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藩镇割据”局面是如何形成的？

摘要：所谓“节度使”，原本是唐代开始设立的地方军政长官。最初的节度使是军事统帅，主要负责掌管军事、防御外敌。唐玄宗在开元年间（713—741年），围绕大唐国土的边疆设立了九个节度使，一个经略使，他们所管辖的区域逐渐成为固定的军区，后来称“藩镇”。由于战争的需要，节度

唐朝的“藩镇割据”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它对唐朝的中央集权造成了怎样的挑战？

“杯酒释兵权”的真伪
傅小凡

古人为什么要虚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呢？这还得从节度使这种特殊的制度说起。

所谓“节度使”，原本是唐代开始设立的地方军政长官。最初的节度使是军事统帅，主要负责掌管军事、防御外敌。唐玄宗在开元年间（713—741年），围绕大唐国土的边疆设立了九个节度使，一个经略使，他们所管辖的区域逐渐成为固定的军区，后来称“藩镇”。由于战争的需要，节度使将军事、民事和财政等大权揽于一身，而后又经常出现一个节度使统领二至三个藩镇的现象。这样的节度使在抵御外敌入侵方面的确非常有效，但同时造成了节度使的权力太大，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的局面，也就是常说的“藩镇割据”，终于酿成了天宝年间（742—756年）的“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后，唐朝廷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试图加强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可是，藩镇割据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变。因为，唐朝廷没有看懂藩镇割据是制度出了问题，还以为是个人品质问题，只要将割据者消灭就行了。从安史之乱到唐朝灭亡之间的150多年里，唐王朝一直在出兵平藩，可是藩镇却越打越多。原因就在于，朝廷是用藩镇打藩镇，用节度使打节度使。安史之乱前，藩镇只存在于边境，总数只有九个；而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朝廷在内地设立了大量节度使用于作战，结果新节度使更加桀骜不驯，朝廷只好再设立更多的节度使去应对，结果就是藩镇越打越多，到了唐末，藩镇数量达到五十多个。最后，黄巢起义进一步削弱中央政府的力量，朝廷彻底失去对地方节度使的控制，大唐王朝终于走向灭亡，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五代十国的节度使权势达到了极致，皇帝的拥立与罢黜完全取决于节度使的意志。比如，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五位开国君主，都曾经是节度使。赵匡胤自己也曾经担任过归德军节度使，正因他手中掌握着兵权，才能导演一出“陈桥驿兵变”的闹剧，登上皇帝的宝座。因此，他深知节度使的权力之大对他创立的大宋王朝存在的威胁。

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节度使颠覆朝廷的事情发生，以保障大宋王朝长治久安呢？这是以兵变夺取政权之后的赵匡胤必须解决的问题。思考良久，赵匡胤终于有了办法，但绝对不是“杯酒释兵权”。为什么呢？因为，在宋朝建立之初的大环境下，仅靠一次酒宴怎么可能彻底解决武将对皇帝权力的威胁问题？

其实，早在所谓“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发生之前的建隆二年（961年）闰三月，赵匡胤就开始了“释兵权”的行动。

首先，解决皇帝身边的威胁。赵匡胤解除了殿前都点检慕容钊的兵权，调他到山南西道任节度使；同时免除了禁军最高将领韩令崑的职务，让他担任成德节度使。同年七月以后，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都被免去禁军的职务，到地方担任节度使。显然，释兵权之事肯定有，却并非以“杯酒释兵权”的形式。再说了，建隆二年六月初二，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去世，赵匡胤正处在服丧期间，怎么可能在七月份召集手下举行酒会呢？显然，释兵权确有其事，但“杯酒释兵权”纯属虚构。

解除这些将领的禁军管理权力只是第一步。这些人虽然到地方担任节度使，但手中的军权还在，对朝廷的威胁并没有彻底消除。为了避免五代时期的历史重演，赵匡胤在制度建设方面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严格限制节度使的行政权力，剥夺节度使在地方的治安权和司法权，不许横向干预州县的行政事务；同时，将节度使的权力严格限制在本州境内。第二，收回节度使的财政权。比如，乾德二年（964年），赵匡胤下旨，命令各州每年的财政收入，除了日常花销之外全部上缴中央财政，不得私自留用。第三，削弱节度使的军事实力。具体做法是，从地方部队中挑选精英送到京城补充禁军。地方部队经过挑选之后，剩下的士兵被称为“厢军”，主要用于维护地方治安，这些“挑剩下的人”自然不能与中央禁军相抗衡。从此，节度使变成了礼遇很高的州级行政长官，与刺史、知州在职权上没有本质的区别，不再是独霸一方的藩镇，对皇权的威胁不复存在了。

既然解除兵权不能靠酒宴，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虚构这个故事呢？这就要从“杯酒释兵权”故事产生与演化的历史背景说起。宋真宗以前的国史、实录、会要、起居注等官方资料，都没有“杯酒释兵权”的记载。从宋真宗登基开始，“杯酒释兵权”的故事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到详的过程。到了南宋时期最终形成有声有色的“杯酒释兵权”故事，并俨然成为“历史事实”。

简单来说，这个故事出现于宋真宗和宋仁宗时代，形成于宋神宗与宋哲宗年间，最后定论于南宋时期。其原因必须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众所周知，赵匡胤“释兵权”的目的是集中军事权力，防止军人实力派颠覆他的政权。为达到这个目的，赵匡胤调整了军事机构，改组了禁军，实行“强干弱枝”的政策。其结果是，统兵将帅虽有握兵之重却没有征发调遣之权，枢密使虽有发号施令之权却没有统率指挥之职。禁军出外作战，临时指派将帅，彼此相互钳制，这势必严重影响部队的作战能力。在与辽、西夏和金的战争中，宋王朝之所以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与赵匡胤采取“强干弱枝”的政策密切相关。
每当宋军遭受失败，一些有见识的大臣就会对赵匡胤的这项军事制度产生不满。随着宋王朝由盛转衰，由强转弱，由统一的北宋沦为偏安江左的南宋，这样的不满情绪便日益增加，人们也就不断强调“释兵权”这件事，从而导致“杯酒释兵权”故事记载越来越详细，越来越具体。总之，虚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就是为了表达人们对赵匡胤“强干弱枝”制度的不满，因为这一制度最终导致宋朝战场屡败，丧权辱国的结局。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对“杯酒释兵权”过程的生动描述，正是“春秋笔法”，他想表达的意思是：太祖赵匡胤几杯酒解除的不仅仅是几位禁军将领的兵权，还是大宋王朝抵御外敌的军事实力和国防力量。
大宋王朝的军事力量并不弱，是赵匡胤开国之初建立的管理体制本身存在问题，这种管理体制在限制将军的权力，完善国家制度的同时，弱化了军队的战斗力。如果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这就是一种历史进步；可是，从北宋建立到灭亡，北方的邻居都是以游牧或狩猎为生的野蛮民族，他们建立的国家还处在奴隶社会早期，这就衬托出大宋王朝更文明的国家制度的缺陷——明显缺乏战争能力。显然，挨打的未必落后，好比秀才遇到了兵。

——摘自浙江大学出版社《辉煌与悲情》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