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翊云，1972年出生于北京，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美国爱荷华大学免疫专业，旅美华人作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Denise Applewhite 摄）

李翊云，1972年出生于北京，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美国爱荷华大学免疫专业，旅美华人作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Denise Applewhite 摄）

李翊云穿着一件宽松的灰衫，和素色竖纹长裤，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在舞台中央的一侧落座。2025年8月，爱丁堡国际文学节，这位华裔作家久违地在公众面前露面。

过去这些年，生活在李翊云身上展现了一种极端。自1996年赴美攻读免疫学博士学位，后转行写作，她在美国文坛称得上横空出世。她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千年敬祈》就获得了包括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在内的文学大奖，如今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创意写作专业。

但在过去的九年里，她失去了仅有的两个孩子。2024年，她19岁的小儿子詹姆斯卧轨自杀。更早以前的2017年，她的长子文森特也选择用同样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作为作家，她知道生活的灾难确凿发生，没有选择避而不谈。詹姆斯去世三个月后，她开始写作《万物只是自然生长》（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在其中仔细回顾与两个孩子有关的记忆。

回答主持人的第一个问题，她主动提起爱丁堡对自己的特殊之处，“这是詹姆斯去世前去过的最后一个城市，也是文森特去过的最后一个城市。”她说，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

她偶尔展露笑容，有时脸上又凝固着沉默。她希望这本为儿子写的书能达到他的标准，李翊云的丈夫看完新书节选后，对她说：“这不辜负我们的两个孩子。”“我认为，当你离灾难如此之近时，你可能会举起双手，说余生我都要在哭泣中度过……”李翊云说，“但这并不会让时间变得更快，或者更轻松。”

对谈结束，李翊云反而向对谈人表达谢意：“在舞台上和我谈论这些真实的经历，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

2024年初，南方周末记者第一次约访李翊云。彼时，《我该走了吗》在中国内地出版，英文写作二十余年后，她才选择将小说译介到中文世界。2017年，大儿子文森特的离世，曾中断过这部小说的写作——小说的主角是一个44岁时失去了孩子的母亲莉利亚，到了八十多岁，仍然无法从失去女儿的岁月里走出。文森特去世那年，李翊云也正好44岁。她如今感慨：我从未真的从我44岁的人生中走出。

文森特去世后不久，李翊云开始为他写一本名为《理性终结之处》的长篇小说，小说里只有两个声音：一位母亲和她死去儿子Nikolai的对话。她曾说，这部小说之所以是虚构，因为“没有一个死去的孩子会回来和他的母亲争论”。但詹姆斯去世后，她发现为他写书变得十分艰难。文森特热烈、诗意，她仅仅需要邀请文森特进入写作。而詹姆斯不同，他极度聪明，却沉默寡言。

2025年8月，李翊云的第二本被翻译成中文的长篇小说《鹅之书》即将在中国出版，她因此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书面采访。最初透过经纪人沟通时，她提出记者可以用中文提问，她会用英语作答。30个问题发过去后，她不知为何改变了主意，很快返回来一份中文回复。

她的回答简洁、精炼，面对长串的提问，有时仅回复一个“是的”。她拒绝回答诸如写作是否曾有“禁区”之类的问题，划线删去了涉及她父母的问题。看起来，她不太愿意对私人生活和写作间的关联回应太多，也抱持一种观点：“作家不应该以任何方式解释她的作品。”

谈及过去一年的近况，她形容生活如常：认真思考，⽤⼼做事。“像往常样教书，每天和亲密的朋友交谈。有些人认为悲剧会让⼀个⼈完全变了⼀个⼈，这和我的经历不符。”李翊云回复南方周末记者，“我相信成熟的⼈⽆论遭遇什么，永远都还是自己。”

过去一年，处于风暴眼之中的李翊云展现着一种在外人看来惊人的“平静”。詹姆斯去世后，她照常参与钢琴课，每天坚持阅读、写作、少食多餐。她说，除了让身体保持健康状态外，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但这种“平静”在中文社交媒体引动了一片杂音。有人分析她的星盘，推算命运；有人围观、打量着这位华裔作家丧子后的一举一动。一些人发现，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打破了悲伤期待的母亲，因此判定她“冷漠”。2012年，李翊云曾经患上具有自杀倾向的抑郁症，有人将其与她两个孩子的自杀联系起来。同情、悲悯，混杂着揣测、指责，这些发生在中文世界的讨论，都被远在万余公里外的李翊云看在眼里。

置身喧哗讨论中的李翊云，最终取消了短篇小说集《星期三的孩子》在中国的出版计划，她要求经纪人将谈好的版税退给她在中国内地的版权代理人彭伦。“后来我们找到一个方式，把这本书的合同留着，换成一本将来她愿意出版的书的合同。”彭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她特意在新书《万物只是自然生长》的开始处提示读者：“这本书不会提供一些读者渴望读到的清晰的叙事弧线：从苦难走向胜利，从无法理解到能够获得新的视角和智慧，由痛苦实现超越。”

2007年，《千年敬祈》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资料图）

写作是她的矛和盾

2025年4月，《纽约时报》的记者前去采访李翊云，她向记者展示自己的花园：院子里到处栽满水仙花、风信子和郁金香。在她所居住的新泽西州，过量的雨水与干旱交替出现，出没的日本甲虫和兔子，隐隐给花园带来潜在的变动与危险。李翊云不止一次说过，花园是一个人适应人生不确定性的有效训练，“它让你走出自己的精神空间”。

她自称业余园丁，经营着一个不完美的花园。詹姆斯离世前一年的秋天，李翊云在花园里种下了1600多个球茎。隔年2月，詹姆斯去世。一个月后，那些球茎盛放。她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朋友，对方传回一条带着希望的信息：这是土地重生的力量。

她对这样的隐喻并不买账。对她而言，事实比隐喻重要。

她发现，其他人在她面前谈论死亡，总是显得艰难、尴尬，甚至会撒谎。詹姆斯去世后，一位曾经的朋友安慰她：“我的孩子也在上大学，不常能见到他（她），我们是在一条船上的。”“如果她仔细考虑，再说这个话，会意识到她是在对自己撒谎。”李翊云说。

她回忆，八年前，大儿子文森特去世后，她曾在路上碰到一位同事，对方问她：你处在悲伤（grieving）的哪个阶段？“人们总认为悲伤是一个过程。”李翊云说。

“你越快到达终点，就越快证明自己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你周围的人就会感到越少尴尬。”她觉得，孩子的离世不是一场热浪、暴雪或者障碍赛，冲过去，就能赢得胜利。“悲伤（grief）”这个词是一条捷径，也是一种对更庞大事物的简化。

詹姆斯去世后，李翊云收到的邮件中，“悲伤”是最常被使用的词，但她拒绝用“悲伤”来形容自己的状态。她查询了这个词的希腊词源，是负担（burden）。“这是爱，爱不是负担。”

李翊云对事实的尊重，对语言准确的追求，不止表现在生活中，写作时同样如此。每次挑选一个动词或名词，她常要查询词典，拷问、辨析一个词的词源，追求表达的准确。“精准写作要求作者在思考和语言上施加巨大的压力。”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要达到精准，“必须经过深思熟虑”，“没有捷径”。

张芸第一次读到李翊云的短篇集《千年敬祈》时，就对这位华裔女作家的简明文笔感到惊讶。她后来翻译了李翊云的《我该走了吗》和《鹅之书》，认为李翊云的语言非常“elegant”。“‘elegant’这个词很常见，指的是优雅、雅致的意思，但你真的去查这个词，它其实有一个意思，是指能非常简洁清楚地把意思传达出来。”张芸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李翊云旗帜鲜明地反对陈词滥调（cliché）。她偏好动词与名词，警惕形容词中可能携带的评判与偏见。也因此，在《理性终结之处》中，母亲和逝去的儿子之间常常对此展开辩论。小说中，儿子Nikolai热情、诗意，是形容词的拥趸，而母亲则与之相反。小说中，母亲认为，一个生命的故事可以由最简单的名词讲述，而非形容词：

“你三岁的时候，我们第一次买了一盒六盎司的蓝莓，那时候感觉非常奢侈。”母亲说。

“是形容词‘奢侈’在讲这个故事。”Nikolai辩护。

“但‘奢侈’这个词不会像蓝莓那样让我想起Nikolai。”李翊云写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郑海娟常年关注世界华文文学，早在李翊云决定将小说翻译到中文世界之前，就对她的创作有所观察。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理性终结之处》在写作上很突出的一点，是借由语言创造了一个“乌托邦化的时空”。

郑海娟认为，在这个时空里，叙述者如同《奥德赛》里织锦的佩妮洛普，在不断织了拆、拆了织反复中，将时间持续延宕下去。小说一共写了16章，正好对应儿子文森特在世上生活过的年岁。但与此同时，郑海娟也感受到，李翊云借由语言和儿子达成一种深度连接的同时，也对语言所能表达的限度展开深刻追问和思考。

两个儿子去世后，动词时态的使用对李翊云来说，变得混乱。她常常在描述孩子时需要将现在时的“is”修正成过去时“was”，但母亲身份并没有成为过去，孩子们离开了，但她仍然且将一直会是他们的母亲。她下意识流露出对语言局限的感慨：英文里，失去配偶的人，丧失了父母的人都有对应的名词，可是并没有一个词可以准确形容失去了孩子的父母。

在一次和华裔作家Sarah Shun-lien Bynum的对谈中，李翊云审视那本母子对话之作《理性终结之处》。小说中，母亲只能在由文字构成的世界“nowhere”里与儿子沟通。“我在写作时清楚地意识到：书中的角色可以超越时空，拥有自由穿梭生死界限的特权，这对执笔的我而言，却是遥不可及的。”李翊云说。

Martina Reneta Prosperi是弗罗茨瓦大学的兼职教授、研究员，她发现，在李翊云的写作中，有两个不断复现的主题——一个是语言，另一个则是死亡。而《理性终结之处》是这两个主题死亡最有机也最矛盾的融合体：语言让一个想象中的对话空间存在，让儿子的死亡能无限期延宕下去，给人安慰；但当语言被用于自我认知与自我反省时，又是锋利而无情的工具。

“就像中文里的‘矛盾’可以拆解成矛和盾……李翊云的写作，是同时挥舞着矛和盾。”Martina Reneta Prosperi书面回复南方周末记者，“一方面，写作是她生存的武器。借由书写，她可以重构萦绕在心头的所有重负，将自我投射到多重角色中，以减轻负荷。另一方面，写作又是她的盾牌，她的沉默，像一堵墙将主流话语隔绝在外。”

詹姆斯离世前一年的秋天，李翊云在花园里种下了1600多个球茎。隔年2月，詹姆斯去世。一个月后，那些球茎盛放。（视觉中国 图）

为了将自己写进虚空

新加坡裔译者程异曾任国际布克奖的评委，对美国文坛的观察已有十余年。他说，李翊云的写作非常微妙，英语母语者写出来的语言有时“一模一样”，但李翊云的语言有自己的特色。相比华裔作家的另一个代表哈金——离开了中国后，一直在写一个远距离的中国，李翊云写的是她在美国生活的状况。

李翊云的早期小说，不少取用中国题材，近年来，她开始把小说的背景板向世界范围拉开。

一位同样具有移民背景的华裔作者评价李翊云这些年在写作上的转变：“异域元素（或中国信息的运用）逐渐从主要卖点转变为不显眼的背景道具，用来塑造那些像李翊云的语言一样微妙、复杂的人物。她早期叙述的语调张扬，现在渐渐沉淀为冷静的观察。”

小说《鹅之书》把故事的背景设定在遥远的、1950年代法国乡村，无论时间或地点，似乎都与李翊云的现实经历毫不相关。但李翊云的编辑Mitzi Angel却说，《鹅之书》“或许是李翊云最具自传性的小说”。

《鹅之书》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女孩法比耶娜和挚友阿涅丝在二战后一个法国乡村中长大，两人形影不离。在她们所生存的乡村世界，遍布着动物与人的死亡。法比耶娜带有顽童的恶趣味，也具有想象力，掌握的词汇量也多，阿涅丝则显得木讷、沉静。两人决定合写一本书：由法比耶娜口述，阿涅丝写。不过，写下的内容尽是怪诞的死亡。被出版界发掘后，法比耶娜却拒绝在小说上署名，把阿涅丝一个人推向了外面的世界。

“（在那个年代）死亡不过是日常事件。从安定的21世纪看，这种生活似乎非常残酷。但对她们而言，这就是她们的生活。她们从不会想自己的生活多么残酷，而是觉得自己已经长大到足够做任何事情的年龄。”李翊云说，在写作之初，她就在脑海中听到了两个女孩的声音，在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描写她们让我感到自由，我不担心评论家们会对法国乡村、二战后美国占领时期的种种评论。”李翊云说，《鹅之书》并不是一本历史小说，“这是一个完全由两个女孩创造的世界……我觉得我找到了一条捷径，因为我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生活在她们自己的世界里。”在和作家A.M. Homes的一次对谈中，李翊云这样说。

小说中，随着阿涅丝被懵懵懂懂地推向外部的大世界，两个女孩的世界开始分崩离析。法比耶娜后来死去，阿涅丝则经历了一系列被规训的生活：她被媒体打量、怀疑，被一个管理英国寄宿学校的汤森太太看中，进入这所培养淑女的学校后，汤森太太开始严格规训、干预她的写作，甚至翻看她的日记……阿涅丝最终选择逃离。

作家Garth Greenwell曾问她，《鹅之书》中的两个女孩，为何不选择更有个性、存在感强的法比耶娜作为主要的叙事者？李翊云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那并不有趣……有一类人物，非常纯粹、锋利，可以轻松地定义所有事物。法比耶娜可以轻松地定义这个世界，定义自我。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更喜欢阿涅丝，她不喜欢引人注目，是混沌不明的。我总是被这样混沌不明的人物吸引。她称自己是个空壳，但是有时也会和法比耶娜意见不合，拥有自己的想法。”

十多年前，李翊云因抑郁症在医院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她一度怀疑人为何要继续生存下去，认为“我”是一个可以被随时取代的存在。2017年，她出版了关于那段经历的回忆录《亲爱的朋友，我从我的生命，写给在你生命中的你》（后文简称《亲爱的朋友》）。

那时，她读了大量的作家日记和信件，发现600页的厚度中浓缩着一个作家可能短暂的一生，日子总是循环往复。她那时认为，所有人都在写作或生活中撒谎，但在信件或日记中，人们或许会没有保留地写出“心灵中无可辩驳的真相”，而这种真相之中，或许存在着一种确定性，能帮助她构建一个有力的“自我”。

“阅读其他人的书信和日记让我对人生有了一点耐心。”她在一次采访中说。

李翊云曾有过一个说法，写作是为了将自己写进虚空。很长一段时间，她无法用第一人称写作，“自我”被她故意在小说掩盖。但自《亲爱的朋友》后，李翊云对“我”叙事的拒绝开始松动。

“免疫”是她最喜欢的英文单词之一，因为它意味着一种“对疾病、愚蠢、爱情、孤独、令人不安的思想和无法缓解的痛苦的豁免权”。但她深知，人实际上难以享受这种豁免。她形容自己的思想，和一具患有自身免疫疾病的身体无异，“把它所创造出来的每一种感觉和思想当作攻击目标。”李翊云写道，“一个自我剖析的人很少能找到安宁。”

李翊云曾在《亲爱的朋友》中表达对死亡的理解：“一个人的死亡愿望可以像生存的意志一样盲目而出于直觉，但后者从未受到质疑。”她说，自己并非在为自杀辩护，而是觉得“死亡，对除了完全与世隔绝的人来说，总是个人时刻的公开化。自杀，作为人们所能做出的最私密的决定之一，经常被公众接管。那些表达强烈情感的人误以为自己是故事的中心。由（他人）自杀所引发的强烈情感——愤怒、怜悯、无情，甚至谴责，要求一种没有人有权要求的解释，以及评判这种解释的权威”。

作家Garth Greenwell反对很多人认为李翊云所创作的《亲爱的朋友》《理性终结之处》等直面死亡的作品是恐怖的，读完会让人毁灭。相反，他觉得太多的文艺作品在对生活做正面宣传（propaganda for life），“暗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什么是不可挽回的世界里”。而李翊云创作的这些无所畏惧地走进深渊的写作，让人在坚定直视那些不可挽回的事物时，仍然找到一种对生活说“yes”的方式。

《鹅之书》的故事发生在二战后的一个法国乡村里。（视觉中国 图）

在如同深渊的日子里待着

李翊云曾和一个精神科医生对谈，对方问她：写作《理性终结之处》时，是否出于某种自我疗愈的需求？

“我没有想过疗愈，但它在我最不稳定的时候给了我稳定感。就像一只锚。”李翊云答道，“可能每个失去亲人的人都会有这种感受——那些黑暗的日子根本无法改变。而黑暗中夹杂着不同深浅的光亮，我记得自己当时只是继续写作，在那一点点亮光下生活。”

李翊云在《万物只是自然生长》中描述一种她和时间所形成的紧张关系：“那些在挚爱之人离世后不得不继续生活下去的人，以及那些遭受令人衰弱的抑郁症困扰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件事：时间停滞不前，时间单调乏味，然后时间变成西西弗斯的巨石。一个人从早到晚都扛着它，就算睡着，也只是微不足道的安慰，没有什么解脱。然后，第二天又重新开始。在哀悼逝者或与抑郁症作斗争时，人们会感到精疲力竭，因为人们一直在努力扛着时间。”

“孩子的死亡会重新排列时间和空间。”李翊云把自己的生活形容为“深渊”，这片深渊将会是她余生要待在的地方，而人不应该浪费精力与自己的生存地作斗争。但她也坦承，在一些日子里，她也会怀疑在深渊里写作的意义，因为“人们在深渊之外，他们难以理解”。

詹姆斯去世后两天左右，处于“极度自怜”状态下的李翊云，问她的朋友布里吉德：你见过比我更糟糕的母亲吗？朋友回复她，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这个问题就是一块鹅卵石，你应该把它从你的眼前踢走。”

她的另一位朋友，曾经教授过詹姆斯语言学课的克里斯蒂安，得知詹姆斯的死讯后，告诉李翊云：“你已经做了一切帮助詹姆斯在人生中找到位置，但如果他要走，你得放手。”

在詹姆斯死后，李翊云感受到一种“极致的孤独”。

朋友黛博拉给她写信：“我认为你周围的人都想帮助你。为了能帮上你，他们必须设想如果他们处在同样的境遇中，什么对他们是有帮助的。对几乎所有人来说（至少按照他们预测），情感反应会最先到来——一种压倒性的、爆发式的悲伤，撕心裂肺，自我谴责。之后，当风暴过去，他们会进行更多理智的、智性的反思。所以，当你直接去表达自己理智的那面，会让人感到困惑，因为很少人能直接做到这点……他们无法擦干眼泪，在你痛哭时抱住你，某种程度上说，这把他们推到了房间外面。因此，当你独自哀悼时，你会感到孤独。不仅是你在哀悼，你悲伤的形式以及应对悲伤的方式没能被理解，甚至被误解了。”

李翊云在书中回忆，当她听到这种表述时，“极度的孤独感过去了”。

埃默里大学教授Irving Goh对李翊云的作品有相对系统的观察。他发现，在李翊云的不少作品中，都存在一种他称之为“不可共享的分享”（shared unshareability）的状态。当一个人遭遇失败（failure）的境遇，往往会觉得无人理解，而这种“不可共享的分享”状态就成为了一个避难所，一个只属于他们自己的泡泡。

“这个空间承认、接纳并尊重他们沉溺于失败的意愿，不强迫人们突然振作……不胁迫个体将（个人）失败转化为集体抵抗失败的教材。相反，它允许人们自行解开‘失败后继续生活’的意义……这样的空间最终证明：在失败的阴影中，存在本身已是艰难的壮举。”Irving Goh在文章中写道。

过去一年，李翊云在“深渊”里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其中大多出现一个失去了两个孩子，名叫莉莲的女人。在短篇小说《任何人的心》（Any Human Heart）中，一个88岁的老太太热衷独自坐在雕像旁，观察路过的行人并对世俗生活发表犀利甚至有些刻薄的见解。中年女人莉莲也在老太太的观察范围之内。有一天，老太太拦下了莉莲，邀请她共进午餐，在餐桌上，两个彼此陌生的女人尴尬对谈，一点点揭开了人性中残酷与不可尽述的部分。“有些短篇从一开始你就知道结尾要往哪个方向走，可是李翊云的作品一直让我很惊讶， 你一直猜不对结尾，想不出后来会走到什么地方。”程异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对这篇小说印象很深。

Martina Reneta Prosperi向南方周末记者描述自己对李翊云小说的感受：在她的小说中，其实充满了人的行动，但作家并不多加着墨行动本身，而是更热衷于或大或小的选择，带来的后果与余波。在她看来，这是一种极其真实、可靠的叙述现实的方式。“因为说到底，我们的人生大多不由英雄壮举构成。多数时光都是虚空的，充斥着等待、思考、反刍，充斥着需要不断张罗的一日三餐，以及工作与家庭责任对我们日复一日的召唤。栖居在这些虚空里，并非脱离现实，相反，这正是对日常生活的全然沉浸。”

但在对这些日常生活的沉浸中，李翊云的语言常常显得不动声色。采访时，南方周末记者问她强烈的情感表达与语言的关系。

她不出意外地引用了玛丽安·摩尔的一句诗作为回应：“最深沉的情感总是在沉默中产生；不是以沉默，而是以克制的方式。”

“我认为表达强烈情感的⾔语有时是无用的。真正的情感可以且应该克制准确地表达。”她如此回复道。

李翊云用英语写作，以冷静的笔触著称。（资料图）

“观察者不一定冷漠”

南方周末：过去一年，你和⾃我度过的⽣活以及与⼈群共度的⽣活⾯貌如何？⽣活和你的花园，随着四季流转发⽣什么变化了吗？

李翊云：我相信成熟的⼈⽆论遭遇什么，永远都还是自己。有些人认为悲剧会让⼀个⼈完全变了⼀个⼈，这和我的经历不符。过去的⼀年我的⽣活和往常一样：认真思考，⽤⼼做事。我像往常一样教书，每天和亲密的朋友交谈。

南方周末：在你第一部短篇集《千年敬祈》（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中，小说《多余》（Extra）就写了一个相对边缘的，容易被所谓主流生活忽视的人物。这些年，这样非主流状态的人物、情感和故事似乎总能吸引你，为什么？这和你的童年经历、天性或者直觉有多大的关系？

李翊云：我不认为我的角⾊处于边缘。“主流”这个词让⼈费解：谁代表主流？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个朋友问我：“你怎么才能让美国主流社会接受你？”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我并不是为美国主流人群写作的。

我认为我的角⾊是好奇和内省的⼈，他们不墨守成规，不喜欢引起别人的注意。但他们的思考和感受是深刻的，即使被所谓的主流所忽视。我喜欢这样的角⾊。他们可以成为我很好的对话伙伴。

南方周末：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自己有一点避世倾向，偏爱孤独，你笔下的人物，有时给人一种世俗生活的冷漠旁观者，而非参与者的感受。你怎么描述你和笔下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和生活之间的关系？

李翊云：我喜欢独处，但这与避世是两回事。需要我⼊世的时候我完全可以入世。观察者不一定冷漠，参与者有时也可能无脑⽆⼼。我觉得这些标签并⾮⽂学的真正意义所在。我对⼈们不愿向世界透露的事情以及他们对⾃⼰说的谎⾔很感兴趣。对我来说，写⼩说的意义在于，到最后，我会发现一些关于我的⼈物的内⼼的事情，⽽这些是我⼀开始所不知道的。

南方周末：你曾说，观察人是你最喜欢的爱好，你通常如何观察人？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观察的人会进入到你的小说中？你也在一篇小说里写道：“写小说是为了窃听你角色的心声。”（Writing fiction is to eavesdrop on your own characters’ hearts.），为什么是“窃听”？

李翊云：在⽣活中⼈们喜欢告诉我⼀些事情，因为我经常向他们提出很多问题，我也会聆听。 在写作中，⼈物不一定会向你透露他们的内⼼，所以你希望他们说出连他们自己都意想不到的话，这样你就可以听他们的⼼声。

南方周末：你说，之所以写作《鹅之书》，是因为你的脑海听到了两个法国女孩的对话。你的⼩说⾥，往往充斥着⼤量对话，有时是关于人的⽣存问题的争辩，有时是⼀些精巧的⽂字游戏，有时触及写作本⾝……为何在你的⼩说中，对话如此重要？很多时候，这些对话颇具辩论感，很像作家的⾃我剖⽩，或者思维的左右互搏，这是你写作时的乐趣来源吗？

李翊云：是的。

南方周末：所以，写作本质上是要和⾃我对话吗？

李翊云：是的。

李翊云在普林斯顿大学刘易斯艺术中心创意教授创意写作。（视觉中国 图）

如果一个人有一个结构，能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

南方周末：不论在⼩说还是文集中，你都反对cliché（陈词滥调）。这种反对主要体现在语⾔上——你看重名词、动词，对形容词可能含有的偏见表示怀疑。你说过，⼩说写作的乐趣总来在于准确与修订（precison and revision）。⼩说写作的准确性为何重要？除了词语之外，还有什么能让⼩说抵达准确？

李翊云：精准写作要求作者在思考和语⾔上施加巨⼤的压⼒。没有捷径，但你必须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切中要点。

南方周末：但《理性终结之处》⾥，母亲和去世的孩⼦Nikolai对话时，也流露出是否要服从于cliché的犹豫：“如果生活可以被cliché拯救呢？如果生活必须在cliché中度过呢？”世俗生活中的种种cliché也许让人生步入自动化⽣存的状态，却可能阻⽌⼀个⼈放弃生命。你的好⼏部作品中，都萦绕着这种犹疑和⽭盾，你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怎样的？

李翊云：我想有些人或许能从陈词滥调中找到慰藉。但我⾃⼰却从cliché中找不到任何积极的东西。

南方周末：你在中文世界出版的第一部小说《我该走了吗》，从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莉利亚的视角展开叙事，她并不是一个“讨喜”的形象，话语中流露着对人生的疏离，以及对他人人生的揶揄甚至挖苦。你热衷写冷色调的故事，很早就开始让年老者成为你故事的主角，他们为什么吸引你？

李翊云：“讨喜”是个很奇怪的形容词：它意味着你必须取悦别⼈，甚⾄到了乞讨的地步。我觉得我的角⾊并不在意取悦别⼈，莉利亚尤其不以为然。我写过各种各样的⼈物，有年轻的、年长的、中年的，所以我不能说⽼年⼈对我特别有吸引。我在写作时会把特定的个体作为我的角⾊，⽽不是他们的年龄组或其他标签。

南方周末：从创作的最早期开始，你的很多小说就在写⼈处于情感失落中的状态，为什么这样的故事常常会出现在你的笔下？

李翊云：我所见过的每个人都经历过情感失落。我觉得这没什么特别的。这就是生活。

南方周末：你曾经说，哪怕是再聪明的人，也有盲点，你写东西会尽量让自己的盲点越来越小，怎么理解这个“盲点”？刚开始写作时的“盲点”和现在的“盲点”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李翊云：⼀个⼈的盲点恰恰就是他的⾃我的⼤⼩和形状。我从未有过膨胀的⾃我。我写作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人们和世界，但其中可能存在一个盲点，那就是认为事情是可知的。

我现在可以接受并⾮所有事物、也并⾮所有人都是可知的。

南方周末：在你最新的作品中，我们感受到了你惊⼈的坦诚与打开。最新的⼏篇⼩说⾥，你都写到了⼀个失去了两个孩⼦，名叫莉莲（Lilian）的⼥⼈。她的状态和你的现实情况不谋⽽合（⽐如孩⼦去世后阅读欧⼏⾥得的《⼏何原本》等等），甚⾄有时候让⼈觉得你的写作有些滑向⾮虚构的边缘。让Lilian进⼊故事，成为一个被审视的他者，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李翊云：莉莲的故事仍然是虚构的。我写⾮虚构作品是为了给我的虚构作品腾出空间。我想我和莉莲的关系是这样的：我不是她，但在所有作家中我最了解她。

南方周末：我记得你曾经很讨厌确定性这个词，但经历了生活的风波后，你也试图寻找确定性。你说，阅读为你的日子提供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是不是就是确定性？阅读所提供的结构是否能缓解一个人感受到的来自生活的冲击？

李翊云：这种结构并⾮确定性。这种结构是我能掌控的：我可以这样度过我的每一天。确定性则不受任何人控制。我不追求确定性，但我认为如果一个⼈有⼀个结构，他就能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

（本文主要参考《万物只是自然生长》（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亲爱的朋友，我从我的生命，写给在你生命中的你》（Dear friend，from My Life I Wrote to You in Your Life）以及李翊云已出版的其他小说、媒体采访、视频连线以及相关论文。）（陈荃新、刘孙啸正对本文亦有贡献。）

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

责编 李慕琰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