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聚焦抖音女性用户，参考物化、感知—情感—行为意愿范式理论，通过对抖音女性用户的大规模问卷调查（N=8340），探讨不同的抖音使用与女性积极和消极情绪、自我物化和改变外貌意愿之间的关系。女性用户主动抖音使用正向预测积极情绪、自我物化与改变外貌意愿；被动抖音

作者简介

潘文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周 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唐 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摘要

本研究聚焦抖音女性用户，参考物化、感知—情感—行为意愿范式理论，通过对抖音女性用户的大规模问卷调查（N=8340），探讨不同的抖音使用与女性积极和消极情绪、自我物化和改变外貌意愿之间的关系。女性用户主动抖音使用正向预测积极情绪、自我物化与改变外貌意愿；被动抖音使用负向预测积极情绪，正向预测消极情绪、自我物化和改变外貌意愿。两种抖音使用方式，虽然带来不同的情绪体验，但本质上加剧了女性的自我物化和对外表的不满；塑形、减肥、改变外貌的种种方式，看似提供了自由选择，本质上还是对社会标准的屈从。

关键词

抖音；主动使用；被动使用；身体意象；自我物化

一、引言

在当今社会，外貌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如在求职、婚配等活动中（Desrumaux，De Bosscher & Léoni，2009）。身体已经成为许多现代人的一项规划，无论是作为个人资源（“身体资本”），还是作为社会符号，身体规划都发出有关身份以及认同的信息（克里斯·希林，2021：23）。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漂亮就是资本”，从而选择进行美容、美体、减肥、健身以及整容手术以贴近社会的“理想美”标准（Wen，2009）。近几十年来，全世界整容手术普及率迅速上升（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Aesthetic Plastic Surgery，2021），中国整容市场的扩张速度甚至达到了全球平均水平的6倍（Plastic Surgery Practice，2017）。此外，健身与减肥行业也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人积极参与健身和体重管理活动，以追求充满活力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美的体型（杨秋月，2022）。自2000年以来，中国健身行业市场规模不断增长，健身房的会员，尤其是女性会员在逐渐增加。截至2021年8月，中国健身房的女性会员超过六成（艾媒咨询，2021）。

既有身体意象的研究，初步区分了一般性社交媒体使用和外貌相关的社交媒体使用对于女性改变外貌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貌相关的社交媒体使用（例如浏览自拍、美颜相机使用等）对身体满意度的影响更大（Holland & Tiggemann，2016）。然而，这种区分方法简化了用户参与活动的内容、方式的复杂性，忽略了社交媒体的一大重要特征——社交属性，即社交媒体不仅可以让用户被动地接触到与身体意象相关的内容，也为用户主动参与提供各种功能与可供性（Pan et al.，2023），例如编辑和发布各类内容、积极参与公开或者私密的讨论等。

既有研究在深入阐释社交媒体使用对身体意象影响时，常涉及自我物化这一理论。自我物化（self-objectification）是指个体将观察者的视角内化，更多地将自己的身体当作一个基于外貌被观看和评价的客体的现象（Fredrickson & Roberts，1997）。女性在浏览和点赞“理想化”外貌的帖子时，更容易将自己的外貌作为外界评判和审美标准的对象，进而增加对自己外貌的不满（Cohen，Newton-John & Slater，2017）。但现有研究未能考察究竟何种因素会影响女性的自我物化水平，尤其不同的社交媒体使用方式对物化程度的影响。

情绪也是社交媒体使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情绪可以作为中介，进而对社交媒体用户态度与行为发生作用（Barsade & Gibson，2007）。现有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使用与消极情绪正相关（童媛添等，2017；张永欣等，2016）；但也有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使用行为与消极情绪不相关，却能使参与者的积极情绪得到较高的唤醒且呈现增加的趋势（黄璐等，2016）。学界在社交媒体使用对用户的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作用上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出现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是对社交媒体使用的不同概念化和操作化方式。

尽管各类社交媒体（例如微信、微博、小红书、抖音等）在中国越来越普及，现有研究仍然主要关注Instagram和Facebook这两个国外社交媒体平台，研究者需要开展更多针对中国本土情况的深入研究。在中国，抖音是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之一，月活跃用户达到7.15亿，用户月均使用时间长达41.4小时（QuestMobile，2023），且具有高度视觉化的特点。

综上所述，本研究选择抖音女性用户为研究对象，参考社交媒体使用的主动—被动（也有译作“积极—消极”）二分法，将抖音使用区分为主动（或积极）使用与被动（或消极）使用（Verduyn et al.，2015），考察女性用户情绪和自我物化的程度在抖音的主动使用与被动使用对女性改变外貌意愿可能存在的共同中介作用。在理论层面，对于社交媒体使用进行细分，以及探究不同社交媒体使用方式影响改变外貌的机制，可以帮助研究者进一步理解社交媒体使用效果以及推进情绪和自我物化相关的理论建构；在实践层面，本研究的结论一方面可以帮助女性了解和克服外貌焦虑，另一方面能够为社交媒体、互联网平台和大众媒体的监管提供决策依据。

二、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一）社交媒体使用与情绪

基于使用属性，社交媒体使用主要分为主动使用（active use，也译作“积极使用”）和被动使用（passive use，也译作“消极使用”）两种，前者是指“发帖”“评论”等使用者间促进彼此交流或互动的信息生成与交换行为；后者则指“浏览”“潜水”等使用者间缺少直接交流或互动的信息浏览行为（Frison & Eggermont，2017）。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主动使用和被动使用的说法，以避免积极使用和消极使用这一说法所隐含的情感倾向性。

主动性社交媒体使用的特点包括高度参与、积极互动和强烈的社交需求。其特性有助于促进个体在社交媒体上与他人的互动交流，在降低个体疏离感的同时，增强个体与他人或社会的联结感（陈光辉等，2018），同时个体也能通过增加线上的支持性互动来提升积极情绪（Oh，Ozkaya & LaRose，2014）。实证研究表明，主动性社交媒体使用可以提升主观幸福感（Liu & Yu，2013），提高个体生活满意度（肖小芳、郑希付，2022），降低焦虑与沮丧的消极情绪（Escobar-Viera et al.，2018），且频繁的动态更新行为有助于降低个体孤独感（Deters & Mehl，2013）。

主动性的社交媒体使用会促进个人直接和他人进行社交互动，而主动的社交互动可以帮助个体获得社交方面的收益，比如关系的增进和社会资本的累积。主动的抖音使用，就包括主动发布内容以及在抖音上和他人互动，主动使用越多，获得感越高，主动的抖音使用会正向预测个人积极的情绪，负向预测消极的情绪。据此，本研究作出以下假设：

H1：女性主动抖音使用频率正向预测（a）积极情绪，负向预测（b）消极情绪。

被动性社交媒体使用的特点包括低度参与、缺乏互动和弱社交需求，只是单向地浏览其他用户发布的内容。社交媒体用户倾向于以过度夸张的方式展示理想化自我（Mehdizadeh，2010），在分享生活时更频繁地展现个人积极而非消极的一面（Kross et al.，2013）。而不断接触到关于他人的积极信息，会让个体觉得他人有着更好的生活，过得更加幸福（Chou & Edge，2012），容易引起自身的妒忌等消极情绪（Salovey & Rodin，1984）。过往研究发现，社交媒体被动性使用与消极情绪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如焦虑（Shaw et al.，2015）、沮丧（Frison & Eggermont，2017）、孤独感（张霞、林嘉仪、张积家，2020）。此外，社交媒体被动性使用会降低自我效能与主观幸福感（Kross et al.，2013；Verduyn et al.，2015）。

被动性的社交媒体使用与情绪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社会比较理论来解释。社会比较理论认为，社会化的个体会通过和他人比较来评价自己的能力（Festinger，1954）。在抖音上被动地浏览他人发布的理想化的自我呈现的内容，会让个体进行更多的向上社会比较，即将自我和更有优势地位的他人进行比较，从而产生更多消极和负面的情绪，以及更少的积极情绪。据此，本研究作出以下假设：

H2：女性被动抖音使用频率负向预测（a）积极情绪，正向预测（b）消极情绪。

（二）女性自我物化与改变外貌意愿

物化理论（也译作“客体化理论”），最早用来描述性物化（或性客体化）这一现象，即大众媒体对于女性身体的刻画，会导致受众将女性价值等同于她们在性方面的吸引力（Fredrickson & Roberts，1997）。长期接触大众媒体上关于女性理想化身体的内容，会导致女性更多地从观察者的角度看待自己，将自我的身体视为被他人凝视的对象，这一现象也被称为自我物化（也译作“自我客体化”）。传统媒体，例如电视、电影、广告、杂志等都包含大量理想化身体形象的内容，接触传统媒体上的理想身体内容会导致女性更高程度的自我物化以及对自我外貌的不满意（Fardouly et al.，2015）。

社交媒体给用户提供了自我呈现的场域，用户可以发布精心挑选的展现个人外貌的图片和视频，进行理想化的自我呈现。国外针对Facebook和Instagram的研究表明，无论是笼统的社交媒体使用，还是图片相关的社交媒体使用（例如自拍、修图），都会带来更高的物化水平，以及对自我外貌的不满意。社交媒体的女性用户发布和身体形象相关的内容，会导致她们更多地将真实的自我和美化的自我进行比较，而这种比较隐含的就是将自己的身体当作物体观看的视角，更多地注意到外貌和身体的细节，从而导致更高程度的物化，以及对自我的不满。作为抖音的女性用户，主动发布短视频、与他人互动、参与讨论，都可以被视为主动的表达自我，无论是表达观点，还是进行自我呈现。一方面，抖音上的点赞、转发和评论功能，都能为主动参与行为提供即时反馈；另一方面，女性也会成为自我呈现的受众，甚至采用他人的视角来审视或监控自我。女性主动使用抖音的频率，会正向预测自我物化的水平，以及改变外貌的意愿。据此，本研究作出以下假设：

H3：女性主动抖音使用频率正向预测（a）自我物化水平和（b）改变外貌意愿。

和主动使用相比，被动使用更多的是指用户浏览社交媒体上他人发布的内容，而不进行任何主动形式的互动行为。被动浏览社交媒体上他人理想化自我呈现的内容，会导致个人更多地进行社会比较。和传统媒体相比，抖音上发布的内容更接近日常生活；相较明星，抖音网红也更具有亲和力，更加接近生活中能接触到的他人。对于被动使用抖音的女性来说，浏览抖音上他人发布的内容，可能引发更高程度的社会比较，从而带来更高的自我物化水平，以及对自己的外貌不满意，继而有更强的改变外貌的意愿。据此，本研究作出以下假设：

H4：女性被动抖音使用频率正向预测（a）自我物化水平和（b）改变外貌意愿。

（三）情绪与自我物化的中介作用

“感知—情感—行为意愿”范式（cognition affect conation pattern，CAC）是认知心理学领域重要的研究方式，其中情感的唤醒是行为发生的关键要素。“认知—评价理论”也指出，情绪是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在情绪活动中，人不仅接受环境中的刺激事件对自己的影响，同时要调节自己对于刺激的行为反应（刘鲁川、李旭、张冰倩，2017）。

积极情绪是一种愉悦的主观体验，包括诸如快乐、喜悦、兴奋、满足和热情等各种令人愉快的感受（Watson，Clark & Tellegen，1988）。积极情绪能够扩展个体的知识和行动的资源，加宽认知维度，帮助提升适应性和抵抗力，这也能促使人们更愿意参与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分享与互动（Fredrickson，2001）。按照社交媒体的反馈属性，分享内容并且获得他人以点赞和留言形式的评价对于用户而言类似社会奖赏（Rosenthal-von der Pütten et al.，2019），构成用户主动性社交媒体使用的动机之一。收到他人的积极反馈（如点赞、评论）有利于用户积极情绪的增加，如开心、激动、热情等，并且这些情绪变化影响后续的社交媒体行为，包括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增加、参与互动的次数增多等（Marengo et al.，2021；Stsiampkouskaya et al.，2021）。这与情绪调节模型（Gross，1998）和情感复杂模型（Posner，Russell & Peterson，2005）的发现相一致，即如果用户在发布照片后收到赞，他们会体验到愉快和活跃这类积极情绪，这会使他们期待更多的正面反馈。类似的反馈期望会加强用户对自己身体的监测行为（body surveillance），也就是对自己身体的持续凝视，时刻担心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样子，更加强调通过外在形象来获取更多的认可。而更高的女性自我物化程度又会增加身体羞耻和身体不满（Calogero，Herbozo & Thompson，2009），从而引发更强的改变外貌的意愿。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5：女性积极情绪与自我物化水平，会连续中介主动抖音使用与改变外貌意愿之间的联系。

消极情绪被定义为一种心情低落以及陷于不愉悦境况的主观体验，包括诸如焦虑、悲伤及愤怒等各种令人生厌的情绪感受（Watson，Clark & Tellegen，1988）。依据Bandura（1982）的自我效能理论（self-efficacy），消极情绪会削弱个体的自我效能信念，引导个体关注自我负面信息并产生自我怀疑。与主动性社交媒体使用相比，被动性社交媒体使用更多的是指单向的信息浏览行为，他人信息是引发社会比较的重要刺激（Mussweiler，Rüter & Epstude，2006）。社交媒体的可供性使用户能够更策略地运用技术和语言符号来控制自我呈现，呈现出理想、积极化的自我，进而更容易诱发社会比较，尤其是与优于自己的他人进行上行社会比较（李静，2022），使其更容易感受到与他人所呈现形象的差距。这种差异的存在表示个体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状态，这种心理情境会导致消极情绪如抑郁、失望、挫折感、羞耻等。类似的消极情绪会降低个体的自我效能，使其对自己产生怀疑，认为他人符合社会标准而自己不符合，从而导致个体注意力偏向自身的不完美之处。研究表明，被动性社交媒体使用所带来的消极情绪可能导致个体陷入消极的自我评价中（Vogel et al.，2014）。长期处于这种社会比较和消极自我评价的循环中，个体会陷入持久的自我贬低状态，更加关注自己认为不满意或不符合社会标准的外貌特征，内化社交媒体上推崇的“理想美”标准为自己的期望与标准，并无意识地作出迎合，进而有更强的意愿来改变自己的外貌（Calogero，Pina & Sutton，2014）。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6：女性消极情绪与自我物化水平，会连续中介被动抖音使用与改变外貌意愿之间的联系。

三、研究方法

（一）变量测量

1.主动与被动抖音使用频率

为了测量女性受访者抖音的主动与被动使用频率，本研究借鉴了以往研究（Frison & Eggermont，2016）中使用的五级量表，共含9个项目，其中6个项目用于测量主动抖音使用频率。受访者根据其抖音使用行为评定题目所描述行为的发生频率，采用李克特5点评分，其中1代表“从不”，5代表“总是”。主动抖音使用的测量信度可接受（α=0.73）；被动抖音使用测量信度偏低（α=0.68），但0.60到0.70之间的信度对于探索性研究是可以接受的，并且信度测量会受语言、样本特征以及题目数量的影响，我们在论文局限性部分对此进行了探讨。

2.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

为了测量受访者使用抖音时的情绪，本研究参考了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量表（Watson，Clark & Tellegen，1998）测量参与者在观看抖音短视频时感受到的情绪，共含13个项目李克特5点评分，其中8个项目用于测量积极情绪（α=0.91），5个项目用于测量消极情绪（α=0.88）。

3.自我物化水平

为了衡量受访者的自我物化水平，本研究借鉴了自我物化信念和行为量表（Lindner & Tantleff-Dunn，2017），采用了6个李克特5点的题项，评估个体对自己身体的态度和情感（α=0.79）。

4.改变外貌意愿

为了衡量受访者的改变外貌意愿，本研究参考了整形外科手术接受度量表（Henderson-King & Henderson-King，2005），使用了4个李克特5点的题目，询问受访者进行塑形、瘦身、提升外貌的意愿。本研究所用到的所有测量题目可见表1。

5.控制变量

过往有关身体意象的研究发现，受访者的身体质量指数（BMI）与改变外貌意愿直接相关（Henderson-King & Brooks，2009）。此外，身体外貌对人们的重要性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降低（Halliwell & Dittmar，2003）。因此，本研究在分析数据时，控制了受访者的BMI和年龄。

（二）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与抖音合作的方式，针对现实生活中的抖音女性用户进行在线调查，使用非概率抽样中的志愿样本收集方式，由抖音负责向符合以下标准的目标用户推送研究人员设计的调查问卷：（1）注册时间至少14天；（2）年龄在18—60岁之间的女性用户；（3）曾点击过抖音的推送通知；（4）最近90天内的活跃时间大于60天。收到推送的用户，自愿选择无偿参加本研究。

四、研究结果

（一）样本特征

8340位女性受访者的年龄范围均在18岁至6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0.36岁（SD=7.69），平均身高为161.66厘米（SD=6.60），平均体重为55.51千克（SD=9.681）。受访者家庭所在地、受教育水平、婚恋状况及工作状态的描述统计量见表2所示。

（二）主要研究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本研究所涉及的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可见表3。

（三）回归分析

线性回归检验结果显示，作为控制变量的参与者年龄（M=30.36，SD=7.69）对女性改变外貌意愿（M=3.06，SD=1.17）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0.01，t(7139)=-6.16，pM=21.22，SD=3.20）对女性改变外貌意愿（M=3.06，SD=1.17）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06，t(7377)=15.37，p

控制女性的年龄与BMI后，主动抖音使用频率（M=2.93，SD=0.75）对积极情绪（M=2.93，SD=0.88）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389，t(7326)=28.384，pM=2.22，SD=0.89）的负向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12，t(7150)=0.855，p=0.40，故H1（b）不成立。

控制女性的年龄与BMI后，被动抖音使用频率（M=2.45，SD=0.92）对积极情绪（M=2.93，SD=0.88）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0.055，t(7326)=-4.836，pM=2.45，SD=0.92）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101，t(7150)= 8.957，p

控制女性的年龄与BMI后，主动抖音使用频率对自我物化水平（M=3.28，SD=0.81）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085，t(7135)=6.305，pM=3.06，SD=1.17）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206，t(7011)=10.854，p

控制女性的年龄与BMI后，被动抖音使用频率对自我物化水平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022，t(7135)=2.096，p=0.036，故H4（a）成立。被动抖音使用频率对改变外貌意愿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030，t(7011)=1.968，p=0.049，故H4（b）成立。

（四）不同抖音使用方式与女性改变外貌意愿的关系：连续中介效应检验

为考察抖音使用方式影响女性改变外貌意愿的作用机制，本研究采用在SPSS 26.0中由Hayes（2017）编制的PROCESS插件，使用Model 6的模型框架检测连续中介效应。

研究采用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000次分别计算95%的置信区间，结果如表4所示，由积极情绪和自我物化水平共同中介效应的间接效应3置信区间不包含0，故积极情绪和自我物化水平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因此，主动抖音使用频率可以通过积极情绪进而影响自我物化水平最终显著正向预测改变外貌意愿，H5得到验证。

对于H6，同样采用Model 6进行连续中介效应检验。由消极情绪和自我物化水平共同中介效应的间接效应3置信区间不包含0，故消极情绪和自我物化水平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因此，被动抖音使用频率可以通过消极情绪进而影响自我物化水平最终显著正向预测改变外貌意愿。H6得到验证。

五、讨论

（一）研究结果讨论

由于社交媒体使用的普及和多样化，关注社交媒体使用对用户生理和心理影响的研究一直是新媒体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也是健康传播学者关注的重点领域（Chou et al.，2009）。在各类议题中，社交媒体使用对用户自我身体认知和身体满意度的影响也成了很多学者的研究重点。作为贡献之一，本研究不再仅仅关注笼统的社交媒体使用时长或使用频率，而是分别聚焦于主动与被动两种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并在此基础之上引入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从而建立“情感—行为意愿”的中介路径，将具体的社交媒体使用方式与两种情绪之间分别联系，但结果也表明，虽然不同类型的社交媒体使用通过不同的情绪机制影响自我物化与改变外貌意愿，但根本上，无论主动、被动，积极、消极，最终还是带来了更严重的自我物化，以及对身体的监视与改造。这一思路一方面能够为进一步探究社交媒体使用效果发生的机制提供借鉴，另一方面也从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了媒介对女性身体的规训——无论是大众媒体还是社交媒体，无论媒体是否有可控性，无论是主动使用还是被动使用媒体。

本研究从积极与消极两方面衡量情绪，考察主动性与被动性社交媒体使用对女性情绪的影响，结果发现女性主动抖音使用频率正向预测积极情绪，但未显著负向预测消极情绪。这一情况可能是由于在主动使用抖音的过程中，虽然用户可以从积极的社交支持和反馈中获得愉快的体验从而提升积极情绪，但同时，这个过程也可能伴随着一些不良的社交体验，例如接触到社交媒体上负面的内容。即使它们在数量上可能远远少于积极反馈，但它们的存在和影响力可能会导致用户的消极情绪增加，故女性抖音主动使用频率的增加不能显著降低其消极情绪。女性被动抖音使用频率正向预测消极情绪，负向预测积极情绪，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Kross et al.，2013；Shaw et al.，2015）。上述结果综合反映出被动性社交媒体使用相对于主动性社交媒体使用对女性情绪的消极影响更大，即女性被动性社交媒体使用越频繁，其消极情绪越高，积极情绪越低。

本研究表明，女性主动抖音使用频率以及被动抖音使用频率正向预测自我物化水平，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类似（Fardouly et al.，2015；Moradi & Huang，2008）。社交媒体通过无孔不入的“第三者监视”实现对女性身体的规训与控制：在社交媒体中，用户将目光被动聚焦于他人的动态内容，被社交媒体所传递的审美规则所浸润；又在主动进行自我呈现时，为了获得更多人的喜爱，通过审视平台过去相关受欢迎动态的理想体像标准，以及自己之前收到过的来自他人的反馈去揣度其他用户的喜好，从而调整下一次的自我呈现。由于社交媒体平台审美取向的标准化与理想化，女性无论是观看和浏览其他人的呈现还是进行自我呈现，都是在强化自身对于这种理想美的物化。女性身体的自我物化，对于已经将外貌标准内化了的个体会有更负面的影响，也带来更多的自我对象化和对身体的监控（Vandenbosch & Eggermont，2012；曾丽红、叶丹盈，2022）。

鉴于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抖音的广泛受众，为了排除地域所产生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与文化差异对女性改变外貌意愿的潜在影响，本研究对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受访者的地域并未对她们改变外貌的意愿产生影响（p>0.05）。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地区，女性主动抖音使用频率以及被动抖音使用频率都正向预测女性改变外貌意愿，并且积极情绪和自我物化水平是主动性社交媒体使用与改变外貌意愿之间关系的显著中介变量，消极情绪和自我物化水平是被动性社交媒体使用与改变外貌意愿之间关系的显著中介变量。这一结果验证“感知—情感—行为意愿”这一范式，表明人们在使用社交媒体时的情绪体验也会对其后续社交媒体使用行为意愿产生影响，这与前人研究观点类似（Mauri et al.，2011）。对于更加频繁地参与社交媒体互动与交流的女性来说，正面社交反馈给他们带来积极情绪的同时也会使其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外貌情况以期迎合他人审美，这些反复监视自己外表的经历都会在无形中促进女性自我物化水平的提升，让她们对自身外貌信息更加敏感，也会加剧他们对身材和外貌的不满意，从而更加愿意为了改善身材和外貌承担额外的风险。而对于那些作为社交媒体中“旁观者”的女性而言，她们在以社交媒体平台维系的线上社交圈中长期接触到用户个人和他人的理想化自我呈现后容易产生焦虑等消极情绪，而此类情绪降低自我效能、增加自我负面评价，导致个体对外貌形象的过分关注，从而影响个体对自身外貌的认知模式与状态，最终产生行为上的变化，具体也体现在对如整容手术等一些有风险的外貌改变方式接受度明显提高。

女性主义理论认为，外表在女性的生活中是一种结构性的力量，是对于外貌改变的一种身体规划（project），本质上是经由社会交往而制造出的性别不平等（West & Zimmerman，1987）。也有学者呼吁，女性对身体的改变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正常和自然的”，其本质还是强化了女性对外表的重视和追求（Dull & West，1991）。在福柯关于规训的理论基础上，也有学者提出整容手术是针对人类身体的现代性监控与规训（Bordo，1993）。曾经，时尚杂志、电影、电视、真人秀、减肥和美容产业是常见的规训方式，社交媒体时代，算法推荐、网红、美颜自拍、直播，进一步的成为规训个体——尤其女性——的方法，明示的或者隐含的，制造着“驯顺的肉体”（米歇尔·福柯，1999：153）。最为吊诡的是，对于女性来说，一方面，对于外貌改变的各种途径看似提供了选择，为女性赋权，提供能动性和自我实现的途径；但另一方面，采用美体、塑形、健身、整容措施改变自我的外貌，又意味着精神、心理的软弱，是对社会标准的屈从。这种矛盾性也体现在本研究的发现中：主动的社交媒体使用带来了积极的情绪，但是和被动的使用一样，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身体物化和对外貌改造的意愿。

（二）实践意义

本研究的结论在现实层面也有指导意义。对于个人来说，应该更加理性地对待社交媒体上的“理想美”标准，避免产生不合理的内化行为。同时个人也应在接受在线反馈方面保持适度期待，更多地去关注自己的内在素养，保持精神富足。

对于社交媒体平台和其他社会组织来说，本研究能够为各方采取措施来减弱对女性身体意象的负面影响提供指导。针对公开的社交媒体平台的身体相关信息传播与呈现模式、算法推荐功能设计以及社会环境对“理想美”的态度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反映，本研究提出了改进意见，从而推动社交媒体平台在积极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方面的良性发展。

（三）研究局限以及未来方向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截面的数据收集方式，无法明确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与此相关的，本研究采用了志愿抽样的方式，参与者自愿选择是否参加本研究，志愿参与的个人是否与不参与本研究的个体之间存在系统性的差异，有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的解读。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由大规模样本来弥补，但未来的研究也可考虑通过控制实验或者纵向研究的方法建立因果联系，或采用更严格的抽样框架，获得更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

其次，被动使用的测量信度偏低，这可能是由于题目数量较少所导致的。由于与抖音合作，本研究的问卷长度受到了限制。为提高信度，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增加题目数量或采用其他测量手段的可能性。题目设置数量的限制，也导致我们未能加入更多具有针对性的题目，例如和身体或外表相关的抖音使用等。未来的研究可以将主动或被动使用与外貌相关的抖音使用结合，从而对比两者之间的异同。

最后，除了年龄和BMI，本研究未考虑其他前置变量、个人差异和情境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对研究结果的解释和推断产生重要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纳入更多的前置变量，如性别、教育水平、社会经济地位等，以及个人差异和情境因素，如心理健康状况、社交环境等，以更全面地理解研究结果。

本文转自 | 新闻大学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