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历史地理讲座纪要 |

摘要：2025年4月10日上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峰教授应邀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作“谭其骧历史地理讲座”，讲座题目是“宋代文官在军事决策与统军体系中的地位及影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杨伟兵教授担任主持，中心主任张晓虹教授、韩昭庆教授、杨煜达

纪要

2025年4月10日上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峰教授应邀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作“谭其骧历史地理讲座”，讲座题目是“宋代文官在军事决策与统军体系中的地位及影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杨伟兵教授担任主持，中心主任张晓虹教授、韩昭庆教授、杨煜达教授、路伟东教授、段伟教授、费杰教授、丁雁南副教授、杨霄青年副研究员，以及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陈晓伟教授、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马建标教授等师生数十人到场聆听。

主讲人陈峰教授

讲座伊始，陈教授指出，战争与军事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方面，军事活动始终伴随国家存在与发展。早期中国无严格文武区分，战国时期出现将相分工，将帅统军作战有利于提高军队作战效能，“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由“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的将帅单独掌控兵权，一旦失控就会带来严重危害，导致天下动荡。例如东汉末年和唐末五代时期群雄割据、军阀混战，不仅危机统治秩序，而且对皇权的反噬极为严重。因此，掌控兵权成为当政者的重要任务。他指出，宋朝吸取前代教训，首创文官主导军事决策与统军体系的制度，有效避免了兵权失控的问题，这一制度在形式上与现代西方国家制度有相似之处。

接下来，陈教授分析了宋初的治军及其特点。宋初，太祖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剥夺功臣和宿将的军职等举措收缴兵权，对继任者严加防范惩戒，制定阶级法、更戍法，设监军，严禁武将干预行政，多管齐下，收拢兵权。通过分离发兵权与统军权、“三衙”三足鼎立、驻军“内外相制”等措施强化对军队的管控，在军队体系中高度贯彻分权制衡原则，但将领仍是军事决策和统军主体。太宗朝在第二次北伐失败后，实行保守国防战略，治军理念发生变化，军队以维护统治秩序为主，强调内部稳定，绝对管控军队，要求武将“偱谨”，“将从中御”，并尝试让文官参与军事决策与统军。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如王夫之所言：“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也。”

讲座现场

宋真宗朝以后，文官士大夫成为政治主体力量，在政务和军事上均占据主导地位，“互以儒将代之统兵”。在前两朝的基础上，真宗朝开始推广以文驭武规则，至仁宗朝形成完整制度，枢密院由文官掌控，重要战区、防区也由文官统军指挥。庆历二年，宋廷在陕西设经略安抚使，各级将官须听从指挥，“违者以军法论”。之后在内地陆续推广，“凡州县兵马，其长吏未尝不同管辖。盖知州则一州之将，知县则一县之将也”。南宋初年因抗金需要，武将地位一度上升，但在“绍兴和议”后，文臣统管军队制度又大体恢复。陈教授认为进一步指出，宋代通过“厚其禄而薄其礼”、以文驭武等方式制约武将，彰显士大夫的全面担当，正如文彦博所言“为与士大夫治天下”，有助于稳定军队、防止作乱。但这在应对边患时存在明显短板，有理想化、极端化倾向。宋代以后，明代虽有类似制度，但不及宋代突出。

陈教授认为，宋代以文驭武制度是一把双刃剑。消极影响包括：军事决策保守，被动应对边患，常依赖议和；过度管控武将，使其精神萎靡、能力下降，军队效能降低，军功社会影响力弱化；文官不谙兵略，战场上难以大胆用兵，导致被动挨打，以及引发军中文武关系紧张，减弱军队战斗力，两宋长期在对外战争中失利甚至亡国与此密切相关。积极效应在于：防止军队反噬朝廷，维护统治秩序稳定；遏制穷兵黩武，保障文治路线平稳发展；文官掌军使国内较少受战争干扰，为经济、文教建设提供有利环境，募兵制也减轻了民众负担，促进了社会生产与生活稳定，为文化昌盛奠定基础。正如欧阳修诗云：“由来边将用儒臣，坐以威名抚汉军。万马不嘶听号令，诸蕃无事乐耕耘。”宋代因此呈现文盛武衰的悖论，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无内患却有外忧。宋人吕祖谦即指出宋朝“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元人修宋史时亦总结曰：“宋恃文教，而略武卫。”

陈教授进一步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角度观察以文驭武制度。公元后世界主要国家虽体制各异，但统军及作战指挥者多由专职军事将领承担，如拜占庭帝国、波斯萨珊及萨曼王朝、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印度德里苏丹国等。如陈志强教授在《拜占庭帝国史》中即评价：“拜占庭帝国如走马灯一样，皇帝在血腥的残酷斗争中轮流登基。”欧洲中世纪王国军队也长期由军事贵族、将领管理。这些军事将领常卷入权力斗争，频繁引发战乱和血腥夺权现象。进入近代后，西方出现执政党文官决策层掌握并指挥军队的制度，如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所言，“高度职业化的军官集团，时刻准备着去执行任何一个合法的、掌握国家权力的文官集团所发布的命令”。军队决策层由武官到文官的转变使职业军人成为服从的工具，基本结束了军队干政及祸乱国家问题的历史，因而这一制度至今仍为诸多国家所施行。

最后，陈教授总结道，宋代以文驭武制度使文官主导军事决策与统军体系，杜绝了武将失控的隐患，军队成为国家的顺从工具，域内长期和平的理想得以实现。从治军角度看，这是宋代的创新设计与制度创举，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及纸币在宋代的革命性出现一样，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从世界范围看，该制度形式早熟于中国历史，对世界文明进程有重要意义。然而，宋朝处于暴力时代，以文驭武制度在强大对手面前难免陷入尴尬境地。历史经验需总结，时代不同，规则有别，早熟制度虽昭示了未来趋势，但难免早夭。

陈峰教授演讲结束后，杨伟兵教授做了简要总结，认为讲座条理清晰、内容丰富，并将以文驭武制度放在世界历史的尺度上纵横比较，展现了宏大的历史关怀，令在座师生获益匪浅，印象深刻。在提问交流环节，与会教师热情不减，张晓虹教授就蒙元征服南宋过程中宋朝军事制度是否有所转变、杨伟兵教授就宋代“寄禄”“职事”“差遣”等官制议题与陈教授作了交流。讲座在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