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校作为人才培养和思想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其意识形态工作直接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命运。近年来，伴随全球价值观念的深度碰撞与西方意识形态的持续渗透，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武汉大学近期接连发生的选调生事件、杨景媛事件及党委书记调整等系列事
1 引言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和思想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其意识形态工作直接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命运。近年来，伴随全球价值观念的深度碰撞与西方意识形态的持续渗透，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武汉大学近期接连发生的选调生事件、杨景媛事件及党委书记调整等系列事件，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当前高校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本文通过剖析这些典型案例，试图揭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风险样态，探讨防范化解机制，为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路径。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从来不是虚无缥缈的概念之争，而是实实在在的价值争夺战。武汉大学作为我国重点高等学府，其出现的问题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和警示意义。从德语专业选调生对基层工作的排斥否定，到杨景媛在学术研究中的不规范行为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再到学校领导层的重大调整，这一系列事件共同勾勒出当前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复杂图景。深入剖析这些事件，不仅有助于我们认清问题的本质，更能为构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提供思路。
2 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的三重挑战：基于案例的多维分析
2.1 选调生事件：价值观导向的偏离与西方个人主义思潮的渗透
武汉大学德语专业研究生对分配到嘉峪关工作的强烈不满，反映了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对部分高校学生思想的侵蚀。该生在网络上发表的《山花寻海树，不如就春风》一文中，将分配到嘉峪关市直单位工作形容为"被束缚在戈壁滩小县城"，甚至类比为"被奴役的黑奴或妓女"。这种极端言论不仅伤害了当地人民的感情，更暴露出其职业价值观的严重偏差和对基层工作的错误认知。
更为严重的是，该研究生的导师也持类似反对意见，甚至直言"嘉峪关能有什么好男人配得上自己的学生"。导师作为学生思想引领的重要角色，这种言论无疑会强化学生对基层工作的偏见，折射出高校教师队伍中存在价值观导向偏离的问题。选调生制度本是为基层输送优秀人才的重要渠道，而该事件中表现出的排斥态度，说明了西方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思潮已对部分师生产生深远影响，使得他们将个人舒适置于社会责任之上，将物质条件置于奉献精神之上。
此事件引发的争议不仅关乎个人选择，更揭示了高校在理想信念教育方面的不足。学生对西部基层工作的负面看法，部分源于对国情认识的缺失和对艰苦奋斗精神的淡漠，这与高校思想教育中现实关怀的不足密切相关。如何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使其既具备国际视野又深植家国情怀，已成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亟待解决的课题。
2.2 杨景媛事件：学术诚信危机与高校治理能力的考验
杨景媛事件作为另一典型案例，展现了高校在学术规范和道德教育方面面临的挑战。根据武汉大学的通报，杨景媛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印生育行为影响家庭暴力的经济学分析》存在百余处不规范问题，包括"表述不规范、引用不规范、格式不规范、翻译不准确、分析不准确"等。尤为严重的是，论文中竟然出现了我国根本不存在的《离婚法》这一明显错误，以及对世界卫生组织数据的擅自"优化"—将36.1%改为28.3%。
尽管存在如此多的问题，武汉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仍在2025年8月决定"维持授予其硕士学位的决议"。这一处理结果引发了公众对高校学术标准执行力度的质疑。相比之下，其他学生因相对较小的过失受到严肃处理，形成鲜明对比。如网友所指出的："合着在武大，虐猫比学术不端更严重？"这种差异化的处理方式，不仅损害了学术公平，也折射出高校治理中存在双重标准的问题。
杨景媛事件后续发展同样值得关注。在因"隔空性骚扰"指控败诉后，她在网络公开炫耀保研、法考通过及香港读博资格，并扬言将向其未来就读院校寄送证据材料针对肖同学。这种不当言行最终导致香港浸会大学撤销其博士录取资格。这一系列行为反映了个别学生道德观念的淡漠和学术诚信意识的缺失，同时也暴露出高校在学术道德教育和学生心理健康引导方面的不足。
表：杨景媛学位论文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类型
问题类型 具体表现 影响程度
事实性错误 论文中出现我国不存在的《离婚法》 严重
数据篡改 将WHO的36.1%数据改为28.3% 严重
表述不规范 百余处表述不准确、翻译错误 中等
引用不规范 参考文献格式、引用方式不符合规范 中等
分析不准确 研究方法应用、结论推导存在问题 严重
2.3 党委书记调整：高校领导权与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力的重塑
2025年9月，中央批准朱孔军同志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不再担任中山大学党委书记职务；黄泰岩同志不再担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职务。这一重要人事变动发生在武汉大学接连发生引发社会关注的事件之后，引人深思。高校党委书记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其领导能力和政治素养直接关系到高校的办学方向和思想阵地建设。
朱孔军同志具有丰富的教育管理工作经验，曾任华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广东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中山大学党委书记。这样的履历背景使其具备推动武汉大学意识形态工作改进的领导能力和政治素养。党委书记的调整往往意味着工作思路和重点的转变，特别是在高校经历舆论风波后，新的党委书记势必会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引导和管理。
高校领导权的交接是正常人事变动，但也反映出中央对高校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在意识形态工作面临复杂挑战的当下，高校领导需要具备更强的政治敏锐性和管理能力，确保高校始终沿着正确的办学方向前进。武汉大学党委书记的调整，可视为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力重塑的重要举措，以期从组织领导层面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引领。
3 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多维样态与生成逻辑
3.1 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多样化渠道与表现形式
当前，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面临多重挑战，其风险样态呈现多元化、隐蔽化特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方式已从公开转向隐蔽，渗透渠道也更加多样。在教学科研领域，一些高校存在教材选用不严谨、校外专家邀请审核不严、学生科研项目方向审查不到位等问题。这些管理漏洞可能为西方价值观念的渗透提供可乘之机。
· 学术渠道渗透：通过学术交流、科研合作、理论引进等方式，西方价值观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高校师生的价值判断。杨景媛论文中出现的概念混淆和事实错误，部分反映了对西方学术范式的盲目跟从而缺乏批判性思考。
· 文化价值观传播：选调生事件中表现的对基层工作的轻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这种价值观通过网络、媒体、文化交流等多种渠道传播，对高校师生的思想产生深远影响。
· 组织制度弱化：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的"制度化缺位"问题，使得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有机可乘。如部分高校在学术评价中重成果轻导向，对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存在选择性执法现象，削弱了制度的权威性和公平性。
3.2 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加剧与高校应对能力的不足
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网络已成为意识形态交锋的主战场。高校学生作为网络原住民，其思想观念深受网络环境影响。武汉大学选调生事件和杨景媛事件最初都是在网络平台发酵，引发广泛关注，这反映了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迅捷性和广泛影响力。
面对网络意识形态风险，许多高校的应对能力明显不足。一方面，对学生在社交媒体等平台的不当言论缺乏有效监测和及时干预机制；另一方面，高校自身的新媒体平台内容审核制度（如"三审三校"制度）执行不够严格，难以有效防范意识形态风险。此外，针对网络谣言的澄清和引导机制不完善，使得高校在面临舆情危机时常处于被动应对状态。
表：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风险类型 主要表现 潜在影响
价值观偏离风险 个人主义膨胀，社会责任淡漠 影响学生健康成长，削弱人才培养质量
学术不端风险 论文抄袭、数据篡改，学术规范意识淡薄 损害学术诚信，阻碍科技创新
网络舆情风险 不当言论传播，负面舆情发酵 影响高校声誉，破坏社会稳定
管理制度风险 制度执行不严，双重标准问题 削弱制度权威，导致公平缺失
外部渗透风险 西方价值观渗透，境外势力干预 威胁意识形态安全，影响文化传承
3.3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体制机制的不完善与执行偏差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诸多问题，与其体制机制不完善密切相关。从杨景媛事件的处理过程可见，武汉大学在学术评价、学位授予等环节存在质量把关不严、标准执行不力的问题。专家组认定论文存在百余处不规范问题，却仍认为"不影响论文主要结论"，维持授予学位的决议，这种处理方式难以令人信服。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存在责任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如杨景媛的导师未对学位论文严格把关，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也未进行严格审核，这反映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链条存在断裂现象。类似情况在其他高校也可能存在，成为意识形态风险滋生的重要土壤。
此外，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还存在形式化倾向。一些高校满足于开会、发文，但缺乏深入细致的思想引导和有效的监督管理。如某学院开展的意识形态风险研判会议，虽然构建了"排查-研判-整改"闭环机制，但实际效果如何仍需实践检验。意识形态工作若不能落到实处，很容易流于形式，难以发挥应有作用。
4 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路径创新与防范化解机制
4.1 强化顶层设计，压实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责任机制
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必须从顶层设计入手，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首先，要明确高校党委对意识形态工作负总责，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的意识形态工作格局。武汉大学党委书记的调整，为加强学校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组织领导保障，新的党委书记可以牵头对相关工作机制进行完善。
其次，要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机制，将责任落实到具体岗位和人员。对于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失职失责的行为，要严肃追责问责。如杨景媛事件中，导师和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未能严格把关，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只有建立清晰的责任链条和问责机制，才能确保意识形态工作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再次，要完善高校意识形态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可以借鉴某学院的做法，"组建网络舆情监测小组，每日抽查学生社群动态，做到对敏感言论早发现、早干预"，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风险监测体系。同时，定期开展意识形态风险研判，针对不同领域的特点制定针对性防范措施。
4.2 深化教育引导，创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日常管理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在于教育引导，关键在于日常管理。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增强其吸引力和实效性。同时，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挖掘各类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针对选调生事件暴露出的价值观偏差问题，高校应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国情教育，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职业观和择业观。通过组织社会实践、基层走访等活动，增进学生对国情的了解，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对于学术诚信问题，则需加强学术规范教育和学术道德培养，引导学生树立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
高校还应关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健全的人格。杨景媛在网络上的不当言行，部分反映了心理素质和情绪管理能力的不足。高校应建立健全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帮助学生提高心理调适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防止因心理问题导致极端行为。
4.3 聚焦网络阵地，提升高校意识形态风险的管控能力
网络空间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高校必须加强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首先，要加强对校园网络平台的内容管理，严格执行"三审三校"制度，确保发布信息的准确性和导向的正确性。同时，建立网络舆情监测和应对机制，及时发现和处置不良信息，防止舆情发酵扩大。
其次，要创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式，运用新媒体技术打造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网络思政产品。通过短视频、微信公众号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主流价值观，增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再次，要加强网络素养教育，提高师生网络辨别能力和媒介素养。引导师生理性看待网络信息，自觉抵制不良言论和虚假信息，培养文明上网、科学用网的良好习惯。只有提升师生的网络素养，才能从根本上筑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5 结论与展望
武汉大学系列事件折射出当前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也凸显了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紧迫性。从价值观导向的偏离，到学术诚信的危机，再到领导力的重塑，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系统谋划和综合施策。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才能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未来，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应更加注重内涵建设和质量提升。一方面，要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避免形式化、表面化倾向；另一方面，要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水平，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只有将意识形态工作融入高校治理各环节，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才能切实提升工作效果。
意识形态工作永远在路上。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意识形态斗争形势，高校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坚持不懈地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高校始终成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坚强阵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思想保障。
来源：家和万事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