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铜陵，被誉为“中国古铜都、当代铜基地”，综合考古发现与史料记载，采冶铜的历史上溯夏商，绵延3500余年。铜陵的铜业史，可谓悠久而璀璨。本文，拟就古籍记载一探铜陵铜的采冶及铸造的历史，如有不妥，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铜陵，被誉为“中国古铜都、当代铜基地”，综合考古发现与史料记载，采冶铜的历史上溯夏商，绵延3500余年。铜陵的铜业史，可谓悠久而璀璨。本文，拟就古籍记载一探铜陵铜的采冶及铸造的历史，如有不妥，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商周青铜故里

青铜的发现和使用，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五千多年华夏文明中，夏、商、周三代被誉为“青铜时代”，尤其商晚期到西周早期达到鼎盛。这是目前学界共识。与考古发现相印证，据有关典籍记载，今铜陵地区在“青铜时代”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我国长江流域下游的主要铜产区，“金道锡行”江南铜料的主要供应地之一。

《诗经・鲁颂》提到。《鲁颂》创作年代大致在春秋前期（公元前8-7世纪），是鲁国贵族用于祭祀、宴享或彰显国威的乐歌，共4篇。其中，第三篇《泮水》共8章、每章8句，歌颂鲁国“尊王攘夷”征服淮夷、淮夷献贡之事。其第八章后四句曰：“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大意是：淮夷归服，前来进献珍宝，有大龟、象牙，还有大量南方所产的铜（古时“金”主要指铜）。颂词提到“大赂南金”的内容，说明当时南方淮夷之地盛产铜，是中原所需铜料的主要供应地。彼时铜陵，正处于淮夷之地。

《诗经・鲁颂・泮水》关于淮夷献“南金”的记载

《尚书・禹贡》记载。《禹贡》大约成篇于战国中期，素材则追溯到商末、周初。《禹贡》曰：“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厎定。筱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唯下下，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簜、齿、革、羽、毛惟木。鸟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桔柚，锡（通“赐”）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记载古扬州“厥贡惟金三品”（《汉书・地理志》注解：“金三品，谓金、银、铜也”），并指明运输线路“沿于江、海，达于淮、泗”。除古扬州外，还记载古荆州也“厥贡惟金三品”，运输线路为“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仅此两地，再无他地贡“金三品”的记载。古时铜陵地区，就属于古扬州。

《尚书・禹贡》关于古扬州贡金三品的记载

《尚书・禹贡》关于古荆州贡金三品的记载

“金道锡行”起点。从《尚书・禹贡》记载看，长江流域的荆、扬两地在中国“青铜时代”可谓扮演着关键角色，是中原铜料的主要供应地，也由此催生了“金道锡行”这一比肩“丝绸之路”的铜等矿产资源南北运输的大动脉。有两条主干线。其一，古扬州“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沿着长江航行，再转入淮河、泗水，最终抵达中原腹地，是为“金道锡行”的东线（江淮通道）；其二，古荆州“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也就是“金道锡行”的西线（江汉通道）。夏商周时期，金、银稀少，“金三品”主要为铜。铜陵江南地区，夏商周时期属古扬州。根据《尚书・禹贡》记载，结合师姑墩、金牛洞、木鱼山等考古发现，铜陵江南地区乃为古扬州铜料的主贡之地无疑，是“金道锡行”东线的起点。

商周时期铜料输出路线示意图

青铜铭文印证。存世西周时期的《翏生盨（xǔ）》《师寰簋（guǐ）》两件青铜器物铭文，都有关于征伐淮夷“俘金（铜）”的记载。《翏生盨》铭曰：“王征南淮夷，伐角、津、桐、遹……折首执讯，孚（俘）戎器，孚（俘）金……用乍旅盨。”记载周王征伐江淮间邦国，既获兵器，亦“俘金（铜）”，并以所俘铜料就地铸器。《师寰簋》铭曰：“淮夷，繇（旧）我帛畮臣……今敢博厥众……余肇令汝征淮夷……折首执讯……俘吉金。”记载先定淮夷为“帛畮臣”（向周王朝贡纳布帛的臣民），继而因不服而征伐，战果包括“俘吉金”。依据这两件器物铭文记载，周王通过征伐而获得淮夷的铜料。

存世春秋早期的《曾伯桼簠（fǔ）》铭曰：“唯王九月初吉庚午，曾伯桼哲圣元武，元武孔黹（致），克狄（逖）淮夷，印（抑）燮繁汤（阳），金道锡行，具既卑（俾）方。余择其吉金黄镳（铝），余用自作旅簠，以征以行，用盛稻粱，用孝用享于我皇祖文考。天赐之福，曾伯桼段（遐）不（丕）黄耈，万年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享。”是最早明确记载“金道锡行”这一专有名词的铭文，实证了“金道锡行”的存在。而且记载是从征服淮夷、平定繁汤而开辟“金道锡行”，也印证了淮夷地区乃商周时期铜料的主要生产供应地。

铜陵正属于淮夷之地的主要产铜区，以上存世三件青铜器物的铭文也印证了商周时期铜陵采冶铜的辉煌。

《曾伯桼簠》铭文关于“金道锡行”的记载

众所周知，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夏朝有文字，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成熟文字（甲骨文）朝代是殷商，而最早出现系统性文字典籍则在西周。目前已知，最早的传世文学古籍为《诗经》，最早的传世历史古籍为《尚书》。这两部古籍都记载了淮夷、扬州盛产铜，是中原王朝所需铜料的主要进贡之地，中原王朝征伐淮夷之地也恐主要因为铜。同时，两部古籍的记载也得到了青铜铭文的印证。结合现代考古发现，夏商周淮夷之地、古扬州之属，盛产铜、赐贡铜的主产地，正是今铜陵地区。作为“金道锡行”东线的起点，铜陵商周“青铜故里”的地位，应是货真价实，甚至可能超过同时期产铜之地的古荆州地区。

汉唐冶铸鼎盛

根据古籍记载和相关考古发现，如果说铜陵地区在夏商周时期主要是采铜为主，中原所需铜料的主要供应者，那么到了汉唐时期，则大有不同，逐渐形成了采、冶、铸完整的产业链。如我之前发表的《古籍里的铜陵》系列之《汉设铜官千载名》和《六朝隋唐梅根冶》两篇中所述，西汉设唯一“铜官”，实行铜采冶铸官营制度；东吴始设“梅根冶”、晋时“江南仅梅根、冶塘二冶”，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皆冶铸于此，不仅冶铜，也铸铜造币；到唐朝实行“冶、监”分设，改“梅根冶”为“梅根监”负责铸币，封铜官山为“利国山”开采铜矿，设“铜官冶”冶炼铜。可以说，历汉唐数朝、1000余年，铜陵地区古代铜业发展达到鼎盛。李白《秋浦歌▪其十四》《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孟浩然《夜泊宣城界》等诗中就描写了这一盛况。《秋浦歌▪其十四》诗云“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诗云“铜井炎炉歊九天，赫如铸鼎荆山前。陶公瞿铄呵赤电，回禄睢盱扬紫烟”；《夜泊宣城界》诗云“火炽梅根冶，烟迷杨叶洲”。

清重刊宋本《李太白文集》收录《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诗

北宋梅尧臣来铜陵而作《铜坑》，其诗云：“碧矿不出土，青山凿不休。青山凿不休，坐令鬼神愁。”明嘉靖《铜陵县志》记载：“铜官山……东又有铜精山，有采铜遗坑见存。宋梅圣俞（梅尧臣）有诗……”清乾隆《铜陵县志》记载：“铜精山在县东二十里，齐梁时置冶炼铜于此，遗坑尚存。”根据这两部县志的记载，梅尧臣的《铜坑》正是看到铜精山采矿遗坑有感而发作的诗篇。

明嘉靖《铜陵县志》关于铜精山及梅尧臣有诗的记载

清乾隆《铜陵县志》关于铜精山的记载

梅尧臣《宛陵先生文集》收录的《铜坑》诗

唐后炉火不息

唐以后，明嘉靖《铜陵县志》记载，南唐置监于铜官山下，“后改为铜官场，岁久乏铜，场废”；清乾隆《铜陵县志》则记载“宋以来，铜沙竭，监废”。两部县志虽记载有出入，但都说明南唐后期或宋以后，因为受当时开采技术条件的限制，铜陵地区古代铜业发展有所衰弱。又据《宋史》记载，宋时，“梅根监”已废弃，铜陵所在的池州地区唯有一监“永丰监”铸铜钱。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有明确记载：“永丰监（州东北二里），至道二年置，铸铜钱”。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宋至道二年以池州钱监为永丰监，或曰：即故梅根监”，认为“永丰监”或为“梅根监”是不正确的。“梅根监”是在原属铜陵的梅根地区，距池州府（贵池）东五十里，而“永丰监”在府东北二里，显然不是一回事。宋废“梅根监”，而移出铜陵新设“永丰监”铸钱，也印证了宋时铜陵地区古代铜业发展有所衰减。

明嘉靖《铜陵县志》关于南唐置监设场于铜官山下的记载

北宋《元丰九域志》关于设置永丰监的记载

但炉火并未熄灭，宋时铜陵地区的铜矿开采与冶铸仍具有重要地位。根据清朝学者徐松编辑的《宋会要》记载，池州“永丰监”是北宋至道二年十月新置，每年铸钱四十万贯，最多时达四十四万五千贯，成为当时全国四大铸钱监之一，每年用铜量达三十四万五千斤（172.5吨）。监所虽不在铜陵，但就在邻近、相距不远，恐也主要考虑附近为产铜区（包括铜陵及其铜山地区）。《宋会要》食货篇就明确记载“池州铜陵县（生产）三千六百十四五斤八两（铁）赴本县浸铜”、“（生产）胆铜一千三百九十八斤”。“胆（膽）铜”，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湿法炼铜技术产物，利用硫酸铜溶液（古称“胆水”）与铁发生置换反应，析出金属铜，因原料“胆水”得名，是宋代铜冶炼的核心技术之一。在“永丰监”未置之前，铜陵生产的铜还远供饶州“永平监”铸钱。根据《宋会要》的记载，铜陵铜产量虽不多，但仍有矿山开采，并采用胆水浸铜法炼铜。

清《宋会要》关于永丰监铸钱和铜陵县胆铜产量的记载

宋以后，元、明、清三朝，关于铜陵地区铜矿开采和冶铸之事的记载较少，《元史》《明史》《清史》均未提及。有学者认为，“南宋以后，主要由于受到浅地层矿床开采殆尽、胆水浸铜法兴起、两宋之际社会动荡及纸币大兴等因素的影响，铜陵地区大规模的铜矿采冶基本停止”（摘自《皖江铜文化》）。元末明初当涂人陶安《过铜陵》诗句“铜坑容凿矿，炭户晓担薪”，就描写了只留采矿遗坑的萧条景象。

近现代再兴盛

进入近现代，随着采矿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铜陵地区铜业发展又再次兴盛起来。1900年，英国官商趁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之际，与清政府外务部签订了开采铜官山矿的《合同》，但英商在规定时间内并未开采，却拒不交回开采权。铜陵人民与英国官商展开了长达十年的斗争，直到1910年才收回矿权。1938年，日军侵占铜官山，疯狂掠夺开采铜矿资源。抗战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矿区儿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护矿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29日，第一次全国有色金属工作会议决定将铜官山铜矿列为全国重点开发的铜矿。1952年6月，新中国自行设计建设的第一座大型铜矿——铜官山铜矿正式出矿。1953年5月1日，铜官山冶炼厂冶炼出第一炉铜水、第一块铜锭，标志着新中国第一个铜工业基地的形成。1957年，铜料、粗铜产量首次双双突破万吨，约占当时全国产量的47.4%。此后，井边铜矿、铜山铜矿、狮子山铜矿、凤凰山铜矿、金口岭铜矿相继投产，铜业发展步入快车道。1996年，诞生中国铜工业板块第一股“铜都铜业”。2012年，铜陵有色集团销售收入突破千亿元大关，成为安徽省首个销售收入超千亿的企业。2019年，铜陵有色首次进入世界五百强。此后，连续多年上榜，2025年位列第451位。

结语

纵观铜陵采冶铜的历史，3500年炉火不息，见证着中华文明的璀璨与辉煌，也奠定了铜陵在铜业发展中的地位，铜陵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铜都”。新时代、新征程，做大做强首位铜产业，铜陵又开启向打造“世界铜都”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行。

来源：铜陵社科苑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