急,只能强令众人食用,这件事才得以施行。
随后,张巡开始向百姓强征粮食,若没有粮食的,便将人掳来充当“军粮”。
那时候的睢阳城,简直成了一座人间地狱,老百姓被按户编组,每天都有人被拉走吃掉,城内哭喊声、惨叫声日夜不停。
一位老人抱着自己年幼的孙子,跪在张巡面前,哭求他手下留情。
张巡闭目叹息道:“我也没办法,要不这么做,睢阳就守不住,江南就完了”。
最终,老人和孙子还是未能逃过被拉走吃掉的命运。
另据唐朝文学家韩愈在《张中丞传后叙》中补充记载:
城中有个叫李二郎的士兵,是睢阳本地人,妻子身怀有孕。
当粮尽之时,他曾跪在张巡面前苦苦哀求,只求留妻子一命,待孩子降生。
张巡起初沉默不语,可当部下急报“今日无粮,士兵已开始啃食树皮”时,最终他还是摇了摇头。
李二郎眼睁睁的看着妻子被带走,转身提刀冲入叛军阵中,最终力战而亡。
他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和未出世的孩子,最终成了战友果腹的“口粮”。
这样的惨剧,在睢阳城里日每天都在上演,甚至有的百姓为了不被活活吃掉,选择跳井或自缢,可连尸体都被他人捞上来分食。
待唐军收复睢阳时,城中三万百姓已所剩无几,只剩下几百个奄奄一息的人,连站都站不起来。
而具最讽刺的是,张巡被当成“忠臣”供奉在祠堂里,商丘的张巡祠至今香火不断,祭拜者络绎不绝。
后世对张巡的评价也争论不休,有人赞他“以身殉国、忠烈千秋”,更有人斥他“以民为食、不仁至极”,用百姓之命堆砌守城之功。
可很少会有人提起,那些被吃掉的百姓,他们既没有名字,也没有墓碑,仅在史书里留下一句冷冰冰的“食人三万”。
他们从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曾在睢阳城里耕地、织布,满心盼着孩子长大的普通人,最终却成了盛世崩塌时最沉默也最无辜的牺牲品。
睢阳之战的胜利,终究是用百姓血肉堆起来的,这血淋淋的真相不该被“忠烈”的光环掩盖,而该被永远铭记——
任何以“大义”为名的牺牲,都不该漠视个体的生命尊严。
安禄山打下洛阳后,就迫不及待地称帝,国号“大燕”。
可他当上皇帝没几天,就得了重病——眼睛瞎了,身上还长了毒疮,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就打骂身边的人。
其子安庆绪早对他心怀不满,又担心他把皇位传给弟弟安庆恩。
就联合安禄山的谋士严庄、宦官李猪儿,趁他睡觉的时候,用刀把他杀了,然后用毯子裹着尸体,草草埋在床底下。
安庆绪当上皇帝后,根本无力掌控局势,史思明是安禄山的老部下,他根本不听安庆绪的号令。
后来史思明打败唐军后,把安庆绪骗到自己营里,用一杯毒酒毒死他,自己当起了“大燕皇帝”。
可史思明的结局比安禄山更凄惨,他常年打骂儿子史朝义,积怨已久的史朝义趁其打猎之时,将其捆绑,用绳索勒死。
史朝义登基后,叛军内部彻底分裂:将领们或各自为战,或投降唐军,或互相攻伐,曾经锐不可当的叛军瞬间沦为一盘散沙。
公元762年10月,唐代宗李豫(唐朝第九位皇帝)继位,随即派出名将仆固怀恩率领唐军,联合回纥汗国,共同征讨驻守洛阳的史朝义。
走投无路的史朝义,最终在幽州城外的树林中自缢,其部下割下他的脑袋献给唐代宗。
公元763年,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正式终结,只是历经战火的大唐,早已不复往日的盛世荣光。
“安史之乱”前,唐朝尚有5291万人口,战乱结束后,只剩下1690万人,锐减了3600万。
在这消失的3600万人里,有的死于叛军刀下,有的死于饥荒,有的死于疫病,还有的被当成“军粮”吃掉。
曾有地方官在奏折里痛陈“某县原有户口三千,今只剩五十”,这哪里是人口减少,分明是全县几乎都被灭了。
更致命的是,自“安史之乱”结束至唐朝灭亡的百余年里,藩镇叛乱从未停歇。
彼时的唐朝,就如同一位病入膏肓的老者,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根基被一次次叛乱一点点掏空,再也回不到昔日的鼎盛。
安史之乱落幕多年后,诗人白居易写下《长恨歌》,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诗句,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描绘得感天动地,成了流传千古的浪漫绝唱。
可他唯独没写,那些被叛军杀死的老百姓,那些被当成军粮吃掉的睢阳人,还有那些逃荒路上饿死的流民。
他们没有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一生只剩下被战火碾碎的苦难。
当唐玄宗重返长安后,看着空荡荡的宫殿,才想起自己昔日的过错。
他常对着杨贵妃的画像发呆,可再怎么发呆,也换不回那三千六百万条失去的生命,更换不回曾经那个“开元盛世”。
“安史之乱”如同一面镜子,照出盛世下的腐朽:皇帝昏庸、官员贪婪、军队软弱、百姓苦难。
它印证了没有永恒的盛世,统治者若忘了百姓,再辉煌的王朝也会转瞬崩塌。
被当作“军粮”的三万睢阳百姓、死于战乱的数千万人,从不是史书上的数字,而是条鲜活的生命,他们的苦难值得永远铭记。
直到今天,当我们提起唐朝,除了李白的诗、杨贵妃的美,更应该想起“安史之乱”里的那些血泪。
唯有铭记苦难,方能珍惜当下的和平;唯有敬畏历史,方能避免重蹈过往的覆辙!
参考史料:
《新唐书》
《旧唐书》
《资治通鉴》
《安禄山事迹》
《新唐书·张巡传》
《张中丞传后叙》
白居易《长恨歌》
韦庄《秦妇吟》
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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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趣闻拾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