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评论清朝的时候，总有一种观点是以清朝统治时期的人口爆炸和统治疆域的广大来试图证明清朝——这个中国最后封建王朝的统治要超越前朝。那么今天我就从大家都无法否认的文字狱的角度来否定一下这个观点，论证一下清朝是一个统治严重倒退的失败王朝。

在评论清朝的时候，总有一种观点是以清朝统治时期的人口爆炸和统治疆域的广大来试图证明清朝——这个中国最后封建王朝的统治要超越前朝。那么今天我就从大家都无法否认的文字狱的角度来否定一下这个观点，论证一下清朝是一个统治严重倒退的失败王朝。

网络图片——清朝老照片

我认为，要评判一个王朝统治是“先进”还是“倒退”，不能仅看其疆域版图或人口数量，还应审视其统治的底层逻辑——即政权是如何构建它的合法性的？是如何管理与社会的关系的？以及这种关系是释放还是禁锢了社会的活力？

从这一角度看，文字狱就是解答上述问题的关键钥匙。通过对比清朝的文字狱与其他任一朝代的文字狱，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清朝的统治模式是一种基于民族性焦虑和绝对专制的内卷化控制，这是一种深刻的历史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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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狱不是清朝独有，从秦始皇开创封建大一统王朝以后，历代对思想方面的控制都是为了维护其统治的必备手段，而文字狱正是这种控制手段最严厉的表现形式。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的思想政策和文字狱表现。

秦朝时期，是以法家思想为根本，“以吏为师”，禁止民间流通除秦史、法家、医药、卜筮、农学的百家之学，尤其是禁止民间的私学。此时文字狱的主要表现应该就是“焚书坑儒”。这个时期虽然对思想的禁锢程度较高，但由于秦二世而亡，虽然使一些先秦典籍失传，但主要是各国史书，所以并未对后世的思想发展产生太严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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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在统治的前期吸取了秦快速灭亡的教训，以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为指导思想，思想环境相对宽松，百家学说回潮，儒家也趁此机会大力发展。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的新儒学赢得了百家学术之争，汉武帝开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且设立了配套的太学和察举制，将选官与儒学相结合，大大提高了儒学地位。这种思想领域的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学术自由，使其他学派逐渐边缘化，但其形成了强大的“大一统”观念，从此“统一”这个执念刻入了每个中国人的心中，一直持续至今。汉朝最有名的文字狱应该是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被处宫刑，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也具有一定文字狱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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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建立在魏晋南北朝多年分治的背景之下，思想环境在中国历史上堪称最开放、包容的时期之一，对儒、释、道三教基本采取并立、扶持和利用的态度。此时科举制渐渐成为选官主要途径，儒学也因此成为寒门子弟的主要学科，但考试内容相对多元，诗赋取士更鼓励文学才华。也因此促成了辉煌灿烂的盛唐文化，此时思想开放，文化自信，文字狱极少。刘禹锡因“玄都观里桃千树”的诗被贬可能能算是唐朝文字狱的罕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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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朝，在盛唐文化的基础上，又因为“重文抑武”的统治思想，通过大幅扩大科举取士名额，提高文人地位等综合措施，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文治盛世。此时文人士大夫享有较高的言论自由，结合时代的发展，形成了无数的儒学流派，理学也是其中之一。但随着理学在南宋后期被奉为官学后，其僵化教条的一面逐渐成为束缚人性、巩固等级制度的工具。宋朝的文字狱也有几起，比如苏轼的“乌台诗案”，但这些都是因为文臣“党争”而起，目的是打倒政敌，而非消灭思想或文化。

元朝和清朝一样是异族政权，但是元朝反而对思想领域极为宽松，还是历史上唯一明确宗教自由的封建王朝。元朝统治者的统治逻辑和历代统治阶级都不同，他们只着眼于税收和土地等物质领域。不过由于民族等级森严且科举时断时续，汉族人民和汉族知识分子没有了明确的上升通道，比较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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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朝开始，朱元璋和他的继任者创立了八股科举制度，将程朱理学僵化教条的一面无限扩大。自此，读书人的思想被严格束缚在了程朱理学的框架内，对一切新见解和实用学问都产生了极大的排斥，这都导致了知识分子思想开始变得极度僵化保守，缺乏创造力。文字狱也是明朝初期一个严重问题，朱元璋和朱棣都为了维护自身的皇权威严掀起过文字狱。但究其根本，此时的文字狱带有极强的皇帝个人倾向，朱元璋是因为自己的出身，朱棣是因为靖难造反，目的是建立个人绝对权威，在思想上让别人臣服。此时的文字狱虽然来势汹汹，如同暴雨一样，但只是针对某个特定的人或群体，没有持续性，且后来的明朝皇帝大多对此兴趣寥寥。因此，明朝的文化环境在大部分时间里还是相对宽松的，王阳明的心学、泰州学派等异端思想和市民文学也因此兴起和繁荣。

从秦到明，对思想的控制肯定有，但主要是以引导为主，并没有彻底禁锢国人思想。同时，文字狱也更多的是出于党争和皇帝个人目的，并未形成系统化和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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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在政策上承袭明制的基础上，更进步一的将明朝八股科举本就不宽的考试范围彻底固定在朱熹理学范围，将试题做成了文字游戏。并且，此时的文字狱也从明朝时期的巩固某个皇帝个人权威变成维护整个八旗统治的系统性民族压迫工具。

清朝文字狱贯穿整个王朝，尤其在所谓的“盛世”——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多年的时间里达到顶峰。其核心动机是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的深刻恐惧和文化不自信。它不再是皇帝的个人情绪发泄，而是演变成了皇权对社会进行全面思想控制和恐怖镇压的基本国策，并且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运作机制，如鼓励告密、深文周纳、上纲上线等。其规模、持续时间和残酷程度远超各朝，营造了一种无处不在的恐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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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文字狱也正好反映了清朝统治的底层逻辑——将中国传统君主专制推向前所未有的极端。其核心可概括为：通过制造绝对的思想和文化真空，以确保政治权力的绝对安全。

首先，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清朝政权始终面临“正统性”的焦虑。其合法性并非源于其一直在强调的汉文化传统中的“天命所归”，而是建立在武力征服之上。因此任何强调“华夷之辨”、追思前明、甚至只是客观使用可能引发联想的字眼都被视为对清朝合法性的潜在挑战。因此，系统性地清除一切可能质疑其统治正当性的历史记忆和思想资源的文字狱就成为必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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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清朝通过文字狱将历朝皆有思想控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它追求的不仅仅是“愚民”，更是让精英恐惧的“怯民”和让所有人丧失批判和思考能力的“废民”。清朝的知识分子正如龚自珍诗中所写“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只能将毕生精力投入故纸堆，进行远离现实的考据之学。因此清朝乾嘉学派的成就斐然，正是对高压政治的逃避。清朝的统治彻底消解了知识阶层作为社会批判者和监督者的功能，清朝社会自此没有了独立思考的大脑，只剩下顺从的躯体。

最后，清朝的文字狱彻底粉碎了传统的儒家政治理想中士大夫以“道”抗衡君“势”的脆弱平衡。皇帝不再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君主，而是操生杀予夺之权的绝对主人。大臣和文人则彻底沦为“奴才”。清朝皇帝通过文字狱明确宣告：皇权之下，无真理、无道理、无权利，只有绝对的服从，而这种主奴关系的固化，必然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次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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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文章开始的历代大一统王朝情况的纵向对比。可以看出，相较于从秦朝建立君主专制以后任何一个朝代，清朝的统治逻辑都无比内敛和保守。它没有开拓新的治理模式，反而是将旧模式中最糟糕的专制成分提取出来，不断强化和精细化，走向了极端。它只解决了“如何更稳定地控制”的问题，却完全忽视了“如何更好地发展”的问题。清朝的思想制度强度不断增加，带来的是更大的压抑和僵化，这无疑是历史的倒退。

再做一个同时期全球政治的横向对比，在清朝用文字狱打造“万马齐喑”的思想牢笼时，欧洲正经历启蒙运动。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思想正在倡导理性、自由、平等和主权在民；牛顿力学体系已经建立；核心是批判、质疑与实证精神的科学革命方兴未艾，这与清朝文字狱所严禁和扼杀的精神完全相反。清朝统治造成的这种与动态的、开放的、创新的近代化潮流的背道而驰，无疑也是历史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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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清朝的统治或许在短期内成功地维持了政权稳定，扩大了疆域，造就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但对比同时期的欧洲，其盛世的本质是传统农业经济和人口的惯性增长，而非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带来的真正繁荣。但“康乾盛世”的代价却从根本上扼杀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活力和创新能力，造成了近代中国集体沉沦的后果。

结论已经很清晰了，清朝的统治在控制技术上或许是“高效”的，但在人类文明迈进近代的过程中，它代表的是一种深刻的、灾难性的倒退。而清朝系统性的、持续性的文字狱就是这个倒退最明显的证据。一个将全部聪明才智用于内部控制的政权，其统治必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倒退！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