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打卡嫌糟心？古代官员迟到后果多可怕？看完你会偷着乐

摘要：清晨六点半的闹钟响了三遍，你挣扎着从被窝里爬起来，一边往嘴里塞面包，一边往地铁站冲——就因为上周迟到两次，全勤奖没了，还被领导当众提醒“下次注意”。到了公司楼下，看着打卡机上跳动的“8:29:50”，你小跑两步按下指纹，长舒一口气的同时，忍不住抱怨：“上班打卡

清晨六点半的闹钟响了三遍，你挣扎着从被窝里爬起来，一边往嘴里塞面包，一边往地铁站冲——就因为上周迟到两次，全勤奖没了，还被领导当众提醒“下次注意”。到了公司楼下，看着打卡机上跳动的“8:29:50”，你小跑两步按下指纹，长舒一口气的同时，忍不住抱怨：“上班打卡也太折腾人了，迟到一会儿就要受罚，真没天理！”

可要是你知道，古代官员“上班”不仅比你早十倍，迟到的后果更是从罚钱、挨板子，到丢官、砍头，你恐怕会立刻收起抱怨，甚至觉得现在的“打卡惩罚”简直是“福利”。古代没有闹钟、没有地铁，更没有“弹性上班制”，官员们要顶着星星起床，踩着晨露赶路，只为赶上一场不能迟到的“早朝”或“办公点卯”。而一旦迟到，等待他们的不是“扣全勤”，而是可能改变一生的惩罚。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古代官员的“考勤噩梦”，看看他们迟到后到底有多惨——对比之下，你或许会发现，现在上班打卡，真的该偷着乐。

在抱怨现在“8点半上班太早”之前，先看看古代官员的“上班时间”：如果你是唐朝的京官，每天凌晨3点就得起床，4点前必须赶到皇宫外的“待漏院”等候；要是清朝的官员，早朝时间定在“卯时”（凌晨5点到7点），但为了“卡点”，官员们凌晨2点就得从家里出发——要知道，古代没有路灯，没有汽车，官员们只能坐着轿子或骑着马，在漆黑的街道上赶路，遇到刮风下雨，更是寸步难行。

更严格的是“考勤制度”。古代没有电子打卡机，但有一套比现在更细致的“签到流程”，最常见的就是“点卯”。“卯”指卯时，“点卯”就是在卯时点名，相当于现在的“上班签到”。明清时期的县衙里，每天卯时一到，县丞就会拿着“签到簿”，逐个点名，官员们必须亲自到场应答，不能代签、不能迟到——要是敢“代点卯”，一旦被发现，代签者和被代签者都会被打板子，甚至丢官。

不同朝代，还有更“硬核”的考勤规定。

唐朝：《唐六典》明确记载，京官必须参加“晨参暮省”——早上要上朝面见皇帝，晚上要到尚书省汇报工作。要是无故缺席或迟到，第一次会被“罚俸禄一月”（相当于现在扣一个月工资），第二次“罚俸禄三月”，第三次直接“停官”（暂停职务，等候处理）。而且唐朝的“早朝”极其严格，官员们要穿着厚重的朝服，站在皇宫广场上，从凌晨4点等到天亮，期间不能随便走动、不能说话，更不能打瞌睡，一旦被御史发现“失仪”，就算没迟到，也会被弹劾。宋朝：把“考勤”和“升职”直接挂钩。宋朝有“磨勘制度”，官员每三年考核一次，考核内容就包括“出勤率”。要是三年内有五次迟到，就算其他表现再好，也不能升职；要是迟到超过十次，直接“降职”。而且宋朝的“上班地点”不止一个——京官要上朝，地方官要“坐堂”（在县衙办公），连偏远地区的驿丞（管理驿站的小官），每天也要“卯时签到，酉时签退”（晚上5点到7点下班），一旦缺席，就会被上级“申斥”（公开批评）。明朝：更是把“考勤”做到了“极致”。朱元璋规定，所有官员无论职位高低，都必须“卯时到岗，申时退班”（下午3点到5点下班），而且要“每日签到，每月汇总”。为了防止官员“迟到早退”，朱元璋还在每个衙门里设了“考勤簿”，由专人记录，每月上报给吏部。要是发现“考勤簿”上有涂改痕迹，记录者和官员都会被“杖二十”（打二十板子）；要是官员迟到后“补签”，就算“欺君”，后果更严重。

更让古代官员头疼的是“上班路”。现在你赶不上地铁，还能打网约车；古代官员要是住得远，只能靠轿子或马匹——明朝万历年间，有个叫冯从吾的官员，家住北京城外的西山，为了赶上卯时签到，他每天凌晨1点就得起床，让轿夫抬着他走两个多小时的路。有一次冬天大雪，路太滑，轿子翻了，冯从吾摔断了胳膊，却还是忍着疼爬起来，让轿夫扶着他走到衙门，就怕迟到。他在日记里写：“雪夜赴卯，臂断犹不敢迟——迟则罚俸，更恐失官，一家老小皆无依也。”

对比之下，现在你早上7点起床，坐地铁半小时到公司，就算迟到，最多扣点全勤奖，是不是已经很“轻松”了？

要是你觉得“古代考勤严点没关系，大不了迟到一次”，那你就错了——古代官员迟到的惩罚，远比你想象的更狠，而且是“阶梯式升级”，从轻度的“罚钱”，到中度的“挨板子、戴枷锁”，再到重度的“丢官、流放”，甚至“砍头”，每一级都能让官员“悔不当初”。

最常见的轻度惩罚是“罚俸禄”，也就是扣工资。但古代的“罚俸禄”，可比现在扣全勤奖狠多了——唐朝官员迟到一次，罚一个月工资；宋朝迟到一次，罚三个月工资；明朝更狠，迟到一次罚半年工资，要是连续迟到三次，直接罚一年工资。要知道，古代官员的俸禄本来就不算高，尤其是明朝，正七品县令的年薪只有“四十五石米”（相当于现在的3万元左右），要是迟到两次，半年工资没了，一家老小的生活费都成问题。

除了罚钱，还有“罚劳役”。北宋年间，有个叫苏轼的弟弟苏辙，担任“起居郎”（记录皇帝言行的官员）时，因为前一天晚上帮苏轼改文章，睡过了头，迟到了半个时辰。结果苏辙不仅被罚了三个月俸禄，还被要求“罚役三日”——也就是连续三天，在衙门里帮小吏抄录文书，从早上卯时抄到晚上申时，不能休息。苏辙在给朋友的信里写：“罚役三日，手酸臂麻，夜不能寐——早知如此，宁可不睡，也不敢迟。”

要是迟到次数多，或者“故意迟到”，就会迎来“中度惩罚”——杖刑和戴枷锁。杖刑不是“随便打打”，而是有严格的规定：唐朝杖刑用的“杖”，是三尺长的实木杖，杖头还包着铁皮；明朝杖刑更狠，要“脱衣受杖”，也就是把官员的裤子脱下来，打屁股，不仅疼，还极具羞辱性。

明朝正统年间，有个叫李时勉的官员，担任“侍读学士”（给皇帝讲课的官员）时，因为母亲生病，早上起来照顾母亲，耽误了早朝，迟到了一个时辰。结果李时勉被押到皇宫前的“午门”，当着所有官员的面，“杖三十”。据记载，李时勉被打后，屁股血肉模糊，躺了一个月才能下床。他后来在《自述》里写：“午门杖责，痛彻心扉，更辱于众目之下——自此之后，每夜定三个闹钟，不敢再迟一刻。”

比杖刑更羞辱的是“戴枷锁办公”。清朝乾隆年间，有个叫张坚的县令，因为连续五天迟到，被上级判了“枷号三日，仍令赴岗”——也就是戴着三十斤重的木枷，在县衙里办公三天。木枷上还刻着“迟到怠政”四个字，所有老百姓来办事，都能看到张坚戴着枷锁的样子。张坚觉得“颜面尽失”，办公三天后，就主动辞职了。他在《退官记》里写：“枷号三日，百姓指点，同僚侧目，此生再无颜面为官。”

要是遇到“特殊时期”，比如战争、灾荒，或者官员“迟到误事”，惩罚就会升级到“丢官、流放”，甚至“砍头”。

南宋建炎年间，金兵南下，宋高宗赵构下令“文武百官卯时到行宫议事”，商量抗金对策。有个叫王渊的将军，因为前一天晚上喝了酒，睡过了头，迟到了两个时辰。等他赶到行宫时，会议已经结束，抗金部署也定了——王渊的迟到，导致他负责的“骑兵部署”没人对接，金兵趁机偷袭，宋军损失惨重。宋高宗大怒，下令把王渊“罢官流放”，发配到海南岛。王渊在流放路上写：“一杯酒误事，半生功名尽毁，流放千里，悔之晚矣！”

更惨的是清朝康熙年间的“朱方旦案”。朱方旦是个翰林院编修，负责起草军事文书。有一次，康熙下令让他“卯时到军机处，草拟讨伐噶尔丹的圣旨”，结果朱方旦因为“贪睡”，迟到了三个时辰。等他赶到军机处时，噶尔丹的军队已经发动进攻，清军因为没有圣旨，不敢贸然出兵，损失了上千士兵。康熙得知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朱方旦“斩立决”，还把他的家人“流放宁古塔”（现在的黑龙江宁安，当时是极寒之地）。朱方旦临刑前喊：“贪睡一刻，性命不保，累及家人，罪该万死！”

这些案例不是“特例”，而是古代官员“迟到惩罚”的真实写照。对古代官员来说，“上班迟到”不是“小事”，而是可能让自己“丢钱、丢脸、丢官、丢命”的“大事”。对比之下，现在你迟到一次，最多扣点全勤奖，是不是已经很“幸运”了？

要是你觉得古代官员“只要不怕罚，就能迟到”，那你就太天真了——除了明确的惩罚，古代官员还面临着“隐形压力”，这些压力让他们“不敢迟到、不能迟到”，甚至“宁愿累死，也不敢迟一秒”。

古代的“早朝”，是皇帝亲自参加的“会议”，所有京官都要站在皇宫广场上，按职位高低排列。皇帝坐在龙椅上，一眼就能看清谁没来、谁迟到了。要是皇帝发现某个官员迟到，不仅会惩罚官员，还会觉得“这个官员不尊重自己”，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有二心”。

明朝永乐年间，有个叫解缙的官员，因为才华横溢，很受朱棣的重用。有一次早朝，解缙因为前一天晚上写文章到深夜，睡过了头，迟到了半个时辰。朱棣在龙椅上看到解缙匆匆跑来，脸色立刻沉了下来，当着所有官员的面说：“朕召你早朝，你却姗姗来迟——是觉得朕的早朝不重要，还是觉得你的文章比国事更要紧？”解缙吓得赶紧跪下请罪，虽然这次朱棣没罚他，但从此之后，朱棣对解缙的态度越来越冷淡，后来解缙还因为“罪”被下狱，最后冻死在狱中。很多人说，解缙的悲剧，就是从那次“迟到”开始的——皇帝觉得他“不敬”，再也不信任他了。

古代官场有个“潜规则”：官员之间互相监督，尤其是“言官”（专门弹劾官员的官员），最喜欢盯着别人的“考勤”。要是某个官员迟到，言官就会立刻写“弹劾奏章”，上报给皇帝，说这个官员“怠政、不敬、失职”。就算皇帝不想惩罚，为了“彰显公正”，也得给个说法。

宋朝有个叫包拯的言官，以“铁面无私”著称。有一次，一个叫张尧佐的官员（宋仁宗宠妃的伯父），因为仗着自己有“后台”，连续三天迟到。包拯得知后，立刻写了弹劾奏章，说张尧佐“恃宠而骄，怠忽职守，若不惩罚，恐失民心”。宋仁宗本来想护着张尧佐，可包拯在朝堂上据理力争，甚至“唾沫星子溅到了宋仁宗脸上”。最后宋仁宗没办法，只能把张尧佐“降职”，还罚了他一年俸禄。张尧佐后来在私下里说：“包拯这老小子，连迟到都管，真是不给人活路！”

古代官员大多是“家族的希望”，一个人当官，全家都能“沾光”——比如官员的父母能被封“诰命”，子女能“优先入学”。但要是官员因为迟到被惩罚，不仅自己倒霉，还会“连累家人”：父母的“诰命”会被收回，子女的“入学资格”会被取消，甚至整个家族都会被人“指指点点”。

清朝乾隆年间，有个叫刘墉的官员（也就是“刘罗锅”），他的父亲刘统勋是朝廷重臣。有一次，刘墉因为处理地方事务，耽误了回京的时间，迟到了早朝。乾隆皇帝虽然没重罚刘墉，但还是当着所有官员的面说：“刘统勋一生勤勉，没想到儿子却如此怠惰——看来朕得好好提醒一下刘统勋，教儿子要先教‘守时’。”这句话很快传到了刘统勋耳朵里，刘统勋赶紧把刘墉叫回家，狠狠骂了一顿，还让他“跪祠堂三日”。刘墉后来在《自述》里写：“因我迟到，父亲蒙羞，全家不安——自此之后，我再也不敢有丝毫懈怠，生怕连累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