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特聘教授施康，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徐隽翊，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博士研究生白道霖提振消费是2025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也是实现大国经济转型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未来需通过政策引导经济预期、改善收入分配
提振消费是2025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也是实现大国经济转型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与国际相比，我国居民消费长期被抑制，有较大的释放空间。当前环境下我们主要面临收入结构不合理、户籍社保制度约束等挑战。未来需通过政策引导经济预期、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完善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等措施并行，提高整体消费倾向。同时，培育和开拓新消费赛道和场景，推动供给端优化与消费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政府工作报告将提振消费置于2025全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这一战略安排意义重大。当前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接近49万亿元，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品市场，然而居民部门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依旧偏低。这些事实表明，中国消费市场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与潜力亟待挖掘。从短期而言，这是对提振经济的务实之举。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受基本需求驱动，受商业周期影响较弱，因此更为可靠和稳定，是经济平稳运行的“压舱石”和“稳定器”。通过增加居民消费，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进而提高居民收入刺激更多消费，形成消费乘数效应，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和即时的动力。从长远来看，提振消费对于优化整体经济结构具有深远意义。
一是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可以相互促进。在供给端，通过产业升级创造新的消费场景和产品，创造新的市场需求；而当居民从基础型消费向服务型、品质型消费升级时，可以倒逼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供给质量；二者通过市场机制形成“螺旋式上升”。在此过程中，消费升级促使资源向高附加值产业配置，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最终实现经济增长动能从规模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跨越。二是还体现在通过提振消费改善社会收入分配格局。未来中国消费结构的重要变化之一是服务性消费占比提高，网购物流、养老托育、文旅休闲等服务消费扩容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承接制造业转型升级所释放的劳动力，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稳定增收渠道，培育了潜在的中等收入群体，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随着地缘格局的巨大变化，“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和基础性作用愈发显得重要。中国转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有利于实现长期稳定的高质量增长。然而，当前我国消费市场仍面临诸多挑战，消费潜力尚未充分释放。因此，深入探讨如何释放消费潜力，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消费潜力释放的现状与挑战
现状分析
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提升。2021—2024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约为60%，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从我国消费市场规模来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10年15.7万亿元增加到2024年48.8万亿元，年均增速8.4%；人均消费支出从2014年的1.45万元增加到2024年的2.82万元，10年时间增加近一倍。从消费的品类结构看，新兴消费领域如数字经济、绿色消费、智能产品等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以新能源汽车为例，2023年和2024年连续两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增长超过35%。同时扣除疫情的影响，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总体呈上升态势；市场预测，2030年我国服务性消费支出将超过一般商品消费，占比提升至52%，是未来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方向。从消费的城乡和区域结构来看，消费不平衡有所改善，但依然存在。农村与城镇居民的支出比率从2014年的42%上升至2024年的56%；同时，中西部地区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增速也快于东部地区。值得注意的是过去10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的消费转化率为57.6%，农村居民为81.9%。从区域差异来看，2024年浙江省人均消费支出45107元，是西藏自治区同期数据的约2.5倍。我国目前居民部门消费占GDP比值约为40%；从国际来看，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美国68%、日本75%），还是与代表性发展中国家（印度68%、巴西64%）相比，我国居民消费占比仍明显处于较低水平，整体消费潜力仍有较大释放空间。
面临挑战
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收入和财富差距与消费不平等密切相关，是制约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因素。当前，尽管我国城乡区域不平衡问题有改善的趋势，但实际差距依然较大：2024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仍高达2.34。这种收入分配不均导致消费市场呈现“哑铃型”结构，即高收入群体消费能力过剩，但储蓄率高，消费倾向低；低收入群体消费意愿强，但消费能力不足。而扩张中的中等收入群体中，相当部分是城市新移民，面临着住房相关支出或债务占比较高所带来的挤压效应，相较于其他群体，对未来收入和资产价值的预期更为敏感；当经济不确定性提高时，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决策也会更加理性保守。这些导致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收入增长，无法高比例地转化成实际消费，经济内循环的运转效率和宏观政策的传导效率也受到影响。
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约束。从中西部到东部，从农村到城镇，从城镇到大城市，人口流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2.9亿规模的农民工群体的消费需求长期受到抑制。农民工人均收入处在一般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但消费倾向却低于前两者。主要原因在于，由于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限制，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对农民工的覆盖程度较低，农民工参与城镇职工医疗、养老保险和失业、工伤保险的比例远远低于城镇就业人员；有数据表明，农民工群体的储蓄率高达70%，是一般城镇居民的近两倍。有实证研究发现，如果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居民，按照城市居民的消费模式，其人均总消费将大幅度增长 27%。
消费环境有待改善。消费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当前，我国消费市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产品质量把控不严、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不完善、虚假宣传这些方面。近年兴起的直播带货等新型销售方式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是重要的消费模式创新，但也成为了各种消费乱象的新发地。尽管我国已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但在实际执行中，消费者维权仍面临着诸如维权时间成本较高、处理效率较低、维权动机不强等问题。
来源：清华金融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