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晋初年著名的汲冢竹书的出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晋书·武帝纪》记载，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汲冢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晋书·束皙传》又说：“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墓，

《穆天子传》是中国古典文献中一部具有特殊的价值，然而又长期蒙被神秘疑云的一部书。

西晋初年著名的汲冢竹书的出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晋书·武帝纪》记载，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汲冢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晋书·束皙传》又说：“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墓，得竹书数十车。”其中就包括：“《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此外，也有得书时间在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的记载。不过，已经有学者提出，大约发冢得书这件事发生在咸宁五年，后于太康元年地方官员将所发现的竹书献上帝京，由皇家图书档案管理部门收藏，太康二年中央政府即组织人力开始整理。

参与汲冢竹书整理工作的，先后有晋武帝司马炎亲自指派的当时的著名学者荀勖、和峤、卫恒、束皙、挚虞等人。我们现在知道，至少荀勖和束皙都曾经直接从事过《穆天子传》一书的整理。这部书原来的书名已经佚失，现在的书名是整理者所拟定。荀勖等人的整理本定名为《穆天子传》。束皙的整理本则称作《周王游行》或《周王游行记》。

曾经为《穆天子传》作注的郭璞在《山海经图赞·西王母赞》中写道：“天帝之女，蓬发虎颜。穆王执贽，赋诗交欢。韵外之事，难以具言。”陶渊明的《读〈山海经〉》诗中，也有“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的名句。可见《穆天子传》一书当时曾经形成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据《太平广记》卷二二六引《大业拾遗记》说，隋炀帝时代水饰诸戏七十二势中，“穆天子奏钧天乐于玄池”“猎于澡津，获玄貉白狐”以及“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三势，都直接以《穆天子传》的内容作为艺术原型。

穆天子西行故事，是以所谓“八骏”传说为主要情节的。唐代诗人李贺《马诗》二十三首其七写道：“西母酒将阑，东王饭已干。君王若燕去，谁为拽车辕。”又如李商隐的名作《瑶池》诗：“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明人赵㧑谦的《古风》诗也写道：“荒哉周穆王，八骏穷万里。朝发昆仑巅，夕饮瑶池水。”

穆天子西行故事的主要人物，又有善于驾车的神能之士造父。

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率领有关官员和七萃之士，驾乘八骏，由最出色的驭手造父等御车，由伯夭担任向导，从处于河洛之地的宗周出发，经由河宗、阳纡之山、西夏氏、河首、群玉山等地，西行来到西王母的邦国，与西王母互致交好之辞，宴饮唱和，并一同登山刻石，又继续向西北行进，在大旷原围猎，然后千里驰行，返回宗周。其往返行程，大略可达三万五千里，前后经历约两年。许多研究者认为，周穆王西行的极点，按照这部书的记述，大致已经到达中亚吉尔吉斯斯坦的草原地区。有的学者甚至提出，穆天子西行可能已经在欧洲中部的华沙平原地区留下了足迹。也有学者认为，他经行青海、甘肃，访问了今天属于新疆的地区，昆仑丘很可能就是巴颜喀拉山，祁连山出玉，或许因此有了群玉山之称。对于周穆王西行的具体行程，当然还可以继续研究。但是现在看来，把《穆天子传》看作一部中原与西域交往的最早的文字记录的观点，大致是可以成立的。

对于《穆天子传》一书的性质，历来存在不同的认识。有人把它归入“起居注类”，有人则把它列为“别史类”，或者“传记类”。大致一般都把它看作史书。然而清人编纂的《四库全书》却又将其改隶“小说家类”。《四部全书简明目录》评价这部书说：“所记周穆王西行之事为经典所不载，而与《周穆王篇》互相出入，知当时委巷流传，有此杂记。旧史以其编次年月，皆列‘起居注’中，今改隶小说，以从其实。”《四库总目提要》的作者也批评其中内容“多夸言寡实”。不过，许多学者又注意到《穆天子传》中记载的名物制度一般都与古代礼书的内容大致相合，其中记事记言，颇“与后世皇帝之《起居注》及《实录》相当”，因此而认为“此等记录，殆无可疑”。可能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仍然把《穆天子传》归入“史部”之中。长期以来，大多数人并不把它看作小说，而看作一部“其叙简而法，其谣雅而风，其事侈而核”的历史典籍。其实，所谓“所记周穆王西行之事为经典所不载”的说法，是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的。《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与《穆天子传》同出于汲冢的《竹书纪年》也这样写道：“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千里。”“穆王十三年，西征，至于青鸟之所憩。”“穆王十七年，西征，至于昆仑丘，见西王母，乃宴。”《楚辞·天问》也说：“穆王巧梅，夫何为周流？环理天下，夫何索求？”

当然，《穆天子传》的确有“多夸言”的倾向，许多学者认为，把这部书归入“小说”一类固然不符合实际，但是如果把它完全看作记录周穆王实际行程的信史，似乎也并不妥当。经过研究分析，可以知道《穆天子传》的成书年代大致在战国时期。有人“假定其为中山人之西游记录”，有人则“看成魏人之作”，有的学者则认为，“《穆天子传》的著作背景即是赵武灵王的西北略地”。看来，周穆王西行的事迹，战国时期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当时一位佚名的作者根据这一历史传说，结合当时人远行游历的见闻，写出了这部具有特殊文化价值的名著——《穆天子传》。

汲冢竹书经过西晋学者整理，选取其中较为完整的，写定为75篇。然而历经战乱摧残，大都逐渐亡佚，至今完全留存的，只有一部《穆天子传》，足见这部书的文化价值。另有一部《竹书纪年》，尽管幸亏唐代以前多有学人引据，因而虽然原书已经佚失，近人还可以将其他书的引文加以辑录，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只能是这部书的大略情形，而无法认识其原貌。《穆天子传》在汲冢遗书中独得留存的原因，可能与它的内容富有神秘色彩和文学意趣有关。但是我们今天读这部书，当然不能忽略它反映古代交通交往形态和交通交往意识这一重要历史文化现象的意义。

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记述了造父为周穆王驾车西行巡狩，见西王母，乐而忘归，为平定徐偃王之乱又长驱归周、一日千里的故事。

《史记·秦本纪》：

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

《史记·赵世家》：

造父幸于周缪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缪王。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

《史记·秦本纪》还说：“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史记·太史公自序》也写道：“维骥騄耳，乃章造父。”

《汉书·艺文志》不载录《穆天子传》，可能司马迁并没有见到过这部书，他或许是主要凭据秦国史籍资料或民间口头传说认识这段历史的。

司马迁虽然在《秦本纪》和《赵世家》中都说到造父故事，但是在《周本纪》中却没有提到周穆王“西巡狩，见西王母”事。只是记载：“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

《史记·周本纪》中关于周穆王的记载，又以其长寿引人注目。司马迁写道：

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

穆王立五十五年，崩。

也就是说，周穆王年寿达105岁。《太平御览》卷八五引《史记》：“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穆王立五十五年，年一百五岁而崩。”明确有“年一百五岁”文字。同卷引《帝王世纪》也写道：“五十五年，王年百岁，崩于祗宫。”《列子·周穆王》也说：“穆王几神人哉！能穷当身之乐，犹百年乃徂，世以为登假焉。”

又《尚书·吕刑》：“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孔安国传：“言吕侯见命为卿时，穆王以享国百年耄乱荒忽。”《论衡·气寿》也说：“高宗享国百年，周穆王享国百年，并未享国之时，皆出百三四十岁矣。”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说：“《吕刑》所云享国百年者，指书所作之年，而从其生年数之也。”“《论衡·气寿篇》言穆王享国百年，并未享国之时，出一百三四十岁，妄也。”今按：“并未享国之时”，“出百三四十岁”，依《史记·周本纪》所谓“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则当至于150岁。

对于周穆王年寿，《晋书·束皙传》记载，汲冢出“竹书数十车”，其中《纪年》十三篇，关于周史，西晋学者特别注意到：“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二一又说，“传云自武王至穆王享国百年，谓武王在位十七年，成王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十九年，至穆王元年，共享国百年也。”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也持同样的意见。方诗铭、王修龄两位先生则以为：“此据今本《纪年》为说，除昭王十九年外，其余年数未见征引，是否可信，今不敢必。”

看来，对周穆王享国年数及生年数，目前只能存疑。

我们还看到，《史记·秦本纪》“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西巡狩，乐而忘归”句下，裴骃《集解》：

郭璞曰：“《纪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征于昆仑丘，见西王母。’”

《穆天子传》卷三郭璞注：“《纪年》：‘穆王十七年，西征，至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来见，宾于昭宫。’”《艺文类聚》卷七引《纪年》：“周穆王十七年，西征，至昆仑丘，见西王母，王母止之。”《列子·周穆王》释文引《纪年》及《太平御览》卷三八引《纪年》也都说事在周穆王十七年。

然而《艺文类聚》卷九一引《纪年》及《太平御览》卷九二七引《纪年》则又说：“穆王十三年，西征，至于青鸟之所憩。”“至于青鸟之所解。”

那么，按照《史记·周本纪》“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的说法，依“穆王十七年，西征”之说，时已67岁高寿；依“穆王十三年，西征”之说，当时也已是63岁的老人。

关于造父随周穆王西征故事，《穆天子传》卷一有这样的记述：

天子之骏：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

天子之御：造父、三百、耿翛、芍及。

东归情形，《穆天子传》卷四记载：

天子命驾八骏之乘：右服华骝而左绿耳，右骖赤骥而左白义。天子主车，造父为御，为右。

次车之乘：右服渠黄而左逾轮，右骖盗骊而左山子。柏夭主车，参百为御，奔戎为右。

天子乃遂东南翔行，驰驱千里。

造父，始终是列为首位的御者。

《史记·秦本纪》所谓“蜚廉善走”，造父“善御”，其实对于我们认识早期秦史的面貌和秦文化传统的若干特质，有重要的意义。

秦部族长期具有重视交通的传统。

在蜚廉、造父之前，就有秦先祖为帝王御的传说。《史记·秦本纪》：

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

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

后来居于犬丘的非子，则以“好马及畜，善养息之”，为周孝王“主马”于汧水与渭水之间，因“马大蕃息”深受周王朝信用。秦人立国，也与一次重要的武装交通行为有关，这就是《史记·秦本纪》记载的：“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

《吕氏春秋·观表》论“古之善相马者”，毕沅据《七命》注补“若秦之伯乐”，“尤尽其妙矣”等17字，或以为所补盖高诱注文。《淮南子·道应》和《列子·说符》都记述伯乐为秦穆公论求千里之马的事迹。伯乐，应是秦穆公时人。屈原《九章·怀沙》：“伯乐既没，骥焉程兮？”《庄子·马蹄》：“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释文》：“伯乐，姓孙，名阳，善驭马。《石氏星经》云：‘伯乐，天星名，主典天马。’”《晋书·天文志》说：“传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马’，或曰‘伯乐’。”造父以“善御”著名，伯乐以“善相马”“善治马”著名，他们的名字，后来竟然被用以命名天际星座。

《吕氏春秋·观表》说到称为“天下之良工”的10位善相马者，其中有名叫“秦牙”的，又见于《淮南子·齐俗》。“秦牙”，很可能是秦人。

我们读《山海经》时会注意到，畜牧业一些具有某种革命意义的发明，恰恰都发生在秦地。《山海经·西山经》：

石脆之山，……其中有流赭，以涂牛马无病。（郭璞注：“今人亦以朱涂牛角，云以辟恶。‘马’或作‘角’。”）

《山海经图赞》也有“除牛之疠”的诗句。石脆之山在华山以西220里。《西山经》还写道：

天帝之山，……有草焉，其状如葵，其臭如蘼芜，名曰“杜衡”，可以走马。（郭璞注：“带之令人便马。或曰：马得之而健走。”）

天帝之山在石脆之山以西1482里。又如《中次九经》：

高梁之山，……有草焉，状如葵而赤华，荚实白柎，可以走马。

高梁之山在秦岭和巴山之间。据说“与天帝山遥遥相对”，“在这一带也流传着大致相同的驯马习俗”。

石脆之山、天帝之山、高梁之山，都在秦文化圈范围以内。

上述医马、调马、驯马技术，带有巫术性质，然而都发生于秦地，应当看作一种可以反映某种文化共同性的迹象。

《山海经·东次四经》又写道：

东始之山，……有木焉，其状如杨而赤理，其汁如血，不实，其名曰芑，可以服马。（郭璞注：“以汁涂之，则马驯良。”）

虽然东始之山不在秦地，可是郝懿行解释说，这种风俗的发生，源起于对西域所产汗血马的模仿。有的学者从西域汗血马自汉代始传入中原的认识出发，以为：“在时间的前后顺序上，与郝懿行所言刚好相反，这种流俗发生得很早，是中国的一种十分古老的习俗。”其实，现在很难断定先秦时期没有西域汗血马或汗血马的信息传入中土。如果郝懿行的解释能够成立，则这种期求使马能够如同西域汗血马一样疾驰速行的类比巫术的传播，一定也是由西向东，即由秦地向中原流布的。

《汉书·地理志下》论述各地“民性”“系水土之风气”时，首先说到秦人重视畜牧的悠久传统：“秦之先曰柏益”，“为舜朕虞，养育草木鸟兽”。“至周有造父，善驭习马，得华骝、绿耳之乘，幸于穆王。”“后有非子，为周孝王养马汧、渭之间。孝王曰：‘昔伯益知禽兽，子孙不绝。’乃封为附庸，邑之于秦，今陇西秦亭秦谷是也。”

《诗·秦风》中多见体现秦人“有车马之好”（毛亨传）的诗句。《史记·封禅书》中有关秦人礼祀传统的资料，也反映了一种对交通行为的特殊热忱。例如，我们看到汉初制度，“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车一乘，骝驹四”。

秦人以四畤祠上帝，司马迁记述其制度：

春夏用骍，秋冬用骝。畤驹四匹，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黄犊羔各四，圭币各有数，皆生瘗埋，无俎豆之具。

关中祠用车马，与东方不同，甚至不备“俎豆之具”。

汉初仍然继承秦有关制度，“召故秦祝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刘邦宣布：“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汉文帝时，重新调整礼祠制度，有所废除之外，又“欲有增诸神祠”。值得注意的是，已知所增神祠尽在秦地，除了“其河、湫、汉水加玉各二；及诸祠，各增广坛场，圭币俎豆以差加之”外，诸畤仍增用车马和车马具：

雍五畤路车各一乘，驾被具；西畤、畦畤禺车各一乘，禺马四匹，驾被具。

关中礼祀用车马，并不是所谓“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的缘故，而是“因秦故祠”（《汉书·郊祀志下》），表现出对秦地礼祀传统的尊重。而秦人祭祀仪礼中奉献车马和车马模型，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其传统观念中对于交通的重视。

秦都咸阳3号宫殿遗址发现的壁画中，有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表现出行车马仪仗的画面。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地风习，说到“工商致结驷连骑”，“归女有百两之从车”的现象，并且指出，“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认为这种讲究出行车骑队列规模的风习，是受到秦地风俗的影响。

秦岭山地施工难度极高的道路的开通，是秦人交通建设的成就。“栈道千里，通于蜀汉”（《战国策·秦策三》《史记·范雎列传》），对于改变秦国与东方强国的实力对比，有重要的意义。

春秋时期，秦人曾经“造舟于河”（《左传·昭公元年》），即在黄河上架设临时性的浮桥。黄河历史上第一座常设的浮桥，也是秦人修建的，这就是秦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初作河桥”（《史记·秦本纪》）。

秦国车辆制作技术的进步，也有文物资料以为证明。陕西凤翔战国初期秦墓BM103出土的双辕车模型，是世界上最早的标志双辕车出现的实物资料。这种车型的出现，体现了交通工具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秦始皇陵出土铜车马，也代表着当时车辆制造技术的顶峰。

秦人很早就开始发展水运。《左传·僖公十三年》记载了秦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的“泛舟之役”。秦国能够“水通粮”，曾经成为列国以为国力强盛而“不可与战”的重要因素之一（《战国策·赵策一》）。

秦人在运输组织和交通管理方面，也有比较成熟的制度。

秦国交通建设方面的优势，也是能够顺应历史大势，连年东进，在秦始皇一代终于翦灭六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基本因素之一。通过有关历史现象，我们也可以看到秦人先祖“造父”时代即形成的文化基质，怎样长久地表现出深刻的影响。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史记·封禅书》也记叙同一故事：

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山，颂秦功业。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秸，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从阴道下，禅于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

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

秦始皇封泰山，“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显然也使用车马或车马模型以为献祭，由于“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我们今天只能推知其大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封禅泰山时关于交通方式的争议，使得他深以为齐鲁儒学礼仪之“乖异，难施用”，于是竟“由此绌儒生”。秦始皇后来是排除众议，径自采用自以为合宜的交通方式上下泰山的，“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从阴道下”。由于途中意外“遇暴风雨”，受到排斥的诸儒生也借此发抒不满，“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

秦始皇登泰山的故事，显示出秦文化与齐鲁文化在交通意识方面的某些微妙差异。

另一可以通过交通行为表现秦始皇性格特征及秦文化有关风格的事件，即秦始皇同一年出巡途中怒而伐湘山树事：

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江南道一》“丹徒县”条下记载：“初，秦以其地有王气，始皇遣赭衣徒三千人凿破长陇，故名‘丹徒’。” 应当也可以看作大致相类的史例。

本文经 山西人民出版社 溯源 授权，文摘自 王子今 著 《史记的文化发掘: 中国早期史学的人类学探索》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