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306年九月，流亡多时的成都王司马颖在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被当地太守冯嵩擒获，并押送至镇守邺城的范阳王司马虓处。司马虓并未苛待司马颖，仅将其囚禁。

公元306年九月，流亡多时的成都王司马颖在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被当地太守冯嵩擒获，并押送至镇守邺城的范阳王司马虓处。司马虓并未苛待司马颖，仅将其囚禁。

然而不久后，司马虓突患重疾，医治无效身亡。其长史刘舆担忧：司马颖昔日长期驻守邺城，城中仍有不少旧部故吏。若得知范阳王司马虓去世，恐会拥立司马颖作乱。为防变故，刘舆决定秘不发丧，并派人假扮朝廷使者，携伪造诏书前往狱中，宣布赐死司马颖。

成都王司马颖阅历丰富，心生疑虑：前几日司马虓尚且庇护自己，怎会突然奉旨赐死？

成都王司马颖转而询问看守将领田徽：“范阳王是否已经去世？”

田徽答称不知。

成都王司马颖又问：“你年岁几何？可懂天命？”

田徽回答：“我五十岁，不懂天命，只知听令行事。”

司马颖闻言慨叹：“我死后，天下恐难安宁！自兵败携帝投张方以来，失势已近三年，连一次澡都未曾好好洗过。请为我取些热水吧！”

言毕，成都王司马颖从容就死。

成都王与他的两个儿子——庐江王司马普和中都王司马廓一同被囚禁。两个孩子年纪尚小，却已懂事，察觉到大祸临头，不禁失声痛哭。

成都王司马颖却神色镇定，先沐浴更衣，然后披散着头发躺下，从容就死，命田徽以绳索将其勒毙，年仅二十八岁；他的两个儿子也未能幸免，同日遇害。

兵败之后，成都王司马颖的部下将领纷纷逃散，唯有卢志始终不离不弃，追随左右。在他死后，又是卢志亲手收殓了他与两个儿子的遗体。

东海王司马越听闻卢志如此忠义，心生敬重，于是任命他为军谘祭酒，予以重用。

另一方面，东海王认为刘舆此举正中其意——除掉了自己多年欲除之而后快的成都王，便有意召他入朝，委以重任。

然而刘舆为人锋芒毕露，招致不少嫉妒。身边近臣趁机进言：“刘舆此人，犹如污秽之物，一旦亲近，必受其染。”因此，尽管被召入朝，刘舆并未得到重用，反而受到冷遇。

对此，刘舆并不气馁。他早已历尽世态炎凉，内心坚韧。他暗中潜入朝廷档案，仔细查阅各类机要文书，将全国兵力部署、州郡军备、水陆交通、山川地势、仓储位置乃至各地武器装备的种类数量，尽数熟记于心，默默积蓄力量，静待时机。

正值天下多事之际，朝廷频繁召集大臣商议军政要务。丞相府中的许多官员，包括长史潘滔在内，对时局了解有限，每逢议事往往无言以对。唯有刘舆见解独到，分析敌我形势条理清晰，不仅能准确把握局势，还提出诸多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

东海王司马越听后极为赞赏，频频称许，视其为当代诸葛，当即任命他为左长史，将军国要务悉数委以重任。当时世人评价道：“刘舆为长才，潘滔称大才，裴邈有清才”，三人并列为东海王府中最负盛名的谋士。

同年十月，刘舆向司马越进言：“并州刺史、东燕王司马腾难以抵御汉王刘渊的攻势，不如调其为车骑将军，掌管邺城军务，镇守范阳王去世后空缺的邺城。”

并州战略地位重要，刺史之位不可久虚，刘舆顺势推荐自己的弟弟刘琨出任此职，司马越均采纳施行。

刘舆得势之后，逐渐显露权谋之心，常在司马越面前构陷同僚。唯独军谘祭酒庾敳为人淡泊，不争不扰，使刘舆无隙可乘。

然而庾敳虽在政事上无所作为，却极重财利，派遣家仆四处经商，积累巨额财富，却又极其吝啬，虽家资万贯，却从不舍得轻易花费分文。

刘舆曾密谋陷害庾敳，打算借东海王之手在一次宴席上发难。他怂恿东海王向已喝得酩酊大醉的庾敳开口，索要一千万现钱，料定对方会推辞，便可趁机治罪。

当时庾敳醉态可掬，头巾都滑落在几案上。听闻此言，他迷迷糊糊地俯身去拾头巾，一边摇头晃脑，一边含糊回应：“下官家中尚有两千万，大王若需用，尽管取去！”这番不卑不亢又大方坦然的回答，让刘舆的阴谋无从下手，只得作罢。

晋惠帝回到洛阳已近半年，局势看似渐趋稳定，百姓以为太平或将重现。然而就在同年十一月初十的深夜，这位饱经流离之苦的皇帝突然腹痛如绞，口不能言，只能在床上痛苦呻吟。原来他在晚饭时食用的面饼被人下了毒，御医全力抢救也无力回天，次日清晨便驾崩了。这位晋朝第二位皇帝，在位十六年，终年四十八岁，死因如此蹊跷，竟无人追查。

当时民间纷纷传言，幕后主使正是掌权的东海王司马越。

晋惠帝一死，按礼制应由皇太弟司马炽继位。但皇后羊献容却心生不满——若司马炽登基，她作为嫂嫂无法被尊为皇太后。于是她试图再度拥立原先的皇太子、清河王司马覃，以维持自己的权势地位。

侍中华混向羊皇后进言道：“皇太弟在东宫已有多年，素有声望，岂能轻易更易？”随即建议召东海王司马越与皇太弟司马炽入宫商议大事。

此时，清河王也被羊皇后传召至尚书阁。此人一向善于察言观色，见朝中大臣态度冷淡，心知局势于己不利，便假称身体不适，悄然退归府邸。

羊皇后势单力薄，如何能与权势滔天的东海王抗衡？最终只得作罢。

永兴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皇太弟司马炽正式登基，是为晋怀帝。他即位后，尊羊皇后为惠皇后，册立自己的原配王妃梁氏为新皇后，并于次年改元“永嘉”。

就在这一年，继成都王与晋惠帝之后，他们的同族兄弟、河间王司马颙也未能幸免于难。

十二月，困守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接到晋怀帝诏书，命其入朝担任司徒。他误以为新君即位，恩泽普施，终于可以脱离困境、重返朝廷安享荣华，心中大喜，立刻启程赴京。

行至雍谷（今河南渑池以西），距离洛阳仅一日路程，他仿佛已闻到宫廷宴席上的酒香，耳畔似响起舞乐轻语。

然而就在此时，一队凶悍之人突然出现，如猛兽般扑来，命运就此戛然而止。河间王司马颙走投无路，当场被一名跃上车驾的壮汉扼喉致死，随行的三个儿子也未能幸免，尽数遭戮。对于河间王一家的覆灭，朝廷毫无反应，既不追责也不过问。

后来人们才得知，动手之人是南阳王司马模麾下的将领梁臣，而司马模正是东海王的亲弟。显然，这场杀戮的背后主使便是东海王——此前以朝廷名义征召河间王入朝任司徒的诏令，本就是他设下的圈套，目的只为诱其离开长安，便于下手。

就在成都王、晋惠帝和河间王相继离世的同一年，皇族中另一位年过六旬的宗室司马彪也与世长辞。他是晋惠帝的堂叔，在辈分上高于当朝天子。然而与那些卷入权力斗争、惨遭横死的宗亲不同，司马彪一生淡泊名利，从不参与争权夺利。他潜心著述，留下多部史学著作，在那个充满算计与血腥的乱世之中，堪称一股清流，实属难得。

司马彪早年放荡不羁，因行为荒唐被官府拘捕入狱，面临严惩。幸得领军校尉郭舒赏识其才华，暗中助其脱逃。

事发后郭舒被罢官，代为承担罪责，直到大赦之日两人才重获自由。其父司马睦原为中山王，因私招七百余户佃农被贬为丹水侯，后晋封高阳王。

因司马彪的劣迹令家族蒙羞，司马睦愤而断绝父子关系。恰逢其弟司马敏无子，便将司马彪过继。这一安排使司马彪虽为长子却失去继承王位的资格，实则是以过继之名行遗弃之实。

经历此番打击，司马彪痛定思痛，闭门苦读，潜心治学。他先后完成《庄子注》《九州春秋》等著作，并倾注心血编撰《续汉书》，共成八十篇。可惜其纪传部分已佚，唯有三十卷"志"得以保存。北宋时人将其与范晔《后汉书》合编刊行，致使后世多误以为《后汉书》全出范晔之手，司马彪的贡献长期湮没无闻，堪称史学界的无名英雄。

司马彪的另一项重要贡献，在于他利用汲冢出土的竹简对古代典籍进行了系统校勘。汲冢竹书的出土，堪称中国文献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发现。

公元279年，即西晋咸宁五年，汲郡人不准（音“否表”）盗掘了一座古墓，据传为战国时期魏国君主魏襄王或魏安厘王的陵墓。他在搜取陪葬珍宝时，将墓中大量竹简弃之不顾。这些竹简后来被发现堆满墓道，总计达数十车之多。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尚未发明纸张，文字通常书写在竹简上，再用牛皮绳编连成册，形成当时的书籍。此次出土的竹简每片长约二尺四寸（约合现今50余厘米），每简书写约四十六字，规模空前，宛如一座尘封已久的古代图书馆重现人间。

魏襄王卒于公元前296年，魏安厘王则逝于公元前243年，均属战国晚期。而经学者考证，这批竹书中部分内容的成书时间甚至可追溯至公元前五世纪初，属于战国早期的重要文献。

次年，这些珍贵的竹简被运往都城洛阳，收藏于皇家秘府，成为国家重要的文化资产。随后，由秘书监荀勖、秘书丞卫恒、佐著作郎束皙以及中郎王接等人主持，展开了艰巨的释读与整理工作。然而，由于盗墓者缺乏文化认知，曾在黑暗的墓道中焚烧竹简以照明寻宝，导致大量文献被焚毁或残缺不全，给后续的复原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这些竹简在墓中沉睡数百年，原本捆扎的牛皮早已朽烂，未被焚毁的竹简又因多次搬运而散乱不堪。上面的文字皆为古奥的蝌蚪文，连学识渊博的张华也常有辨识不出的时候。

荀勖等人只能逐片辨读，将古文翻译成当时通行的文字，即便是烧焦残损的竹简，只要尚存字痕，也要一字一句地仔细揣摩。他们耗费了十余年光阴，才将这几十车散乱的竹简系统整理完毕。

汲冢竹书的出土震惊朝野，原已享有盛名的学者束皙，在参与整理后声望更盛。

束皙是阳平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县东）人，自幼勤奋好学，贯通古今。早年尚未出仕时，家乡曾遭遇大旱，他精通天文气象，预测不久将有甘霖降临，便设坛祈雨，不出三日，果然天降大雨。乡民欣喜若狂，为此传唱赞歌：“束先生，通神明，请天三日甘雨霖。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酬之？报束长生。”

尽管才华卓绝，束皙却长期受权贵排挤，仕途坎坷。他对民间疾苦感同身受，因而创作了《劝农》《贫家赋》《饼赋》等短篇赋作，真实描绘百姓生活，这类关注现实的作品在两晋时期极为少见，弥足珍贵。

西晋文人束皙以其贴近民间疾苦的作品在当时独树一帜。他在《劝农赋》中尖锐批评那些名为“劝农”实则扰民的官吏，揭露他们倚仗权势、横行乡里的丑态，讽刺这些官员并不关心农事，只在意能否从百姓那里获得丰盛款待——鸡豚争献、酒食纷至。

束皙的《贫家赋》真实描摹了底层民众的困顿生活：债主逼门，只得拆东墙补西墙；走投无路只能行乞，却无处可求，唯有对影自怜。

而在《饼赋》中，束皙以生动笔触描绘一碗热汤面的诱人香气：“热气升腾，芳香四溢，路人闻之垂涎，仆童暗自吞咽，端碗之人不自觉舔唇，旁立侍者也忍不住干咽。”这类作品虽被当时士大夫阶层视为“俗鄙”，难登庙堂，却深受百姓喜爱，广为传诵。可惜束皙英年早逝，年仅四十便辞世。家乡元城民众闻讯悲痛不已，市集为之闭户停业，以示哀悼。

另据考古发现的竹简文献《纪年》十三篇，记载了从夏朝至周幽王亡国，以及三晋分立后魏国二十年间的史事（部分竹简可能已被盗墓者焚毁作照明之用）。学者以此与传统经典《春秋》对照，竟发现后者多处记述存在讹误。司马彪便曾利用这批出土文献对古籍进行校勘订正，推动了史学研究的客观化进程。

三国时期，蜀汉学者谯周曾依据古代经典，对《史记》中关于周代至秦朝以前的历史记载进行考辨，指出其中存在诸多讹误，并据此撰写了《古史考》一书。

后来，西晋学者司马彪认为汲冢出土的竹书比传世经典更为可信，于是以竹书为据，从中发现了《古史考》中一百二十二条错误，为古代历史的考订提供了重要依据，推动了史学的发展。

这些珍贵的竹简在出土之后，历经战乱与岁月流转，早已散佚无存。当时整理翻译的文字也未能完整保存下来。

例如，《琐语》原书本有十一篇，如今仅能见到零星片段，多为断章残句，缺乏上下文脉络；其中内容较为完整、叙事清晰的条目，不过十余则而已。

《琐语》是一部汇集了诸多短小精悍、讲述鬼神怪异之事的古籍，有人称它为中国最早的志怪类小说雏形。书中所载人物虽多为历史真实存在的人物，但情节却充满荒诞离奇的色彩，展现出古人对神秘现象的丰富想象。

在古代，人们常将梦境、狩猎、天降陨石、珍禽异兽现身等异常现象视为吉凶预兆，往往要通过占卜来探问命运，《琐语》正是记录这类奇异传闻的重要文献。

例如其中一则故事写道：晋平公前往浍地途中，忽见一辆由八匹白马拉动的华丽马车迎面驶来。车后跟随一只奇特野兽，身形似狸猫，却拖着一条狐狸般的尾巴。当它望见晋平公的车队时，竟离开原先的马车，转而跟随晋平公前行一段路，直至一片密林边缘，随即踪影全无。

晋平公对此感到惊异，便向乐师师旷请教。这位师旷乃古代著名的盲人音乐家，以博学多识著称。他听后答道：“身如狸猫、尾若狐者，民间相传为首阳山之神灵。此刻它应是自霍太山饮酒归来。君主能与此神相遇，乃是大吉之兆！”

这则故事典型地体现了《琐语》虚实交错、神秘莫测的叙事风格，也反映了先民对自然与超自然现象交织的敬畏与解读。

《琐语》自于汲冢出土后，迅速传播开来，因其内容奇异、记事琐细，深受时人喜爱。此后，不断有人效仿其体例创作类似作品，虽题材未必局限于神怪，却延续了短小精异的风格。更有作者假托古人之名，借以提升作品的权威性与价值。

汲冢所出竹简多达数十车，不仅为古籍考订提供了珍贵依据，也为理清上古史实、推动史学与文学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批文献堪称无价瑰宝，对后世学术影响深远。

《汲冢竹书》虽备受朝廷关注，但等到对其整理考订工作完成之时，已是晋惠帝在位期间——政局动荡、乱象频发，朝纲不振，又有几人真正关心文化典籍之事？直到晋怀帝登基，勤于政事，每日批阅奏章之余，还常与近臣讲论经义，追述古今，一时之间，朝堂似有中兴之象。

黄门侍郎傅宣不禁感叹道：“先帝驾崩已十六年，这期间只见兵戈四起，刀光剑影，却听不到半点读书之声。如今看来，昔日的太平气象或许将再度来临！”

然而，所谓的盛世终究未能实现。此时江南之地，陈敏势力正盛，气焰嚣张。可惜他不得人心，尤其未能赢得当地世家大族的支持，根基不稳，注定难以久持。一些江南名士虽被强邀入其幕府，却只是身附而心离，如顾荣、周玘等人，终日忧惧不安。

庐江内史华谭致信劝诫他们道：“昔日孙坚、孙策父子皆以雄才伟略开创基业，孙权继而守成。反观今日陈敏，本性残暴奸诈，其兄弟七人更是愚钝不堪、不堪任用。诸位却屈身事之，岂不羞愧？岂不危险？一旦朝廷大军南下收复建邺，你们又有何颜面再见旧日故交？望诸君早作决断，勿误前程。”

顾荣读罢密信，内心羞愧难当，决意戴罪立功。他剪下自己的头发，派人送往征东大将军刘准处，以此作为效忠朝廷的誓证，并请求刘准尽快出兵讨伐陈敏，自己愿为内应。刘准得信后，立即派遣扬州刺史刘机率军进剿。

此时的陈敏尚被蒙在鼓中，仍视顾荣为心腹，邀他共商御敌之策。顾荣献计道：“大王的弟弟、广武将军陈昶与历阳太守陈宏皆智勇兼备，可命陈昶驻守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乌江镇），陈宏镇守牛渚（今安徽马鞍山市南），各率数万兵马，扼守长江南北要道。如此布防，纵敌军百万，也难以越雷池一步。”陈敏听后大为赞赏，立刻下令调兵遣将，依计行事。

然而，陈敏另一弟陈处暗生疑虑，悄悄劝谏道：“我担心顾荣那书生居心叵测，如今将我等兄弟调离身边，若其有变，后果不堪设想。不如早除顾荣，以绝后患。”陈敏却不以为然，未予采纳。

与此同时，陈昶的司马钱广本就与陈氏离心离德。他与周玘同为吴兴郡人，周玘暗中派人联络，唆使钱广起事。钱广趁机刺杀陈昶，割其首级示众，宣称奉有朝廷密诏，讨伐叛逆，违令者格杀勿论。他还散布谣言：“陈敏已在建邺伏诛！”

一时间军心动摇，士卒溃乱，最终只得随钱广调转兵锋，回师建邺。

建邺宫城的南正门名为宣阳门，出此门向南延伸的是一条长达五里的御道。路面平坦宽阔，两旁高大的槐树成行成列，枝叶交错，形成浓密的绿荫。

御道两侧开凿有深广的御沟，清流潺潺，常年不竭，映着天光树影，清澈见底。这条御道一路向南，直通横跨秦淮河的朱雀航。（航”即浮桥。朱雀航原位于今南京市中华门内镇淮桥东侧，现已不存。）

钱广率军打进建邺后，便驻扎在朱雀航南岸，扼守要冲。

陈敏听闻兵变消息，立即派遣亲家甘卓率领全部精锐前去迎敌。此时，顾荣虽身在其位，却心怀异志。为消除陈敏疑虑，他故作忠心地劝说道：“钱广犯上作乱，罪该万死，理应将其碎尸示众！但我担心城中仍有他的党羽潜伏，不如让我留守城中，以保大王安全。”

陈敏却不以为然：“你应当随甘卓一同出征，平定叛乱，留在这儿有何用？”

顾荣心中暗喜，正中下怀。他随即前往甘卓军营，坦然进言：“陈敏不过一介庸才，难成大事。他政令朝令夕改，军纪混乱；其子弟更是骄奢跋扈，目中无人。覆灭之日，指日可待。你我难道真要与他同归于尽吗？一旦败亡，头颅被割下装入木匣，送往京城，标签上写着‘逆贼顾荣、甘卓之首’，岂不是遗臭万年？你打算怎么办？”

甘卓沉默良久，终于叹息道：“我当初南归故里，本就不图仕途，只求安度晚年，保全名节。谁知被陈敏拉拢结为亲家，误入其彀中。如今背离他，或许尚不算太晚，可我的亲生女儿还在他手中，恐怕难逃毒手啊！”

顾荣见其动摇，便低声献策，条分缕析。

甘卓听罢，认为计策可行，于是整肃军队，挥师北进，抵达朱雀航，与钱广隔秦淮河对峙，各自安营扎寨。

次日清晨，甘卓派人送信给陈敏，称自己突发风寒、高烧不退，需女儿前来照料。

陈敏听后立即让儿媳前去探望。谁知甘卓一见女儿抵达，立刻率军渡过朱雀航。

与此同时，钱广早已收到顾荣的密信，双方迅速会师，并果断拆毁朱雀桥，将所有船只撤至南岸。随后，顾荣、周玘、甘卓、钱广以及丹杨太守纪瞻五方联手，正式起兵讨伐陈敏。

消息传来，陈敏如遭雷击，震惊不已——他万万没料到，亲家竟在一夜之间倒戈相向。慌乱中，他耗费大半天时间集结了一万五千兵马，亲自带兵赶赴秦淮河畔，却发现朱雀桥已被彻底摧毁，河面空无一船。

对岸，甘卓骑马立于阵前，率众将士来回呼喊：“江东诸位名士已弃你而去！尔等还愿为逆贼效死吗？”

顾荣则端坐战车之上，手持白羽扇，从容挥扇，朗声宣告：“天子新立，朝廷大军即刻将至！我等奉旨讨逆，平定叛乱。尔等速速逃命去吧，何苦陪陈敏一同赴死！”那神态悠然自得，仿佛陈敏不过是一具尚存余息的枯骨，早已不足为惧。

话音未落，陈敏部众顿时哗然四散，争相奔逃。顷刻间，军队溃不成军，唯剩陈敏与其弟陈处难孤身立于河岸。兄弟二人见势不妙，急忙拨转马头向东狂奔。逃至江乘（今南京栖霞山一带，一说江苏句容北六十里），终被追兵擒获，连同其家属一同落网。

尽管朝廷已于正月颁布诏令废除“夷三族”之刑，但当时政局混乱，法令难行，陈敏仍被施以极刑：不仅本人伏诛，其子女亲属亦遭株连，全家被灭三族。

陈敏兵败前仰天悲叹：“天不助我，竟会死于这些所谓的名士之手！”他割据江东的势力维持了约一年半之久。

公元307年三月，陈敏及其兄弟的首级被送往洛阳报捷。参与平定叛乱的江南名士纷纷论功行赏：顾荣被任命为侍中，纪瞻出任尚书郎，东海王司马越更是特意征召周玘担任参军。自东吴覆灭以来，江南士族长期受到西晋朝廷的压制与排挤，政治地位大不如前，昔日特权尽失，与北方皇权之间的积怨由来已久。

然而，陈敏既非江南本地人，又出身低微，仅为小吏，难以获得当地豪族的信任。他们认为陈敏无法代表自身利益，于是以“拥护正统”为名起兵反叛，助朝廷剿灭其势。但此举并不意味着他们真心归附中央。

事实上，当这些名士奉命前往京城任职时，行至徐州便停步不前——听闻北方战乱未息，局势动荡，便心生迟疑，不愿继续北上。

当时，徐州刺史裴盾是东海王妃的兄长，亦即东海王的姻亲（其叔父为裴楷）。东海王密信致裴盾：“若顾荣等人仍徘徊观望，不肯赴任，可遣兵押送入京。”消息传出，顾荣、纪瞻等人惊惧万分。

恰逢北风猛烈，天地昏沉，众人灵机一动，将所乘牛车尽数留于徐州，伪装仍在原地驻留，实则悄然潜行至泗水岸边，登船南下。舟行顺风疾驰，一日一夜竟航行三百余里。待裴盾察觉众人失踪，四处搜寻时，他们早已穿越淮安，经邗沟进入江都，顺利返回建邺。

掌控朝政的东海王对顾荣等人私自南归本就心生不满，而他与晋怀帝之间日益加深的矛盾更令他忧心忡忡。

当时晋怀帝司马炽已年满二十四，尚无子嗣；清河王司马覃时年十三，身为晋怀帝之侄，曾担任晋惠帝时期的皇太子，因此极有可能再度被立为储君。

然而，东海王司马越认为司马覃年纪偏大且聪慧过人，担心日后难以驾驭，便于当年三月另立其年幼的弟弟——豫章王司马铨为皇太子，此举实际上排除了清河王继位的可能。

尽管仍有部分朝臣主张拥立清河王，但东海王为巩固权势，竟将司马覃囚禁于金镛城，并于次年正月将其杀害。

晋怀帝司马炽对东海王司马越擅权废立之举自然心怀不满，而他本人又时常亲自干预政务，这进一步激化了与专权的东海王之间的矛盾。

最终，东海王索性离开都城，移镇许昌，在外遥控朝政。然而，随着北方战乱不断蔓延，局势日趋失控，东海王纵有雄心，也已无力回天，统治日渐式微。

来源：诗情画音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