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气还带着点料峭的寒意，杨春霞坐在从上海来的绿皮火车上，一路北上，心里却热得发烫。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71年春天，北京西郊。
天气还带着点料峭的寒意，杨春霞坐在从上海来的绿皮火车上，一路北上，心里却热得发烫。
她不知道自己此行要去干什么，只知道一句话：“到北京京剧团报到。”没说剧目，没说角色，就连调令也是突然下达的。
那会儿她已经两年没登过台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她被“靠边站”，白天干活，晚上练功，连台都不许上。
那阵子她最怕的是听见锣鼓声——不是怕演出，而是怕自己听见了，心里难受。
可谁也没想到，这趟开往北京的列车，会把她直接送进《杜鹃山》剧组，角色是女主角——柯湘。
当时这出戏还没排出来，剧本也在修改，是中央批准的“样板戏”之外的一个全新尝试。
说起来，名字是周恩来定下的，他亲自提议让杨春霞来演柯湘。
这事儿在剧团里传开时，很多人都愣了。
“杨春霞？那不是演《白蛇传》《杨门女将》的？她行吗？”
有人质疑，也有人期待。
可杨春霞自己心里最清楚，她要面对的，不只是一个角色，而是一整套体系之外的挑战。
先是语言。
她从小说上海话，唱戏也都是用的带南腔北调的“行话”。
可《杜鹃山》要求标准普通话。
这不是演一段就过去的事儿，整出戏她都得“说得准、唱得稳、打得狠”。
她开始跟着广播练字正腔圆，对着镜子一个字一个字咬。
练得嘴皮子都破了。
再是形象。
柯湘不是那种“笑不露齿”的古典女子，而是个土生土长的劳动人民，还得是革命队伍里冲锋在前的党代表。
杨春霞过去演的多是“旦角”里的秀气角色，身段讲究，眼神温柔，走路不露鞋尖儿。
可柯湘不一样，她是要带人打仗的。
为了揣摩这个角色，她去了井冈山。
那年秋天她在井冈山住了两个星期，住在农民家里，跟着干农活，扛锄头，洗衣服。
她说最难不是干活，而是看人——看那些真正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女人怎么说话、怎么走路。
有一回她看一个女社员在地里吼孩子，一边插秧一边吼，声音大得山里都能听见。
她记住了那个声音，回北京后就用在了柯湘第一幕的台词上。
再就是动作。
《杜鹃山》里有不少打戏，柯湘要拿枪、要搏斗，还要完成一整套武打动作。
不像她过去演的穆桂英，那是“架子花”，讲究漂亮。
而《杜鹃山》讲的是实战，是“土枪短炮、大刀片子”的肉搏。
剧组里请了几个当过兵的同志来教动作。
杨春霞学得特别快，但也特别拼。
有一回排练中她摔倒了，膝盖都磕青了，也没出声。
她说：“那会儿就想着，不能掉链子。”
最出彩的一场戏，是柯湘出场那一幕。
她戴着镣铐、披着白衣，从祠堂门口走出来，团丁持枪列队，两边“二龙出水”似的扑上来。
她一个甩发、侧身、举拳，站定。
眼神像刀一样，透着劲儿。
这套动作是她自己设计的，参考了京剧传统的亮相，又加了点武打的利落劲儿。
她说：“不能太娘，也不能太野。”那一瞬间，全场静了，然后爆发出一片掌声。
那场首演是在1973年5月23日，地点是京西宾馆。
观众席上坐满了人，有中央领导，也有普通观众。
剧还没演完，台下已经有人站起来鼓掌了。
后来这出戏拍成了电影，传到全国各地。
城市农村、工厂学校，人们一遍一遍看，最爱看的就是柯湘那段“乱云飞”。
那会儿电影放到哪儿，哪儿就得排长队，有人看三遍、五遍，甚至十几遍。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样板戏。
到了80年代，一些评论把样板戏全盘否定，说它是“政治工具”，说演员“过火”“脸谱化”。
杨春霞听了这些话，心里不是滋味。
她说：“我们当时真不是为了完成任务，是想把戏演好。”
她还记得剧组为了搭一个井冈山的场景，专门从江西运来带根的竹子。
道具组说：“光看着像不行，要真有那股子劲儿。”
为了一句唱腔，作曲和演员反复磨上几个月。
为了写对白，编剧下乡采访老红军，听他们讲战斗的细节和心里的想法。
她说：“哪怕一个道具、一个音符，都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1979年底，杨春霞重返舞台，演《望江亭》里的谭记儿。
那天她刚一上台，观众席就有人喊：“杨春霞！”掌声响了好几分钟。
那时候她才知道，自己并没有被遗忘。
后来她又演了《白蛇传》《凤还巢》《宇宙锋》《贩马记》……每一出戏都有观众来看。
可每次谢幕前，她总会加唱一段《杜鹃山》的“乱云飞”。
哪怕没人点，她自己也要唱。
那是她心里放不下的一个角色。
1988年，她拿到了第六届戏剧梅花奖。
领奖时她没说太多话，只说了一句：“戏还要继续唱下去。”
参考资料：
李树建主编，《中国戏剧口述史（京剧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
周传家编，《京剧样板戏发展史料汇编》，戏剧出版社，2009年。
李凤鸣，《样板戏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艺实践》，人民出版社，2017年。
王安忆，《剧场里的春天》，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质疑她能不能演现代戏了。
来源：希拉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