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次欺瞒蒋介石，擅自要把远征军带去印度，史迪威为何如此胆大？

摘要：“中午12点去见蒋介石，对他毫不假辞色，这使他不免大吃一惊。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不干了。我打算另外建立一支独立的军队，我不会用空军第十大队支持他那些指挥官。下午1点钟我才离开。让他们留下来自己去发愁吧。”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史迪威在1942年4月1日从缅甸前线飞返重庆，带着满肚子怒火去见蒋介石。

他如此回忆道：

“中午12点去见蒋介石，对他毫不假辞色，这使他不免大吃一惊。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不干了。我打算另外建立一支独立的军队，我不会用空军第十大队支持他那些指挥官。下午1点钟我才离开。让他们留下来自己去发愁吧。”

又说：“那是一场坦率的对话，炸弹四处开花…商震深感震惊，蒋介石夫妇忧心忡忡。”

史迪威抱怨中国将领不服从指挥，而且指名要求撤换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将军，蒋介石当即答应对史迪威的指控进行调查。然而最让蒋介石惊讶的是史迪威表示他想辞职。

因为按照蒋介石想法，史迪威既然是一个军人，就应该懂得中美两国军队的重大差异，也应该注意两国人民思想上的差别。蒋介石固然不满意史迪威要脾气和要求过分，但是他尤其担心的是史迪威受英国人愚弄。史迪威声称要“建立一支独立的军队”纯属虚声恫吓，或是不知天高地厚，而蒋介石心中却清楚美国政府根本无意派遣军队赴缅作战。如果美国果真派遣军队，那就是中国求之不得的大喜讯。

然而，尽管蒋介石此时认为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的牺牲已经不再有意义，但是他还是想维持和史迪威之间的关系，目的是顾到同盟国整体利益和中美双边关系和谐。显然，在蒋介石心目中，和盟邦维持团结形象已经渐渐成为影响中国军事决定上的重要政治目标。

面对史迪威抱怨，蒋介石的具体响应是，他采纳蒋夫人建议，决定亲赴缅甸前线，并当着中国将领们的面去提高史迪威的权威。

他也同时决定派罗卓英将军为史迪威的副手，协助史迪威贯彻命令。

最后，他还把国军的人事任免及处分权授给史迪威。在这个新安排之下，史迪威并不直接下命令给中国将领们，而是经由罗卓英把命令转达给这些将领们。不过，蒋介石此时私下也开始担心，如果中国军队在战争中遭遇重大伤亡，恐怕将无法得到补充。他还担心，如果中国在缅甸遭受失败，其国际地位将遭受重大打击。

尽管如此，但是为了平息史迪威的怒火，同时也是为了维护中美合作关系，蒋介石与夫人还是决定亲赴缅甸前线(4月5~9日)，并亲口告诉中国将领们必须服从史迪威的命令。

史迪威在得到蒋介石这些让步之后，也在日记中承认：

“说句公平话，要中国人把两个军的兵力，托付给一个完全不认识而且又缺乏信心的外国佬在一个重要地区运用，这本身也的确是一件相当过分的事。”

他还承认：

“多年来蒋介石一直习惯于发号施令，旁边又围着一群驯服的小人，以致让他误以为自己永远正确。不过，他倒的确是果断而有决心，而且坚持作战。”

蒋介石把罗卓英摆在史迪威和其他中国将领之间的做法，其用心并不为美国军方体会，但却有特殊的中国文化意义，同时也间接显示了蒋介石和他部下的特殊关系。由于时间和环境因素的限制，蒋介石无法要求他部下立即改变对史迪威这个外国人的态度，因此他能够做的就是让罗卓英成为协调人，因为罗卓英在国军中的资历足以得到杜聿明和其他将领的尊重，而这种道理对美国人来说却不能理解，又看来毫不相干。

出于同样理由，史迪威不断要求把杜聿明撤职一事，从美国的体制而言似乎言之成理，但从中国政治现实来看则是不切实际。这倒不是因为蒋介石无权撤除杜聿明的职务，而是因为他知道第五军内部的团结基础，相当一部分系于杜聿明和他部下之间的个人关系。杜聿明一旦被撤职，那么第五军下属各单位彼此的信任和忠诚度就可能严重受损。

在缅甸，蒋介石能够帮助史迪威消除其不满的上策，就是减少史迪威与中国将领们之间的直接接触。让蒋介石感到两难的是，一方面他不能为了将就一位外国将领而舍弃他最忠实的部属，另一方面他也了解这位外国将领对中国有非凡的重要性。因此他对史迪威的感觉必须小心处理，让后者觉得中国对他的确够委曲求全的了。

一般来说，美国人尊重制度，而中国人却既拥有敏感的民族自尊心又看重私人关系。因此，蒋介石的解决方式就是用罗卓英作为指挥系统中的新润滑剂，尽量化解美国军人和中国军人之间的矛盾。

2、蒋介石的疑虑

史迪威在1942年4月5日陪同蒋介石夫妇回到缅甸时，中国军队的战线已开始向缅北后撤，但基本上仍旧保持完整，没有产生大规模混乱。史迪威当即重新部署兵力，希望把日军诱入一个口袋后加以重创。假如他的构想能够实现的话，那么中国军队就还有机会顺利退守曼德勒，重建一条更靠北面的防线。讽刺的是，这正是蒋介石当初建议却被史迪威排斥的方案。虚耗一个多月之后，史迪威又回到了原点。

如果当初保卫曼德勒方案曾有过实行的机会，那个机会此时已经消失。原因是，史迪威当时选择了向南冒险推进，随后又被迫向北撤退。这就给了日军足够时间，兵分三路沿伊洛瓦底江河谷北上。日军目的是在5月中旬雨季来临前，清除腊戌到更的宛河之间的中英军队。

更有甚者，日本还秘密地从仰光港口运进了大批士兵和装甲车支持作战。其间又利用了英国人撤退时来不及烧毁而遗留在仰光港的大批军事器材。蒋介石也是在此时方才得知，原来英国人在曼德勒根本没有修筑工事，但是又不准许中国军队进城修建自己的工事。

这一连串的信息都使蒋介石对英国人的怨愤逐日上升。

4月7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当着史迪威的面向全场中国将领们宣布，史迪威将以他的联军参谋长身份，全权指挥在缅甸的中国部队，并拥有全权和英国协商一切有关同盟国合作事宜。蒋介石的宣布显然让史迪威非常高兴。

他写道：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新纪录。他已经接受我的说法，那就是我们必须就地作战，并保护石油和粮食。我们此时必须进行决战。罗（卓英）、杜（聿明）现在也完全支持作战…英国人答应在我们到来之前一定守住他们的阵地。一旦我们完成准备，我们就会进攻…即使在一个月之前，这件事看起来完全不可能，我也不相信它会变成事实。然而，杜聿明和罗卓英现在却说，他们在打败日本鬼子之前绝不回中国。他们可能是胡扯，但他们至少已经作出承诺。”

不过蒋介石在缅甸的实地视察也让他产生新怀疑，到底中国是否值得继续留在缅甸作战。原因是他到处所见都是当地政府机构全面瓦解，通讯交通彻底瘫痪，人民极度惶恐不安，士兵战斗意愿低落，市区一片混乱和失控，而民间反英和亲日情绪却既旺盛又普遍。蒋介石还亲眼看到，曼德勒城在日本飞机轰炸两天后(4月7日)依然在燃烧中，受难者尸体在烈日下曝晒街头，而警察却早已逃之夭夭。

蒋介石又得知英国人在退却时居然没有破坏公路，以致日军得以全速推进。更让他不满的是，英国人宣布只愿意向中国军队提供一天的粮食，而不愿意作长期承诺。

缅甸战场险峻局势使得蒋介石不得不在时间还允许的条件下，开始设想把军队撤离缅甸。但是史迪威却向蒋介石提出保证，一旦英国军队崩溃，中国军队依然可以通过棠吉进入安全地带。而蒋介石似乎也接受了这个说法。因此在经过几度挣扎之后，蒋介石还是决定让军队继续留在缅甸作战。

由此可见，虽然蒋介石此时对于缅甸战争的军事价值已经产生怀疑，但是依然信任史迪威可以作出妥善处理，而且想以打好战争来维持国际形象的政治考虑也开始发生作用。

事实上，他训令部下将领们务必要和日军打硬仗，要把保卫曼德勒(缅甸首都)看成和南京（中国首都）有同样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这是中国军队首次有机会保卫一个外国重要城市，而他要求他们务必努力作战，以维护中国的国家荣誉。

由此可见，蒋介石在缅甸战争中的动机是要打一个好仗，而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誉又是他的重要考虑。这与史迪威和美国军方后来对他动机的猜疑，认为他一味只想避免战争保持实力的说法，有着重大差异。

就在蒋介石决定继续在缅甸作战的同时，他还是忍不住给史迪威更多的训令，叮嘱他应该如何与日本人作战。毫不意外地，这只能使史迪威火冒三丈。不过有趣的是，蒋介石此时给史迪威和中国将领们的训示，并不是要他们保存实力，反而是催促他们更积极主动地去进攻敌人，并决心防守自己的阵地等等。然而对史迪威而言，他一心一意只想把蒋介石排除在战场之外，所以蒋介石训令内容究竟是进取或是保守，对他都无关紧要。

既然最让蒋介石担心的是英国人的动向，因此他不免三番五次地敦促史迪威一定要取得英国人承诺，保证他们一定会守住自己的阵地。由于蒋介石认为英国对缅甸的态度取决于它对印度的态度，因此当听到英国和印度民族运动领袖之间的谈判破裂时，他立即认为英国人可能宁可让印度陷入日本人手中，也不愿意对印度人承诺将来赋予他们自由和独立，来换取他们当前对同盟国的全力支持。

事实上，史迪威对英国人的动向也有他自己的忧虑。4月13日，当他看到英军在马格威地区防务彻底崩遗时，已经料到英军战线将全面不保。

他在给妻子的信中（4月16日)写道：

“我想我们不久将会挨一场痛揍…中国军队一直表现良好，但是如果它们没有好的武器，我们就无法指望它们创造更好的战果。”

从逻辑上来说，既然史迪威在4月中旬已经看出英军全面崩溃将无可避免，那么他最急迫的任务理应是向蒋介石据实以报，同时紧急着手筹划如何安全撤退中国部队。然而让人不解的是，他不但把对英军的判断向蒋介石彻底保密，而且在两周后战场失败终于发生时，他的反应依然慌张失措。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向罗斯福及丘吉尔提出建议(4月17日)，为了挽救缅甸局势，盟邦必须增加对中国的援助。当然，他的呼吁并没有得到后者任何响应。

整个4月份，日军进展非常顺利。它基本上兵分四路：

（1）第五十六师团从东瓜东进撢部高原，向腊戌方向攻击中国军队。

（2）第五十五师团攻占同古后，向雅美前进，4月19日占领板间。

（3）第十八师团于4月11日在仰光港登陆完毕，于16日向板间急进，参加第五十五师团攻击。

（4）第三十三师团在4月20日占领马格威和仁安羌两地。

因此，到了4月下旬，缅甸局势已经急剧恶化。同盟国（大部分是中国的)阵地遭到日军不断轰炸，而史迪威又无能力为它们提供任何空军支持。由于缺乏空中侦察能力，因此史迪威完全没有察觉到大批日军正在从四面八方对盟军进行包围。

等到日军开始攻击英军西侧的仁安羌（油田）时，史迪威依然命令中国军队以急行军方式支援英军。虽然这个英勇行动是同盟国团结的好榜样，但是它也给日军制造机会把中国军队在雷列姆防线打破一个大缺口，并且歼灭了中国第五十五师。

在此之后，同盟国防线就再也无法恢复完整。到了这个地步，同盟国部队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如何求生。到了4月20日，战局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史迪威也得到许多令他震惊而又无法证实的坏消息。但是他心中已经有数，全盘崩溃之日即将来临。

史迪威写道：“英国人会不会开溜？当然会。结局已经日益明显。”

就在此时，重庆政府也不断收到坏消息。4月29日蒋介石获知，英国人刚刚在前一天把大量军用物资付之一炬。令他特别痛心的是英军的这批物资一直对中国人保密，目的就是不要和中国军队分享，最后宁可烧毁。在蒋介石眼里，当前情况已经十分明显：英国的撤退表示它已经决定全盘放弃缅甸。正如蒋介石怒气冲天地写道：“平生军事之经历，未有如此次英军之愚而弱也。可痛极矣。”

尽管遭遇这些挫折，4月29日当腊戌失守时，中国第五军仍然保持大致完整，刚刚渡过伊洛瓦底江抵达北岸，并在着手建筑新工事。而中国的机械化部队也还未遭受重大损失。虽然蒋介石还没有收到有关第六军和第二○○师准确位置的战报，但是他仍然相信它们也尚未遭遇重大损失。虽然实际情况比他想象要糟糕许多，但是从客观而言应该仍然有路可退。

种种迹象显示，假如史迪威在4月底能够采取果断决定的话，中国军队仍然有机会在被日军从两边包抄切断后路之前，沿铁路向北安全撤退到曼德勒和密支纳。再从这个地区沿公路返回中国。但是史迪威犹豫不决，根本的原因是他在内心中还没打定主意，到底是命令中国军队返回中国还是去印度？

由于这种拖延，公路不久就被大量的难民堵塞，导致中国士兵在退却途中因为日军飞机轮番炸射而伤亡惨重。就在史迪威本人穿过曼德勒和士威坡往北走的途中，他得知日军已经占领腊戌，因此切断了中国军队经由缅甸路回国的正常途径。

蒋介石最早对缅甸前线情况感到大事不妙是在5月6日那天。

当时他在毫无预警情况下，突然接到杜聿明将军报告称，史迪威已经下令中国军队向印度撤退。这个消息让蒋介石大吃一惊，并赶紧设法更改行军命令。但是对许多部队来说，向中国北撤的时机已经错过。蒋介石事后对居里抱怨说，他在战败前曾经明确指示史迪威，中国军队必须撤回本国。

让蒋介石感到特别气愤的是，史迪威尽管有办法在任何时候直接与蒋介石保持电报通讯，但他事先既未请求批准，事后又未提出报告。事实上，史迪威在5月2日还曾接到过蒋介石电报，命令他抓紧时机率领第五军向密支纳方向退却。5月3日，史迪威又先后接到蒋介石三通电报。

换言之，虽然史迪威一直和蒋介石保持联系，但他决定把打算向印度方向撤退的意图，对蒋介石绝对保密。

史迪威为什么要向蒋介石保密？最明显的解释是他在等候美国军部指示。

在4月30日或更早时间，史迪威已经了解缅甸战局正面临“立即的瓦解和崩溃”。因此，他发电“请求军部指示应该去哪里——印度还是中国？”

这一通电报证实，即便此时，只要他愿意，他仍然有机会带领部队返回中国。它同时也显示，他在故意误导美国军部，因为蒋介石已经明令他只可以回到中国，所以他并无“选择”余地可言，更不能要求美国军部越俎代庖，取代中国政府作出任何决定。但他却选择对军部秘而不宜。当军部拒绝提出明确答复时（大概因为马歇尔完全明白军部无权决定此事)，史迪威就自作主张地向印度方向撤退。

在第一次缅甸战争的最后几天中，史迪威这一连串行为马上突出了一个极不寻常的现象。那就是，虽然史迪威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来自中国政府的授权，但是他却只向美国军部提供及时战报和请求指示，同时故意切断自己跟中国战区统帅之间的一切联系，期使后者完全丧失发言权。

有趣的是，美国军方并没有对这个反常行为表示不安。即使马歇尔本人也没有对史迪威的行为提出纠正，他最多只是避免被史迪威卷进一场是非而已。反倒是国务院的项贝克立刻察觉史迪威的行为乖张，并问说：“为什么他要问美国而不问蒋介石呢？”

项贝克指出：“从政治观点出发，史迪威要离开缅甸的话，除非蒋介石委员长命令他去印度，（否则）他就应该去中国。不然，他至少也应该先去重庆和蒋介石委员长会商，征求同意后再从重庆去印度。”

当然，项贝克和国务院此时都已失去了发言权。

西方史学界对于史迪威逃往印度的责任历来都不愿深究，他们所持的说法是：由于当时战场情况危急和中国军队指挥系统已经全面失控，所以史迪威无法进行有秩序的退却。

史迪威在4月30日以前（甚至更早)就已经知道应该着手规划总撤退，但是浪费了多日宝贵时间，目的就是为了等待美国军部指示，而军部又偏偏拒绝下达指示。在这段时间里，尽管明知蒋介石的决定是要把军队撤回本国，他却把自己的意图向中国政府隐瞒。难怪看在中国人眼里，史迪威的行为不但是明目张胆地违反军纪，而且是完全无视中国主权，把自己的意愿凌驾于中国政府之上。令人不解的是，史迪威在教训中国将领们时，一再强调自己是一位铁面无私注重军纪的长官，但是一旦涉及自己的行为时又表现出言行不一致。

当然，他这么做的唯一可能解释是，他相信他本人和美国军部拥有更高的权威，来替中国人作决定，甚至包括违抗他的统帅的命令。而根据日军作战记录显示，缅北主要城市只有腊戌一地是在4月29日失守，其他地方都是在5月上、中旬失陷。

因此从时间上看，只要史迪威尽力为之，他应该来得及安排大部分部队向中国国境作有次序的撤退，但他却完全无所作为。

5月6日，史迪威终于向蒋介石透露他的行踪，但却又选择了一个最轻描淡写的方式。他避免直接向蒋介石提出报告，而是写了一张便条叫马格鲁德将军转交蒋夫人宋美龄（不是蒋介石)，声明自己已经启程前往印度。史迪威以这种拐弯抹角的方式通知蒋介石，他的用意就是不让蒋介石有任何机会命令他改变行程。不难想象，他这个做法使蒋介石怒不可遏。

正如蒋介石在马格鲁德电文上亲笔的眉批所言：“史迪威脱离我军，擅赴印度，只来此电作为通报，不知军纪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