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她出生于1935年的纽约工人家庭，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写作，几十年来专注于非虚构写作：回忆录、文学批评、散文……但无论写什么，她总是从“我”的视角出发，关注女性在成长、衰老、爱情、家庭等人生阶段中所面临的真实困境。

“我坐下来，写下看似自然而然的东西，并且总是以第一人称。”这是美国作家薇薇安·戈尔尼克对自己写作风格的总结。

她出生于1935年的纽约工人家庭，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写作，几十年来专注于非虚构写作：回忆录、文学批评、散文……但无论写什么，她总是从“我”的视角出发，关注女性在成长、衰老、爱情、家庭等人生阶段中所面临的真实困境。

她的写法被称作“个人新闻”：不是单纯讲自己的感受，而是用自己的感受去理解更大的问题。她借鉴了哈兹利特和伍尔夫的传统，也回应了时代对于“个人见证”的渴望。

在这之前，戈尔尼克曾是一位记者，亲历70年代纽约的女权运动高潮与分裂。《村声》上的尖锐文字、街头的抗争场景，都曾是她的写作素材。但当这场运动逐渐冷却，她意识到：外部抗争结束了，真正的战斗还要从内心开始。她转向个人写作，从混沌中寻找秩序，把“离开集体的怪女人”写成了能与无数女性建立联结的存在。

戈尔尼克在《你为什么不离开我的生活？》中详细回溯了自己与母亲贝丝的关系。这是一段典型的“爱与冲突并存”的母女关系。母亲贝丝聪明、能干、有政治理想，却最终困在厨房与家庭琐事中。她曾放弃出门工作，只因为丈夫反对；她信仰爱情，认为女人的一生由爱情决定。但丈夫早逝后，她的人生也随之塌陷，几十年在抑郁中度过。

戈尔尼克从小就感受到母亲的矛盾：一方面鄙视整日做家务的自己，一方面又依赖丈夫的爱来维系生活的意义。女儿既渴望逃离母亲的束缚，又本能地受她影响，甚至也一度相信“对的人”能改变一切。

但现实很快打破了幻想。戈尔尼克也经历了两段婚姻、一系列恋情，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对的人”根本不存在。她发现，自己和母亲、甚至整整一代女性一样，都被“爱情神话”所束缚——幻想通过一个男人来完成自我，但这条路根本走不通。

婚姻没有带来自由，反而让她远离写作、远离自我。她曾为了丈夫搬去乡村，切断了所有与写作的联系。在婚姻中承担所有家务，甚至被嫌弃“咖啡煮得不好”。最终她明白：真正的自我实现，必须靠自己去争取，不能靠爱情来“拯救”。

“怪女人”是戈尔尼克喜欢的称呼。这个词代表着不迎合、不取悦、不被传统束缚的女性。在那个时代，不当妻子、不做母亲、不信爱情的女性，都会被贴上“怪”的标签。但戈尔尼克偏偏就要做那个“怪女人”。

她拒绝让爱成为“身份特权”，认为爱和尊重都要靠争取。面对母亲那种“因为是母亲就该被爱”的论调，她会说：“爱是要自己争取的，哪怕是母亲也一样。”她不接受女性必须用“温顺”“体贴”来换取男性的认可，也不接受“嫁得好”就是女人成功的标准。

她的“怪”并不激进，而是清醒。她坚持工作、坚持写作、坚持表达自己的愤怒。哪怕孤独、哪怕被排斥，她也不愿回到那个“被遮蔽”的状态。她要亲自走向世界，而不是躲在“对的人”身后。

最终，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式：通过写作思考、通过思考参与世界。她的“个人新闻”不是自言自语，而是将自己和世界连接起来。她在理解母亲的过程中，也慢慢包容了那个曾经伤害她的过去。

戈尔尼克说：“我们不要改革，不要赔偿，我们要的是打破秩序。”她知道，女性主义的斗争不可能一蹴而就，它会反复、会挣扎，但永远不会回到原点。因为一旦看见过真相，便无法再假装蒙昧。

如今，她依然是那个“怪女人”。但她并不孤单，因为越来越多女性，正在走在觉醒的路上。

结语：

戈尔尼克的写作，是一面镜子，也是一把钥匙。她让我们看清现实，也教我们如何从中挣脱。她用“我”的故事，说出了“我们”的命运。我们读她，不只是为了了解她，更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

来源：小何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