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先回顾一下前情提要：翟欣欣案被称作“毒妻案”。翟欣欣与苏享茂结婚不久便提出离婚，随后以掌握苏享茂商业秘密为由实施敲诈勒索，最终导致苏享茂——她的第四任丈夫跳楼身亡。如果不是苏享茂的兄姐始终坚持追查、不肯放弃，此案难以推进到如今的审判结果。此案极具探讨价值，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讲翟欣欣案，该案已于9月20日宣判，被告人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
我们先回顾一下前情提要：翟欣欣案被称作“毒妻案”。翟欣欣与苏享茂结婚不久便提出离婚，随后以掌握苏享茂商业秘密为由实施敲诈勒索，最终导致苏享茂——她的第四任丈夫跳楼身亡。如果不是苏享茂的兄姐始终坚持追查、不肯放弃，此案难以推进到如今的审判结果。此案极具探讨价值，折射出婚姻、人性与信任等多方面的深层问题，今天我们就来展开分析。
观察翟欣欣的四次婚姻，异常之处显而易见。
2011年1月，她缔结第一次婚姻，同年4月便离婚，婚姻仅维持70天，期间获得20万元现金与一辆大众Polo汽车；
2012年第二次婚姻结束后，从xx婚恋网相关纠纷中分得一辆宝马汽车及750万元财产；
2016年第三次婚姻解除，她拿到一套价值超1000万元的别墅，此次婚姻同样是婚后不久便离婚；
2017年6月7日，她与苏享茂结婚，7月18日便离婚，此次获得660万元现金、340万元欠条，还得到苏享茂婚前以320万元购置的海南房产。
这四次婚姻高度相似：持续时间短，翟欣欣每次都能获取大量财产，谋财迹象十分明显。尤其第三次与第四次婚姻，婚前均要求对方购置房产并归为自己的婚前财产。第三次婚姻中，配偶北京富豪王某防范意识强，仅损失一套别墅，未被翟欣欣抓住把柄；而苏享茂不仅被索要房产，其公司因存在法律风险，相关把柄被翟欣欣掌握，进而被勒索1000万元，这也成为翟欣欣定罪的重要依据之一。
要知道，这些男性除第一位是她的大学同学外，其余均是有经济实力、知识水平与社会阅历的群体。现实中虽有农村骗婚案例，但翟欣欣面对的是“成功男性”，她究竟靠什么让这些人陷入陷阱？
有人可能猜测她外貌出众，但实际并非如此。近年来北京类似案件中，涉案女性有的外貌并非顶尖，却凭借气质或魅力吸引男性。
翟欣欣的核心特质是外表清纯、神态无辜、看似柔弱。据一位与她近距离接触过的友人描述，翟欣欣提及过往离婚经历时，不会让人起疑，反而会让人觉得她命运坎坷、值得同情，进而产生保护欲。这种形象恰好契合部分男性——尤其是理工科男性，心中“白月光”的定位，与他们初高中及大学一二年级青睐的清纯女生形象高度吻合。
外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出众”，却能激发男性保护欲，翟欣欣的形象正符合这种“激发保护欲”的特质，对青少年时期缺乏异性交往经验的男性极具“杀伤力”。
这一现象与我国青少年教育模式有关。应试教育下，学生自小学五年级起就专注学习，社会化进程受阻；学校管理严格、居民居住分散，青少年缺乏社交机会，沦为“学习机器”。更关键的是，传统教育观念限制青少年异性交往，让他们错失通过恋爱认识自我、成熟心智的机会。
因此，这些青少年大学毕业后，家人急于安排相亲，希望他们尽快结婚生子。但此时的年轻人缺乏社会经验与情感阅历，易成为“猎物”。
从心理层面看，部分男性青少年时期因经济条件或性格原因，缺乏异性交往机会，内心有情感缺失，事业成功后会产生“补偿心理”，渴望弥补遗憾，而翟欣欣塑造的“清纯柔弱”形象，恰好迎合了这种心理需求。苏享茂的成长背景与心理特质，正符合翟欣欣的“目标群体”特征。
或许有人认为以离婚次数评判他人是“刻板印象”，但客观而言，如果一个人连续多次在情感关系中遭遇类似伤害，需反思自身价值观与择偶标准。我有位好友，多次遭遇“渣男”却归咎于“命运不好”，实际上是她只青睐“渣男”，又以“好男人”标准要求对方。
当然，我们不能将情感伤害责任归咎于“受害者”，但婚前调查配偶背景十分必要。如果苏享茂婚前联系翟欣欣的前几任配偶，了解离婚原因，或许能避免悲剧。类似问题并非只存在于男性群体，女性也可能因缺乏婚前调查遭遇风险。我认识的一位东北师姐，嫁给有过一次婚姻的文学院男性，婚前未了解对方离婚具体原因，便轻信对方“未遇到对的人”的说辞。
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婚前必要的背景调查至关重要。一是健康状况调查，了解双方是否有传染性疾病（如艾滋病）、遗传性疾病，其父母是否有精神类疾病，避免对方隐瞒健康问题；二是征信状况调查，了解对方是否有债务纠纷、重大负债。我曾建议即将结婚的师妹进行“四验”——验毒、验艾滋病、验资产、验精神健康状况，这并非“害人”，而是为保障婚姻稳定与自身合法权益。
回到翟欣欣案，她塑造的“人畜无害、楚楚可怜”形象，大幅降低了苏享茂的警惕性。加之她北京某某大学研究生的学历，这些标签叠加，让苏享茂更加信任她，最终酿成悲剧。
基于此，我常建议家长鼓励孩子大学期间积极参与情感交往。就算无法找到“一见倾心”的伴侣，与同学交往也能积累情感经验、提升自我保护意识。虽翟欣欣第一次婚姻对象是大学同学，校园中也可能遭遇伤害，但总体而言，大学情感经历能让人在付出真心的同时积累经验，大学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时期，错失这一机会，进入社会后遭遇情感挫折，代价会更沉重。
苏享茂与王某都在婚前被要求购置房产并失去房产，但王某未被抓住把柄，苏享茂却因公司法律风险被勒索，核心差异在于苏享茂在婚姻中毫无保留地将自身情况——包括公司经营秘密与法律风险，告知翟欣欣，而王某保持了警惕。
当然，这里根本的原因，是苏享茂本身就有在灰色地带的问题，在这件事情上没人逼他这么做。我们只是说，与此同时，这件事也反映了婚姻的脆弱
这提醒我们，在情感关系，尤其是婚姻关系中，过度付出真心、暴露隐私与风险，会面临巨大安全隐患。如“私密照片、视频泄露”问题，根源是过度信任对方。
现代婚姻关系与传统婚姻有本质区别。传统婚姻中，夫妻利益高度绑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且依赖父权制下男性的绝对支配地位；而现代婚姻中，利益绑定弱化，夫妻更像“理性主义者”甚至“机会主义者”的暂时结合，信任基础薄弱。
近年来，我有企业家朋友面临再婚问题，我常建议他们：原则上不将公司经营秘密告知配偶，结发妻子可适当透露部分信息，半路夫妻务必警惕。如果配偶生下孩子，且孩子两三岁、哺乳结束后双方感情稳定，可适当透露秘密，因为孩子能让夫妻关系产生“本能层面的强绑定”，但前提是配偶重视孩子。
我去年听闻一个案例：一对夫妻离婚多年后，男方因企业问题被抓，女方四处筹钱将其救出，原因是“孩子的父亲不能坐牢，否则影响孩子公务员政审”。可见孩子能增强婚姻稳定性与夫妻信任。而苏享茂与翟欣欣的婚姻中，没有孩子作为“纽带”，苏享茂又过早暴露自身秘密，相当于将“刀柄”交给对方，为悲剧埋下隐患。
我身边也有类似遭遇的朋友，一位理科男因在情感中过于单纯被欺骗，净身出户后离开北京。这类案例反映出一个普遍问题：过去二十年“突然富裕”的新富群体，缺乏风险防范与自我保护能力，他们的成功源于努力与机遇，未经历太多“人性考验”。正如人们所说：“贫穷时很少有人刻意欺骗你，富裕后身边会出现更多‘算计者’。”
翟欣欣案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婚姻中的信任该如何建立？面对复杂的人性与多变的婚姻关系，我们又该如何保护自己？这需要每个人在婚姻中保持理性与警惕，也需要社会对婚姻教育、风险防范教育给予更多关注。
来源：储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