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西安工人超生记：为得儿子丢职务降工资40年后他说“值”了

摘要：1981年11月的西安，刚过立冬，街头的法桐叶落了一地，踩上去沙沙响。高德隆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个布包，里头是给乡下妻子带的奶粉。

1981年11月的西安，刚过立冬，街头的法桐叶落了一地，踩上去沙沙响。高德隆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个布包，里头是给乡下妻子带的奶粉。

他今年32岁，在西安红旗手表厂当车间副主任，算是厂里的骨干。每月工资82块5毛，在当年顶属体面，街坊邻居都羡慕。

家里有个5岁的女儿叫晓燕，粉雕玉琢的，可高德隆心里总空一块——他想要个儿子，老高家不能在他这儿断了根。

那时候国家管得严，1980年刚发了《公开信》，号召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娃。厂里墙上刷着大标语：“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国家来养老”。

计生干部每月都来车间宣讲，谁要是超生，轻则降工资，重则丢工作，还得交罚款，没人敢碰红线。

高德隆的妻子李秀兰比他小两岁，也是厂里的女工，在装配车间拧螺丝，每月工资78块。两口子合计了大半年，还是没忍住。

1980年底，李秀兰悄悄停了避孕措施。没过仨月，月经没来，去巷口的诊所一查，怀上了。

两口子又喜又怕，喜的是可能要得儿子了，怕的是被厂里发现。李秀兰赶紧找了个借口，说老家母亲病重，要回去照顾，辞了职躲回了咸阳乡下娘家。

高德隆留在厂里，每天提心吊胆。车间主任看出他不对劲，拍着他肩膀说：“德隆啊，你是干部，可得带好头，别犯糊涂。”

他只能硬着头皮应着，心里却像揣了只兔子。每月发了工资，他都偷偷留起20块，凑够了就托乡下亲戚给妻子送去，买鸡蛋、红糖补身子。

1981年夏天，西安热得像个蒸笼。高德隆借着出差的名义，去乡下看了妻子一回。李秀兰肚子已经显怀了，脸圆了不少，见了他就哭：“要是生个女儿咋办？这罪白受了。”

他握着妻子的手，声音发颤：“不管是啥，都是咱的娃，可我还是盼着是个小子。”临走时，他给妻子留了块花布，说等生了娃做件新衣裳。

回到厂里，他更小心了。同事问起妻子，他就说母亲病还没好，得再照顾些日子。有回计生干部上门家访，他赶紧把妻子的东西收起来，谎称妻子住厂里宿舍，才蒙混过去。

11月17日凌晨，乡下亲戚托人捎来口信：李秀兰生了，是个小子！高德隆正在车间带班，听见消息，手里的扳手“当啷”掉在地上，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

他跟车间主任请假，说老家急事，骑上自行车就往乡下赶。到了丈母娘家，看见襁褓里的小娃，脸蛋红扑扑的，闭着眼睛哼哼，他伸手碰了碰娃的小手，凉丝丝的，心里甜得像吃了蜜。

给娃起了个名字叫晓军，取“军人”的意思，他盼着儿子将来有出息。在乡下待了三天，他得回厂里了，临走前嘱咐妻子：“再躲俩月，等娃大点我再接你们回去。”

可纸包不住火。12月初，厂里有人去咸阳办事，撞见了李秀兰抱着娃在村口晒太阳，回来就跟车间主任说了。

主任找高德隆谈话，脸拉得老长：“德隆，你太让我失望了！超生是大错，你还是干部，这事儿必须严肃处理。”

没过几天，厂里的公告栏贴出了处分决定：免去高德隆车间副主任职务，降为普通工人；高德隆、李秀兰工资分别降至48块、45块；每月从两人工资里各扣5块，合计10块交超生罚款，扣满5年。

公告一贴出来，全厂都炸了锅。以前跟他交好的同事见了他都躲着走，背后有人戳脊梁骨：“为了个儿子，连职务工资都丢了，傻不傻？”

高德隆没辩解，只是低头干活。以前他管着几十号人，现在得跟年轻人一起扛机床零件，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可想到家里的儿子，他就咬牙撑着。

工资降了，还得扣罚款，两口子每月实际到手就83块，要养四口人，日子一下紧巴起来。以前晓燕还能偶尔买根冰棍，现在连水果都很少吃。

李秀兰带着晓军回了西安，租住在厂里附近的小平房，10平米的屋子，摆了一张床、一个煤炉，连个衣柜都没有。她想出去找活干，可晓军太小，没人带，只能在家洗衣做饭，帮人缝补衣服赚点零钱。

高德隆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先去菜市场捡人家扔的菜叶，回来给家人做早饭，然后骑车去上班。中午在厂里食堂买两个馒头，就着自带的咸菜吃，省下钱给儿子买奶粉。

那时候奶粉要凭票买，一罐上海牌奶粉要3块8毛，还不好买。高德隆托了好几个同事，才勉强每月弄到一罐，给晓军冲米糊喝，自己和妻子、女儿喝玉米糊糊。

1982年春节，别人家都买肉、买鞭炮，高德隆家就买了两斤白菜、一斤猪肉，包了顿饺子。晓燕盯着饺子流口水，却懂事地说：“弟弟小，让弟弟多吃点。”

高德隆看着女儿，心里酸酸的。他夜里睡不着，就坐在床边看晓军睡觉，晓军咂着嘴，偶尔笑一声，他就觉得再苦再累都值了。

计生干部还常来家里“家访”，其实就是看看有没有再超生的迹象，每次来都要念叨几句：“当初让你们别生，偏不听，现在知道难了吧？”李秀兰躲在里屋抹眼泪，高德隆就陪着笑脸应付。

晓军半岁的时候得了肺炎，发烧到39度多。夫妻俩抱着娃往医院跑，医生说要住院，押金就得50块。高德隆兜里只有20块，还是攒着给娃买奶粉的。

他跟医生求情，又跑回厂里跟同事借钱，跑了五六家，才借到30块，总算把押金交上了。晓军住了一周院，花了120多块，全是借的，后来夫妻俩省吃俭用，用了半年才还清。

1983年，厂里效益好了点，给普通工人涨了5块工资，高德隆的工资涨到53块，李秀兰涨到50块，扣除罚款后，每月能多拿10块，日子稍微松快了些。

李秀兰找了个给毛衣厂锁边的活，在家就能干，每件5分钱，她每天晚上哄睡晓军后，就坐在煤油灯底下锁边，常常干到半夜，一个月能赚20多块。

晓燕上小学了，学校就在厂附近，学费一学期5块，可书本费、杂费加起来也要10块。高德隆把烟戒了，以前他每天抽一毛钱的“羊群”烟，戒了烟每月能省3块。

晓军慢慢长大了，会喊“爸爸”“妈妈”了，每次高德隆下班回家，晓军就扑到他怀里，扯着他的衣角要糖吃。高德隆兜里要是有几分钱，就给娃买块水果糖，自己从来舍不得吃。

有回晓军跟邻居家的娃打架，人家骂他“超生的野娃”，晓军哭着跑回家。高德隆听见了，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抱着儿子说：“晓军不是野娃，是爸爸的好儿子，将来比谁都强。”

他更拼命地干活了，车间里有加班的活，别人不愿意干，他就抢着干，加班能多拿点加班费，虽然不多，可积少成多。有次加班到半夜，骑车回家时摔进了沟里，膝盖磕破了，他爬起来拍拍土，照样去上班。

1986年，5年的罚款终于扣满了。那天发工资，高德隆拿到了全额的53块，他攥着钱，手都在抖，回家给妻子买了斤鸡蛋，给两个娃各买了根冰棍，一家人难得吃了顿“好的”。

这时候晓军也上幼儿园了，懂事得很，知道家里穷，从不跟人抢玩具。晓燕学习成绩好，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前几名，老师常夸她：“晓燕这娃，将来肯定有出息。”

198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西安，不少人下海做生意。高德隆在厂里干了十几年，还是个普通工人，工资涨到了80多块，可物价也涨了，日子还是紧巴。

他想干点副业，想起自己以前在车间学过修手表，就买了套修表工具，下班后在街边摆了个小摊，修一块表赚一两块钱。刚开始没人信他，后来修好了几个难修的老手表，生意慢慢好了起来。

李秀兰也不锁边了，跟着他一起摆摊，帮着收钱、递工具。晓军放学后，就坐在小摊旁边写作业，晓燕则回家做饭，一家人分工明确，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1990年，厂里效益下滑，开始裁员。高德隆担心被裁，更用心地经营修表摊，后来干脆从厂里辞职，全职修表。有人说他傻，丢了铁饭碗，他却说：“自己干，赚得多，还自由。”

修表摊变成了修表店，雇了两个徒弟，高德隆成了“高老板”。他给家里换了套60平米的楼房，有阳台、有厨房，晓军和晓燕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

晓燕考上了西安的重点大学，成了家里第一个大学生。送晓燕去报到那天，高德隆特意穿了件新西装，逢人就说：“这是我闺女，大学生！”

晓军也争气，考上了军校，圆了高德隆当年的心愿。开学那天，晓军给高德隆敬了个军礼：“爸，我一定好好学，将来报效国家。”高德隆看着儿子挺拔的背影，眼泪又流了出来，这次是高兴的泪。

2000年以后，修表生意不好做了，手机普及了，戴手表的人少了。高德隆关了修表店，用积蓄开了家小超市，由李秀兰打理，他每天去进货、看店，日子过得安稳。

晓燕毕业后留在西安当老师，结婚后生了个女儿，高德隆成了外公。晓军从军校毕业，分配到部队当军官，娶了个医生，生了个儿子，高德隆又成了爷爷。

逢年过节，一家人聚在一起，晓军总会提起小时候的事：“爸，我还记得你当年给我买的水果糖，特别甜。”高德隆笑着说：“那时候穷，委屈你们了。”

晓燕接过话：“不委屈，那时候虽然穷，可家里特别暖，你和我妈从来没跟我们发过脾气。”李秀兰看着老伴，眼里满是笑意：“当年顶着压力生晓军，值了。”

2021年，高德隆82岁了，头发花白，可身体还硬朗。晓军从部队转业回了西安，在政府部门工作，孝顺得很，每周都带着妻儿来看他。晓燕也常来，给老两口买吃的、穿的。

有回社区组织老党员开座谈会，聊起当年的计生政策，有人问高德隆：“老高，当年为了生儿子丢了职务、降了工资，后悔不？”

高德隆喝了口茶，慢悠悠地说：“咋不后悔？那时候日子是真苦，可看着俩娃都有出息，对我和老伴也好，就觉得值了。”

他指着墙上的全家福，照片里晓燕抱着女儿，晓军敬着军礼，一家人笑得特别开心。“当年要是没生晓军，家里就少了好多热闹，现在四世同堂，多好。”

社区的年轻人听了他的故事，都很感慨。有人说：“高爷爷，您这故事就是一部微型的时代史啊。”高德隆摆摆手：“啥时代史，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日子，想让家里人丁兴旺罢了。”

李秀兰比他小两岁，身体也不错，每天陪着他去公园遛弯、下棋。老两口还保持着当年的习惯，吃饭不剩饭，衣服破了补补再穿，说是“苦日子过惯了，不能浪费”。

晓军的儿子，也就是高德隆的孙子，考上了国防科技大学，跟爷爷当年的心愿一样，要去部队报效国家。送孙子去学校那天，高德隆把自己当年的修表工具送给了孙子：“这是爷爷当年吃饭的家伙，你要像修表一样，认真对待每一件事。”

孙子接过工具，用力点头：“爷爷，我记住了。”

现在的高德隆，每天早上起来先给花浇水，然后去公园打太极，中午回家吃李秀兰做的饭，下午睡个午觉，晚上看会儿电视。日子平淡，却很幸福。

他偶尔会去以前的红旗手表厂旧址看看，那里现在变成了商业广场，热闹得很。他想起1981年那个冬天，得知生了儿子的喜悦，想起降工资后的窘迫，想起摆摊修表的辛苦，心里百感交集。

时代变了，政策也变了，现在鼓励生三孩，没人再为超生发愁了。可高德隆总跟年轻人说：“不管生几个，都得好好养，好好教，孩子有出息，比啥都强。”

有回电视台记者来采访他，问他对现在的年轻人有啥建议。高德隆说：“过日子就得踏实，想干啥就去干，别怕苦，苦过了就甜了。我当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记者把他的故事拍了下来，放在电视上播了，不少老街坊看到了，都给他打电话：“老高，你上电视了！你那故事听得我眼泪都下来了。”

高德隆笑着说：“都是些老事儿，不值当说。”可挂了电话，他却拿出当年的工资条，泛黄的纸片上写着“高德隆，48元”，他摸了摸纸片，想起了当年的日子。

李秀兰走过来，靠在他身边：“看啥呢？”他把工资条递给妻子：“你看，当年咱们就靠这点钱过日子，现在多好。”李秀兰也笑了：“是啊，多好。”

夕阳透过窗户照进来，洒在老两口身上，暖暖的。墙上的全家福，在夕阳下显得格外温馨。

高德隆的故事，是无数80年代超生家庭的缩影。他们顶着政策压力、生活窘迫，只为延续香火、凑个“好”字。其中有时代的烙印，有家庭的期盼，有生活的艰辛，更有苦尽甘来的幸福。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普通人对家庭圆满的朴素追求。那些年的付出与坚守，最终都化作了子孙绕膝的温暖，成为生命里最珍贵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