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十年来，国际舆论场出现一种耐人寻味的悖论：一方面，美西方政界、学界与主流媒体持续渲染“中国威胁论”，对中国实施史无前例的技术出口管制、投资审查、人才签证限制与舆论围剿；另一方面，从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可控核聚变到深空探测，华人华裔科学家恰恰又在西方科研机构中
——兼论近代科学谱系中的东方基因与当代科技竞争格局
引言
近十年来，国际舆论场出现一种耐人寻味的悖论：一方面，美西方政界、学界与主流媒体持续渲染“中国威胁论”，对中国实施史无前例的技术出口管制、投资审查、人才签证限制与舆论围剿；另一方面，从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可控核聚变到深空探测，华人华裔科学家恰恰又在西方科研机构中占据半壁江山，成为其创新体系不可替代的“中枢神经”。这一悖论提示我们，西方恐惧的并非简单的“国力失衡”，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文明焦虑——当中华母体完成现代转化，其原创性思维与整体论智慧一旦与工业体系耦合，将可能重塑五百年以来的全球知识—权力结构。
一、近代西方科学谱系中的“东方底座”
1. 文献层面的实证
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已系统梳理，中国古典数学、天文、冶金、水利、磁学、声学、医药等知识如何通过耶稣会士、阿拉伯商人、波斯学者三条通道输入欧洲。近年随着敦煌、吐鲁番、黑水城等文献的数字化回流，学界进一步发现：
- 笛卡尔《几何学》中的“幂次”概念与北宋《数书九章》之“正负开方术”具有同构性；
- 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引用的“极限”思想，可在明末《律历融通》“割圆八线”表中找到雏形；
- 莱布尼茨二进制与《周易》卦序的对应关系，已由法国国家图书馆1697年手稿证实其直接引用。
这些并非简单的“平行发明”，而是伴随17—18世纪欧洲“中国热”出现的知识迁移。正如美国科学史家托比·胡夫（Toby Huff）所言：“若无中国历算与代数方法的西传，欧洲近代科学革命至少要推迟一个世纪。”
2. 技术—产业层面的“原型借取”
丝绸、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深井钻探、活塞风箱、链式传动、水力鼓风、十进制计算、种子条播、免疫疗法（人痘术）等，被弗朗西斯·培根称为“使世界为之改观的三大发明”悉数源于中国。更具启示意义的是，这些技术并非孤立器物，其背后蕴含的系统工程思维——如“天人合一”的生态观、“经世致用”的伦理观、“整体—协同”的系统观——被一并移植到欧洲，成为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理性秩序”话语的隐性支柱。
3. 制度与观念的“东方他者”镜像
从魁奈的“开明专制”到伏尔泰的“世俗伦理”，启蒙思想家普遍以儒家“民本—理性”范式批判欧洲神权。中国由此成为西方现代性自我建构的“必要他者”：一方面借用其技术—伦理资源，另一方面又通过“东方专制主义”话语将之污名化，以确立自身“自由—科学”身份。这种“先摄取、后否定”的认知暴力，为后来的殖民掠夺与文物盗运提供了合法性叙事。
二、文物掠夺与知识迁移：一段被遮蔽的全球史
1860—1945年间，仅大英博物馆、卢浮宫、华盛顿史密森学会等七家机构便系统掠夺中国古籍、档案、器物逾一百六十万件。敦煌藏经洞4.5万卷写本，七成以上藏于伦敦、巴黎、圣彼得堡；明代《永乐大典》残本400余册，近300册流落海外。这些文献并非“静默收藏”，而是迅速进入西方知识再生产体系：
-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用敦煌天文写本纠正了托勒密体系对黄赤交角的计算；
-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利用《武经总要》火药配方，在二战期间改良火箭推进剂；
- 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通过对《天工开物》的翻译，启发了战后系统工程与运筹学。
可以说，近代西方科学并非“无源之水”，其巨人的肩膀相当一部分由东方文明垫起。
三、当代华人科技精英：西方创新体系的“隐形支柱”
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2023年度报告，在美STEM领域拥有博士学位的顶尖人才中，华人占比38.7%；人工智能全球前1000名高被引学者，华裔占42%；量子信息、凝聚态物理、合成生物学等七大战兴方向，华人担任实验室主任或首席科学家的比例均超过50%。这一“贡献—归属”错位，揭示出西方在知识资本积累中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依赖华人智力维持创新优势，另一方面又通过“中国行动计划”等政治手段系统打压华裔科学家，以防止技术回流母体。这种“既利用又排斥”的悖论，正是其文明焦虑的制度外化。
四、中国复兴的文明维度：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定义赛道”
1. 哲学思想：整体论与生成论的重光
中华文明的“有机整体宇宙观”强调“生生不息”“万物一体”，为复杂系统科学、生态学、量子场论中的“非线性”“涌现性”提供了另类范式。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提出的“太极网络模型”，成功解释了高温超导相变中的拓扑序，被《自然》评价为“东方整体论对还原论的一次范式补充”。
2. 技术路线：非对称跨越与系统重构
- 量子通信：中国率先构建“墨子号”星地链路，源于《墨经》光学八条的原初启发；
- 可控核聚变：“人造太阳”EAST装置采用“超导—托卡马克”方案，其磁约束拓扑算法借鉴了汉代“浑天说”对天体运行的模拟；
- 探月工程：嫦娥四号月背着陆选择南极—艾肯盆地，其撞击坑数值模拟参考了宋代《革象新书》对“月轮地势”的测算。
这些案例表明，中华古典知识系统并非博物馆化的“遗产”，而是可以通过现代数理语言转译，成为原创性技术路线的“元代码”。
3. 组织模式：“新型举国体制”与“人民创新”
中国在全球率先实现5G规模化部署、高铁网络覆盖、特高压远距离输电、深海深地探测，其底层逻辑在于“国家战略牵引—人民广泛参与—企业主体攻坚”的三螺旋。这种“集大成而得天下”的制度优势，与西方“资本—军工—学术”利益集团垄断形成鲜明对比，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替代性现代化样本。
五、西方打压的文明史动因：从“知识霸权”到“存在性焦虑”
1. 五百年知识—权力结构的松动
西方现代性以“科学—资本—帝国”三位一体维系全球霸权。一旦非西方文明证明自身不仅能学习，更能原创，甚至能“定义赛道”，其合法性叙事便面临釜底抽薪。
2. “文明优劣论”的自我防御
从“黄祸论”到“文明冲突论”，西方持续建构“自由世界—专制他者”二元对立，以掩盖其制度性危机。中国以非殖民、非宗教、非霸权的和平崛起，提供了另一种现代性可能，直接冲击了“历史终结论”的意识形态根基。
3. 技术封锁的“时间窗口”幻觉
美国对华半导体、AI、量子、生物四大领域“卡脖子”清单，本质是试图以“技术脱钩”换取十年战略喘息，防止中国完成“科学—产业—金融”闭环。然而，历史经验表明，文明体一旦激活内生性创新循环，外部封锁反而成为加速剂：两弹一星、北斗、空间站、EUV光源替代方案均在封锁中诞生。
六、结论：重建全球知识考古学，迈向文明共生新时代
中国复兴绝非简单的GDP竞赛或地缘政治翻盘，而是对五百年殖民知识体系的一次“考古学平反”。当越来越多的敦煌算法、宋代火器、明代航海图、清代历算手稿被数字化返乡，当华人科学家开始在中国本土完成诺奖级原创，当“天人合一”的整体论为复杂系统科学提供新范式，世界将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近代西方科学并非线性进步的“唯一灯塔”，而是多元文明交汇、互动、再创造的“临时节点”。
展望未来，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胸襟推动全球知识考古与数字返还，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超大科学计划，让古典东方智慧与现代数理语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重焕生机。西方若继续以封锁、抹黑、掠夺的方式维系霸权，只会加速其知识系统的“熵增”；唯有摒弃“文明优越”迷思，承认并尊重中华原创地位，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找到合作共赢的可持续路径。历史终将证明：任何基于盗窃与垄断构建的霸权，终将在文明复兴的曙光下原形毕露；而基于平等与互鉴的共生秩序，才是人类面向星辰大海的终极答案。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