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古代浩瀚的神话传说与民间信仰中，八仙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他们或背负宝剑，或手持莲花，或倒骑毛驴，形象各异，神通广大，是道教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中一组极具代表性的神仙群体。
在古代浩瀚的神话传说与民间信仰中，八仙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他们或背负宝剑，或手持莲花，或倒骑毛驴，形象各异，神通广大，是道教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中一组极具代表性的神仙群体。
然而，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这八位仙人——铁拐李、汉钟离、蓝采和、张果老、何仙姑、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并非一开始就以固定组合的形式出现。他们的形象与名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从历史的尘烟中走来，最终在文学与民间的合力塑造下定格。
追溯“八仙”名号的源头，最早可以抵达遥远的汉代。那时，并没有后世神通广大的神仙组合，而是存在一个被称为“淮南八仙”的群体。不过，此“八仙”非彼“八仙”。他们并非腾云驾雾、点石成金的神异之士，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当时的淮南王刘安，雅好文学，招揽天下才俊，门下食客数千人。其中，有八位最为杰出的文学家，被时人尊称为“八公”。
根据《小学绀珠》这部古籍的记载，这淮南八公的名字清晰可考，他们是左吴、李尚、苏飞、田由、毛披、雷被、晋昌、伍被。这些人都是当时文坛的翘楚，辅佐淮南王刘安著书立说，成就了著名的《淮南子》。
《淮南子》这部典籍，内容宏富，思想深邃，融合了道、法、阴阳等诸家学说，是汉初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可以说，最初的“八仙”或“八公”，是文化名人，是智慧的象征，与神仙方术并无直接关联。
然而，历史的真实常常会被后世的传说所附会、所改变。淮南王刘安本人，在后来的传说中被描绘成了一位潜心修道、最终白日飞升的仙人。据说他炼丹成功，不仅自己得道成仙，连家中的鸡犬也一同升天，留下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著名典故。
既然淮南王本人成了仙，那么他门下最受倚重的八位高士，自然也顺理成章地被后人想象成了神仙。于是，原本的八位文学家，在流传过程中逐渐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被后世误认为是真正的神仙，也开始被称为“八仙”。
这是“八仙”名号的滥觞，虽然与后来的八仙组合成员完全不同，却开启了将“八”这个数字与神仙群体联系起来的先河。这最初的误读，恰恰反映了传统文化中对于得道成仙的向往，以及将杰出人物神化的普遍心理。
时间流转，到了晋代，又出现了另一组被称为“八仙”的人物。这次的记载出自谯秀所撰写的《蜀纪》。这部书记述了古代蜀地的历史与传说，其中提到了“蜀之八仙”。这组八仙与汉代的淮南八公截然不同，也与我们今天熟知的八仙大相径庭。
《蜀纪》中列出的蜀地八仙，依次是：容成公，据说隐居在鸿闬，也就是后来的青城山；李耳，即老子，传说中与蜀地颇有渊源；董仲舒，虽然是汉代大儒，但也被纳入其中，称为青城山的隐士；张道陵，道教天师道的创始人，其道场鹤鸣山就在蜀地；庄居平，是汉代成都著名的卜者严君平；李八百，一位传说中的长寿道人，据说常在成都附近的龙门洞修炼；范长生，也是蜀地著名的道士，居于青城山；最后一位是尔朱先生，在雅州一带活动。
审视这份名单，可以发现几个显著的特点。首先，这组“八仙”的地域色彩非常浓厚，几乎都与古代的蜀地，特别是成都、青城山、鹤鸣山等地紧密相关。他们中的许多人物，如张道陵、范长生、李八百等，本身就是道教历史或传说中的重要人物，与道教的修炼、隐居文化息息相关。
其次，这份名单的构成相当驳杂，既有如老子、张道陵这样声名显赫的道教祖师，也有像董仲舒这样的儒学大家，还有如严君平这样的市井卜者，以及容成公、尔朱先生等相对模糊的隐士形象。这表明，在晋代蜀地，“八仙”的概念可能是一个相对宽泛的称号，用以指代那些在当地流传的、具有传奇色彩或被认为得道的人物。
这组“蜀之八仙”，虽然也冠以“八仙”之名，但他们更像是地方性的神仙谱系，反映了巴蜀地区独特的道教文化和民间信仰。他们与后来流传全国的八仙组合，无论在成员构成还是文化影响上，都没有直接的承继关系。这再次说明，“八仙”作为一个组合概念，在早期历史上存在多种不同的版本，其内涵和指代对象是流动的、变化的。
尽管汉晋时期已有“八仙”之名流传，但那些组合都未能成为主流，也并非后世八仙的直接前身。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八仙人物，他们的个体事迹，其实大多零散地出现在唐、宋时期的书籍和记载中。比如吕洞宾的传说在唐宋时期已经相当流行，关于汉钟离、铁拐李等人的故事也逐渐见诸文献。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是以独立神仙的身份出现的，并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八仙”团体。人们谈论吕洞宾，谈论铁拐李，但很少将他们固定地与其他六位仙人捆绑在一起。
真正将八位神仙集合起来，并赋予他们“八仙”这个集体称号的，是元代兴起的杂剧艺术。元杂剧是中国戏曲史上的高峰，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神仙道化剧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门类。许多元代剧作家热衷于将民间流传的神仙故事搬上舞台，进行演绎和再创作。正是在这些元杂剧中，“八仙”作为一个特定的神仙组合开始频繁出现。
不同的剧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所选取的八仙成员并不完全一致。这表明在元代，八仙的组合仍然处于一个相对开放和不确定的状态。其中，著名剧作家马致远在他的杂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中，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八仙名单。在该剧第四折的【水仙子】曲牌中，借主角吕洞宾之口，依次点出了他同伴的名号。
吕洞宾唱道：“第一个是汉锺离，现掌着群仙箓；这一个是铁拐李，发乱梳；这一个是蓝采和，板撤云阳木；这一个是张果老，赵州桥骑倒驴；这一个是徐神翁，身背着葫芦；这一个是韩湘子，韩愈的亲侄；这一个是曹国舅，宋朝的眷属；则我是吕纯阳，爱打的简子愚鼓。”
仔细看马致远笔下的这份八仙名单：汉钟离、铁拐李、蓝采和、张果老、徐神翁、韩湘子、曹国舅、吕洞宾。与我们今天熟知的八仙相比，这个版本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首先，这八位全部是男性神仙，并没有后来的何仙姑。其次，名单中出现了一位“徐神翁”，他身背葫芦，形象似乎与后来的铁拐李或张果老有所重叠，但在后世的八仙组合中，这个名字消失了。
这说明，在元代杂剧的舞台上，八仙的阵容虽然已经初具雏形，但成员尚未完全固定，不同的剧本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和侧重。元杂剧的广泛传播，极大地推动了“八仙”作为一个神仙团体的概念深入人心，为最终定型奠定了基础，但具体是哪八位，此时仍有变数。
八仙组合最终是如何确定下来，并且成员和排名都与今天我们所知完全一致的呢？这个关键的一步，发生在明代。明代是中国白话小说的黄金时代，各种演义小说、神魔小说层出不穷，极大地丰富了市民文化生活，也对民间信仰和传说的定型起到了重要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明代一位名为吴元泰的作家，创作了一部名为《东游记》（全称《上洞八仙传》，又名《八仙出处东游记》）的演义小说。这部小说详细叙述了八位神仙的出身来历、修炼得道的过程，以及他们一同渡海去参加西王母蟠桃会的精彩故事。
最重要的是，吴元泰在这部小说中，明确地选定了八位神仙，并给出了他们固定的排名次序。
吴元泰排定的“上洞八仙”及其顺序是：第一位铁拐李，第二位汉钟离，第三位蓝采和，第四位张果老，第五位何仙姑，第六位吕洞宾，第七位韩湘子，第八位曹国舅。
这个名单与元杂剧中的版本相比，最显著的变化是用女性神仙何仙姑替换了徐神翁。这一改变意义重大，使得八仙组合中有了唯一的女性成员，阴阳得以调和，形象组合也更加丰富多元。何仙姑的加入，也反映了明代社会对于女性神仙信仰的接纳和重视。
吴元泰的《东游记》一经问世，便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流传甚广。书中所描绘的八仙形象生动鲜明，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完整、系统、固定的八仙谱系。
由于这部小说的巨大影响力，它所确定的八仙成员及其排名，逐渐被社会大众普遍接受，成为了此后关于八仙传说的主流版本。各种绘画、雕塑、戏曲、民间工艺等艺术形式中表现八仙时，基本上都沿用了《东游记》的设定。
可以说，吴元泰的这部小说，最终为流变了数百年的八仙传说画上了一个句号，使得八仙的组合“尘埃落定”。从此以后，铁拐李、汉钟离、蓝采和、张果老、何仙姑、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这八位神仙，就作为不可动摇的经典组合，活跃在中国文化的各个角落。
回顾八仙传说的演变历程，我们看到了一幅跨越千年的文化画卷。从汉代被误认为仙的文人“八公”，到晋代蜀地带有地域色彩的道教人物群像，再到元代戏曲舞台上逐渐成型但尚不固定的神仙组合，最终在明代小说的推动下，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八仙阵容。这个过程，是历史记忆、道教信仰、文学创作和民间想象共同作用的结果。
八仙的故事，不仅仅是神仙传说，它们承载了中国民众对于长生不老、逍遥自在的向往，也蕴含着惩恶扬善、济世度人的道德期盼。每一位仙人都有其独特的背景、法器和性格，代表着社会不同阶层或类型的人物形象——有残疾的乞丐（铁拐李）、落魄的将军（汉钟离）、玩世不恭的少年（蓝采和）、神秘的长者（张果老）、唯一的女性（何仙姑）、潇洒的文士（吕洞宾）、风流的贵族子弟（韩湘子）、皇亲国戚（曹国舅）。这种多样性使得八仙的形象极具包容性，能够被不同的人群所喜爱和接受。
来源：混沌婴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