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年前没有钟南山，东北那场死了6万人的肺鼠疫是怎么结束的？

摘要：我们常爱拿历史吓唬自己，说古时候的大疫一来，城池就像纸壳子一样簌簌往下塌。东罗马的那回，帝国从此喘不上气；中世纪那场“黑死病”，整片大陆的人气都被抽走了。可这些故事终究离我们远。直到那一年，哈尔滨街口一挂一挂的白布，才让人明白“疫病”两个字可以变得多么具体、刺

火与口罩：伍连德的四个月

在人类历史上，曾历经过无数次瘟疫。

可轮到我们自己时，谁能在昏天黑地里站出来？谁敢在漫天风雪里和看不见的敌人掰手腕？

1910年的冬天，东北的冷风像刀子，死讯沿着铁轨跑得比火车还快。

我们常爱拿历史吓唬自己，说古时候的大疫一来，城池就像纸壳子一样簌簌往下塌。东罗马的那回，帝国从此喘不上气；中世纪那场“黑死病”，整片大陆的人气都被抽走了。可这些故事终究离我们远。直到那一年，哈尔滨街口一挂一挂的白布，才让人明白“疫病”两个字可以变得多么具体、刺眼。

这波祸事其实不是从哈尔滨起头。春夏之交，沙俄境内的斯列坚克斯就有人倒下。那边对华工向来冷横，见有咳血发热的，一车一车往边境赶，撵出国门就算完事。到了长春，日军不让进；有些人又绕道，朝满洲里挤回来。人是回来了，身上带着的东西，谁也看不见。

10月25日，满洲里先躺下两具陌生的尸体。没多久，沿着中东铁路，病就像被风带着走，一站一站，往傅家甸、往哈尔滨扑过来。很多人晚上还在喝热汤，凌晨就被抬出门了，身上颜色发暗，像被什么东西在里面烤焦。总督锡良看形势，心里发怵：要是年关一到人们撒开腿往家赶，瘟疫跟着一起串门，关内怕是要顶不住。

更麻烦的是，人家的使臣盯着呢。各国都在催，尤其北边那位，张口就要“插手协助”，说白了就是想把东北的权柄借机握过去。这边要守住面子和地盘，那边又得压下去这场天灾。可拿什么压？当时的传统疗法多靠针灸放血，医生冲到病榻前，常常自己先倒下。西式的细菌学在国内又没几个人拿得动，连最早赶来的法国医生摩赛尼也在哈尔滨染病去世，像给这场仗的开头按了个黑色的印记。

清廷把担子交到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手里。他先看中了海军的总医官谢天宝，名头响，背景好，开口先要一笔不小的安家费——拖延不起。施肇基转念，想到一个年轻的华裔医生：伍连德。马来西亚出生，剑桥念完，二十来岁就把几个学位收入囊中，后来受袁世凯之邀到了天津办学。履历漂亮不代表能打硬仗，但这是眼下能找到的最合适的人。

12月20日，他三十一岁，带着助手林家瑞，抱一台英制显微镜，几盒自己配的器具，从天津出发往北走。那时的哈尔滨像一座罩着白霜的静音城，每天新病号一把一把，死人也一把一把。到了24日，他去见地方大员章绍洙。人家让他在门口站了半天才出来，态度不冷不热。说到底，朝廷没给他一纸清亮的“尚方宝剑”，很多人只把他当个医生，等着他开药方，不愿把权力递过去。

没时间吵嘴。他心里很清楚：想要把这场瘟疫按住，得先搞明白对手是谁、从哪儿窜、怎么动。西方医学这套在显微镜下找答案的法子，照理说该上场了，可中国人的老观念拦着——死人要入土为安，动刀子是大不敬。偏巧一位日本女店主突然在店里咯血倒地。伍连德做了个冒险的决定：先征得家属点头，把遗体悄悄解剖，取出体液、组织，培养、染色，再放到显微镜下看。

他看见了那根小小的、像回形的小杆菌。答案亮了：确实是鼠疫。只是，这回的“鼠”怕并不在老鼠身上。按旧有的理解，瘟疫靠跳蚤叮了老鼠又叮人往外扩散。可哈尔滨正是滴水成冰的季节，跳蚤活不成，很多家庭又成片倒下，明显不像是被鼠子一点点传的。奉天那边的北里柴三带人解剖了成千上万只老鼠，也没在它们身上找到那支细菌。伍连德把线索一根根串起来，提出了一个让人皱眉头的判断：这是经呼吸道传播的肺鼠疫，飞沫在冷空气里像针子一样乱飞，人传人。

这话一下子戳疼了很多人的旧理论。更要命的是，争权的人上门了。法国法医梅斯尼来了，自信满满，资历老、名声大，还曾在河北压过一次鼠疫，觉得年轻的伍连德不懂事。当晚两人在屋里吵得面红耳赤，差点打起来。梅斯尼拂袖而去，随后英方的吉陛到了，又是一套截然不同的方案。总督锡良看着吉陛顺眼，给伍连德发电报，说他“太嫩”。好在施肇基不松手，又派人过去撑腰，局面才没散。

结果谁也没料到，真正把争论按下去的，是一条人命。1月11日，梅斯尼在病房里不戴任何遮挡，靠得太近，几天后倒在自己床上，成了这场战役中第一位殉职的外籍医生。消息传开，哈尔滨城里人人变色。伍连德手里那几层布、一团棉的简易口罩，忽然成了命。外两层纱，中间塞湿棉，简单、耐做，能挡住大部分飞沫。他立刻建议大规模制作，价格压到老百姓掏得起。街上的人慢慢开始遮住自己的口鼻，气息在布里化了雾，眼睛露在外面，彼此问好都不敢靠近。

可单靠口罩不够。传染的链条必须一段段剪断。他连发数电：铁路得停，关口要设，别让这东西沿着铁轨跑进关内。山海关设起卡口，旅客下车先住五天观察；过不了多久，京津线短暂停摆，关内关外收紧人员流动。他还首创了一个听着拗口、做起来很明白的做法——“有嫌疑的先隔起来”。沙俄那边借给中国一百二十节车厢，临时成了隔离房。谁家里有人发热咳嗽，先进去住，统一供饭、统一消毒，别满街走动。各城陆续搭起隔离所，不仅收治病人，也把密切接触的人放在一起观察。

傅家甸则被画成好几块，一片一片管起来。每块区域的百姓戴不同颜色的臂章，没有通行卡就不许跨界。每区配足医生、看护、巡警和专门抬运、消杀的队伍。有人一咳嗽，街口的队伍就过来敲门，问症状、测体温，马上安排去医院或隔离所。这个办法简单粗暴，却好用，其他城市也纷纷学。

按理说，刀刀见肉的措施落地了，死亡该往下掉。可哈尔滨的数字却还顶着不下去。伍连德带人一条街一条街排查，最后指着一堆堆被麻布盖住的硬邦邦的躯体说：问题在这儿。冻土刨不开，埋不下去，尸体成堆地放着。看不见的东西就在这堆里等机会。只要哪只流浪猫狗或老鼠咬一口，又会带着细菌到处逛。

怎么办？他把这个最不讨喜的主意说了出来：烧。火葬。这句话对当时的很多人来说，比寒风还冷。老百姓觉得这是大不孝，官家也不敢拍板。他把状子递到上面，高层一开始气得拍桌子，哪里有这种先例？施肇基站出来，劝——说白了，这一步不迈出去，疫情不会停。几番斡旋，批示终于下来了。一堆堆木材垒起，火苗在雪地里蹿成一面红墙，黑烟往天上卷。有人在一边抹眼泪，有人在替亲人烧纸钱，还有人默默站着不动。火灭了，地面清空了，哈尔滨的数字开始明显往下滑。

在新的规则生效后的头一个月，日报上的死亡人数，从每天两百上下，一天一天往下抹。差不多过了三十天，某一天终于记了个“零”。这场始于1910年末的危局，到第二年三月基本收束。四个月，六万多条命没能撑过去，但瘟疫被按住了。人们把那只口罩记住了，也记住了那个总在路上奔的人。

故事到这儿并没完。等到哈市火光熄灭，他又投入到另一种“修路”里——修制度、修医院、修队伍。他帮着建防疫站、组医院、搭研究所，去办学会、去推动医学院，甚至参与协和的筹办。粗粗一数，这些年他参与、主持过的机构不止二十个。把散落各处的零件装成一套能动的机器，这是比救火更难的事。1935年，他的名字出现在诺贝尔奖提名里，是第一位被写进那个名单的华人。再过许多年，他在马来西亚离开人世，八十二岁。自己的书里，他写那片他奉献了半生的土地，语气柔软，像对一位老友说话。

回过头看他当年的办法，很多细节让人起鸡皮疙瘩：切断交通、戴口罩、划区管理、隔离观察、酒精和石炭酸的味道铺满街巷。隔着一百多年，我们在另一次大疫里重复类似的动作。这不是“历史循环”的玄学，是人类在一次次挨打之后，终于学会的那几手笨却有效的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