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也门首都萨那的清晨，本应是编辑部忙碌的日常。9月10日下午4时45分，《9月26日报》和《也门日报》的记者们正赶着报纸出版工作，键盘声、电话铃声、讨论声交织成一片熟悉的喧嚣。然而，这一切在以色列的空袭下戛然而止。31名新闻工作者被炸死，至少22人受伤，这是16

文︱刘澜昌

也门首都萨那的清晨，本应是编辑部忙碌的日常。9月10日下午4时45分，《9月26日报》和《也门日报》的记者们正赶着报纸出版工作，键盘声、电话铃声、讨论声交织成一片熟悉的喧嚣。然而，这一切在以色列的空袭下戛然而止。31名新闻工作者被炸死，至少22人受伤，这是16年来单次袭击中记者遇难人数最多的一次。办公室从信息中心变成废墟，新闻自由在火光和硝烟中被直接摧毁。

《9月26日报》总编辑纳赛尔·卡德里用“前所未有的屠杀”来形容这次袭击。这个词背后，是新闻人的生命被视作可牺牲的筹码，是信息传播被战争机器任意踩踏的现实。国际上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统计显示，这次事件在单次袭击记者死亡人数上，仅次于2009年菲律宾南部马京达瑙省的惨剧。历史在重演，只是地点和加害者变了，受害者依然是手握笔杆、镜头和录音设备的新闻人。

以色列声称空袭目标是也门胡塞武装的公关部门和“军事目标”，并试图将新闻工作者与恐怖分子挂钩，为自己的行动辩护。然而，保护记者委员会指出，以色列此类行动与此前对加沙、黎巴嫩和伊朗的空袭如出一辙，没有遵循国际法区分军事目标与新闻工作者，没有提供可信证据，单纯以军事借口掩盖对信息渠道的摧毁。这不是战术误差，而是一种战略选择：信息控制的战争，往往比实弹更直接、更残酷。

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再度升级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亚丁湾等地对以色列关联船只发动袭击，并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声援加沙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多次空袭胡塞控制区，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每一次军事行动都裹挟着平民与新闻工作者的生命，让战争的受害者名单持续拉长。在这片被冲突支配的土地上，新闻人不仅是信息的搬运工，更是活生生的靶子。

这起空袭让人再次质问：战争与新闻自由的界限在哪里？当新闻工作者被直接纳入攻击对象，国际法的保护条款是否还有实效？当战争的机器越过红线，把信息渠道炸成废墟，整个世界都在失去透明度。新闻自由不是可选项，它是社会认知和公民知情权的最后防线。失去这道防线，战争的噬咬将更为肆无忌惮。

从历史看，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中对新闻机构的目标选择从未停歇。无论是加沙的报社、黎巴嫩的电视台，还是伊朗的媒体设施，轰炸和威慑不断上演。信息战、舆论控制和实地打击被捆绑成一个整体，每一次行动都在向国际社会发出信号：敢报道，就可能成为牺牲品。对于记者来说，每一次按下快门或键盘敲击，都可能是与生命的博弈。

国际社会对此次袭击发出谴责声音，保护记者委员会明确指出空袭的残暴性和无理由性。然而，谴责能带来什么？生者的痛苦无法消减，逝者的生命无法复原。新闻自由的脆弱性再次暴露——它不仅需要法律保护，更需要战火中的道德约束和国际监督。否则，任何新闻人都可能在信息的最前线倒下，成为战争的附属品。

也门的这起事件提醒我们，现代冲突早已超越传统战场。城市、办公室、新闻编辑部、医院，甚至学校，都可能被纳入军事打击的可能目标。新闻工作者作为社会信息链的核心，一旦被直接攻击，社会认知体系立即受到破坏。信息被封锁，真相被掩埋，战争的灰色地带便得以扩展。

31条生命的消逝，是一次惨烈的警示。新闻工作者不仅是报道战争的人，也是记录和平与人道的人。每一次空袭都是对国际法的挑战，每一次袭击都是对道德底线的考验。也门的编辑部废墟，让人看见战争如何通过摧毁信息，扩大恐惧与不确定性，把社会拉入黑暗。

面对这种情况，国际社会无法坐视。新闻自由的保护必须从口头谴责走向实质行动。从法律追责到保护机制完善，从国际舆论压力到战争规则约束，每一步都刻不容缓。否则，新闻人将继续成为战争机器的附庸，信息的流动将继续被武力操纵。

萨那的空袭是一次深刻的警告：战争不只夺走土地和资源，更可能直接掠夺人类社会的认知能力。当新闻工作者成为攻击目标时，全世界都在失去看清真相的能力。每一个新闻机构的废墟，每一个记者倒下的身影，都是对我们共同信念的挑战——信息自由，是社会文明不可分割的生命线。

来源：刘澜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