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嘉靖年间，不断有大量的汉人迁徙到蒙古地区，这里面有白莲教的余众，也有大同兵变的乱卒 ， 还有被蒙古掳到此地的人员 。他们迁入蒙古之后，修筑了大量的 “板升”。

嘉靖年间，不断有大量的汉人迁徙到蒙古地区，这里面有白莲教的余众，也有大同兵变的乱卒 ， 还有被蒙古掳到此地的人员 。他们迁入蒙古之后，修筑了大量的 “板升”。

“板升”本义是固定式房屋以及城的意思。《明史·鞑靼传》里面在介绍“板升”时说：

时（丘）富等在敌，招集亡命，居丰州，筑城自卫，构宫殿，垦水田，号曰板升。板升，华言屋也。——《明史》卷327《鞑靼传》。

这里说板升是房屋的意思。

《明实录》中记载：

大同右卫大边之外，由玉林旧城而北，经黑河二、黄河一，历三百余里，有地曰丰州，崇山环合，水草甘美，中国叛人丘富、赵全、李自馨等居之，筑城建墩构宫殿，甚宏丽，开良田数千顷，接于东胜川，虏人号曰‘板升’。板升者，华言城也。

——《明世宗实录》卷486，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庚午

这里则说板升是城的意思。

方逢时则说：

板升，华言堡子也。皆云晋诸道筑以自卫，非虏人所居也。

——（明）方逢时：《大隐楼集》卷15《辕门记谈》。

可见， “板升”一词有着不同的解释，但综合起来看，板升指的是实际上就是“升板筑墙”。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记载：

明嘉靖初，中国叛人逃出边者，升板筑墙，盖屋以居，乃呼为“板升”。有众十余万，南至边墙，北至青山，冬至威宁海，西至黄河岸，南北四百里，东西千余里，一望平川，无山破黔涧之险，耕种市座，花柳蔬圃，与中国无异，各部长分统之。

焦紘《通贡传》中说：

俺答割地一区处之，因为城郭宫室之制，升板筑垣，遂号板升，其饮食衣服仍华旧。

这两个文献里面的 “升板筑墙”和“升板筑垣”意思上相差并不远。板升当然不同于蒙古的游牧方式，但同样与明朝房屋的建筑方式不同，他的主要材料是“板”而非砖或者石头，其坚固性当然不足以与明朝的房屋相比，但其仍然具备固定居住的条件。我们可以认为，因为物资所限，这是一个相对简陋的固定居住点。

那么板升里面的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首先就是明朝人逃往边外，此并非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正德时期，给事中毛宪在奏疏中说： “臣又闻虏中多半汉人，此等或因饥馑困饿，或因官司剥削，或因失事避罪，故投彼中以离此患。”

也就是说在蒙古人中，有很多明朝逃亡过去的人，这名言官用了 “多半”一词，也就是一半以上的人是汉人。此说法是否有些夸张呢？胡宗宪也曾经在奏疏中提到过这个问题，他说蒙古大军入边，其中只有十之四五是蒙古人，其他都是明朝的汉人：

臣闻虏寇之入境也，鸱张乌合，动号十万。然其间真为彼之种类，劲悍难当者，十之四五耳。余皆吾中国之赤子也。盖以昔年大同叛卒，转相诳诱。近日两镇军民，累被俘囚。一受驾驭，皆成劲敌。或为之向导，或为之探听。我中虚实情状，山川险隘，虏俱备谙。用中国之人以攻中国，是虏中长策。近东奴亦然。是我不能以夷狄攻夷狄，而彼能用中国攻中国，事体倒置，一至于此。

明军三边总制王琼在《北虏事迹》里面记录了两件事，里面都是关于蒙古军中的汉人与明朝守军之间的对话。

嘉靖七年十二月，蒙古万余骑入边， 十四日辰时 ，蒙古派 遣精兵三百到墩下索要米粮盔甲。 其中有一人就自我介绍：

我是宁夏人，正德十三年抢去。今次出来的头儿是小王子两个儿子,率领人马一万三千有余，到你腹里地方抢掠。沿路俱无水草，连日困饥，又有处处人马跟袭，不曾深入抢得干粮，恐怕马弱不能回套。我们两日回到套里，歇马一月，再来抢掠。

嘉靖八年七月。

一日早 ,虏贼五骑至兴武营暗门墩下，问墩军曰：“我是小十王、吉囊、俺答阿卜孩差来边上哨看，你墙里车牛昼夜不断做甚么。”

答曰： “总制调齐千万人马，攒运粮草勾用,要搜套打你帐房。”

贼曰： “套内多多达子有里，打不得，打不得。”又言:“我原是韦州人,与你换弓一张回去为信。”

墩军曰： “你是韦州人,何不投降?”

贼曰 :“韦州难过,草地自在好过。我不投降。”

这两段话里，都出现了明朝人为蒙古人作战的情形，这样的情况在那个时代并不稀奇，反而是常有之事。

在嘉靖十五年 (1536)年十一月，蒙古大举进攻宁武关，明军追至三马营，包围了蒙古骑兵。蒙古骑兵见明军势盛，从而亮出自己大同人的身份，请求通过。

“敌见兵马强劲，内一人勒马答话：‘我是大同人，你是那里人？’马令通事回答：‘是偏关并老营堡人马。’”如果说这还无法判断该人仅是个例，还是大批加入蒙古的汉人中的一员，那么下面一段话便可揭示出他只是众多叛逃到草原的汉人中的一员。“其人说：‘不曾抢了你地方，你将我大头儿父子都杀了，又杀了我许多兵卒，众人号泣讨路，放过去罢！’”

板升汉人的来源可以分为被迫和自愿两种。被迫就是蒙古人屡屡入边劫掠，把一些人口掳如蒙古。这样的记载在《明实录》中比比皆是。

成化八年 (1472)六月，虬加思兰、孛罗忽与满都鲁等攻掠平凉、巩昌、临洮等地，在一个月时间里，劫4000余户，杀虏人畜36.4万。

嘉靖十三年 (1534),吉囊由白泉口寇边,继而一路向南，杀掠多达万计。

嘉靖十三年 (1534)六月，俺答入塞，明朝将领皆观望不敢应战，一个月后俺答出塞，明朝统计损失，被掠人畜达到惊人的200万。

嘉靖三十二年 (1553)十月，蒙古骑兵深入米脂、绥德、延川、延安、甘泉、洛川、鄜州中部宜君诸州县，这一次数据十分准确被杀 1760余人，掳走1975人。

隆庆元年，俺答 6万人分四路入边，明朝损失人畜数十万，孝义、介休、平遥、文水、交城、太谷、隰州等地人畜位置一空。

这样的内容太多，就不一一举例。

劫掠是蒙古南下的核心目的，掳走的人口可以增加劳动力，亦可以哺育更多的后代。但却给明朝带深重的灾难，方逢时说每年被蒙古掳走的人口多达成千上万，这并非是危言耸听，而是事实。

除去被动进入蒙古地区的汉人以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主动过去，这类人去蒙古的动机相对比较复杂，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是主动逃到到蒙古者。这里面比较突出的就是大同叛卒。

在大同兵变中，北逃的人超过数千人。 明朝人王圻在《续文献通稿》中记载 “大同叛卒出走虏，寻遣大臣抚之，益北走几千人，后虏中择便捷辈多与牛羊、帐幕，令为僧道丐乞入调我边，西至甘凉，东出山东，或入京师，凡地理险易，兵马强弱，抚镇将领勇怯利害,尽走告虏吉囊、俺答。”可见出走到蒙古的大同叛卒数量是非常多的。

而蒙古人为了招揽他们，也给了他们牛羊、帐篷，让他们生活。蒙古人口本就不多，一下增加数千人，而且还是士卒，并且还能带来内地的一些生产技术，大大增加了蒙古的力量。又让这些大同叛卒假冒成僧人、乞丐南下调查边疆情况，为蒙古人探路，西至甘、凉，东出山东，或入京师。明朝的地理状况、兵马强弱、抚镇将领勇怯以及之间的利害关系，尽回报给蒙古人，并引导蒙古人入塞。

大同叛卒毕竟是一些叛乱者，而另一些人，本身无罪，是因为无法生存而被迫逃亡蒙古。板升汉人中的重要头目刘天麒的经历就可以说明。刘天麒，原本是老营堡游击李应禄的家丁。嘉靖四十一年五月，游记李应禄剥削军粮，又对刘天麒严刑捆打，刘天麒心生怨狠，就持刀杀伤李游击 ,然后带着母亲、妻子等130余口投到俺答部下，被送发板升居住种地，俺答还将刘天麒改名为刘参将。

嘉靖三十四年 (1555)，大同五百余军人因不满总兵官韩承庆的压榨， 相约一起投靠蒙古 ， 幸被明朝将领及时发现，将其劝回，不然又将酿成一个大事件。

二是白莲教人士。

白莲教在元末的叛乱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对其进行禁止。但白莲教的传播并非一两天，而是长达数百年，远及唐宋，朝廷的命令并不能完全禁止，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地区，白莲教长期存在。

赵全和丘富二人都曾跟从吕明镇学习白莲教，后来被明朝发觉，吕明镇被杀，丘富、萧芹和赵全等人一起投降了俺答。俺答将他们安排在丰州的板升，丘富、萧芹逐渐成为了首脑，他们教俺答破明军城堡的方法，但萧芹对俺答许诺自己可以用法术让明朝的城墙垮塌，但临战一试却毫无效果，感觉被愚弄的俺答将其送给明军。

萧芹死后，丘富和赵全逐渐成为首脑，他们致力于扩大板升规模，提升生活质量，赵全后来被擒后供述，仅仅是他所统领的板升就多达万人，加上其他头目所率人马加在一起，《明实录》中说板升多达万人并非虚言；同时， 丘富和赵全又教俺答攻城，为俺答入边出谋划策。

所以丘富、赵全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

三是被挑唆和引诱。

那些已经在蒙古的汉人，又通过各种办法挑唆和引诱汉人如蒙古。

大同叛卒、白莲教人士到了蒙古之后，又利用自己的关系，招募和引诱自己的亲朋、家人同去蒙

《明史 ·王宗沐传》中记载：

近丘富往来诱惑，边民妄传募人耕旧不取租税。愚民何知，急不暇择，长边八百余里，谁要至者。彼诱而众，我逃而虚。

也就是说丘富等人以耕地不收租税为诱惑，让众多百姓到丰州耕种。

嘉靖三十六年九月，赵全与李自馨等人引俺答等部落六万余骑，执拿钩杆，由大同左右卫地方入边，直抵怀仁、应州、山阴、马邑一带，一共破了村堡 110处。明朝的村堡是比较坚固的，因为长期遭受蒙古袭扰，防御都很完备，如此多村堡被攻破，其中却另有原因。有一个叫伊住村的村庄，李自馨带领人去大声吆喝，称他已在板升干下大事业，村民都可以去跟他去过好日子。而吆喝的人中有一名叫李朝的人又与村堡内的人相识，于是很多人打开堡门，全堡320余名口用车装载衣物，跟随李自馨到于板升住种。

来源：左右图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