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与舒群两位大作家的交集

摘要：总有人对我说，现在AI很神奇，可以解决写作中所有问题。我试着用了，输入“周立波与舒群”，结果是：未有明确记载他们之间有过直接合作。但据我掌握的资料，他们不仅有合作，而且还有一段很密切的交往。

总有人对我说，现在AI很神奇，可以解决写作中所有问题。我试着用了，输入“周立波与舒群”，结果是：未有明确记载他们之间有过直接合作。但据我掌握的资料，他们不仅有合作，而且还有一段很密切的交往。

周立波是湖南作家，著有《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名著；舒群是东北作家，以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崛起于30年代上海文坛。一南一北两位作家，就是在上海结缘。

舒群早在1932年就在哈尔滨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活跃在东北文艺界，在《国际协报》《哈尔滨商报》《大同报》发表了许多诗文。

1934年3月，舒群与组织失去联系，离开哈尔滨到青岛。1934年秋，青岛出了内奸。8月中秋节，国民党蓝衣社搞了一次大搜捕。青岛地下党组织尽遭特务破坏，舒群等被捕入狱。1935年春获释后，他去烟台，两个月后流落到上海。1935年他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年底，恢复了党的关系。1936年《没有祖国的孩子》刊于傅东华主编的《文学》杂志5月号上。这是他的第一篇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从此，他开始署“舒群”笔名。

周立波

舒群去上海前，周立波已经以评论家的身份活跃在几家大型报刊。周立波注意到这位新来的东北作家，在《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的回顾——丰饶的一年间》（载上海《光明》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号）中写到：

今年创造力最丰富的新作家是舒群。在《文学》五月号发表了他的《没有祖国的孩子》以后，立刻被许多的人认识了。他描写失掉了祖国的被蹂躏，被歧视的人们的生活，描写游击队和蒙古人反抗和作战的故事，九·一八以后的东北学生的爱国行动，狱中的生活。他的人物很单纯，很直率，勇敢；有着独立的人格，倨傲的心情，这和亡国奴相的“恐日病者”的心理，恰恰是一种对置。他的人物的另一特性是对于一切加于民族和自身的压迫，不能忍耐，这和我们许多同胞对于异族的任何迫害和侮辱怀着奴性的容忍的特性又完全不同。争取解放的中国民族，正需要这样的人物，舒群的小说得到许多读者的爱护，决不单单是因为他的明快，新鲜，大部分是因为他描写了现在正需要着的这种民族解放运动的动力的缘故。

舒群亲历了亡国的痛苦，目击了土地丧失人民流离的情景和敌国汉奸的残暴的行动，以及许多亲友的战死，他的爱国的思想和情情，是在他的生活和斗争中滋长起来的，非常自然，而又带着大的感彻力。在《没有祖国的孩子》里孩子们看见中国的旗子换上了“满洲国”国旗的时候，他们对祖国的旧旗感到了无限爱惜和怀念，竟扑到储藏室的玻璃窗上去看那丢在角落里的旗子。这种情绪象本能一样的自然，而又很使人感慨。

在充分肯定舒群小说的优点长处之后，周立波又指出：

舒群的风格很明朗，朴素，却缺少含蓄，并不深湛。他最注意情节，忽视习惯和心理的仔细描写，他的结构带着传奇式的色彩，常常把全篇的焦点，放置在最后，有许多短篇，要是去掉它的最后一句，全篇常常会变得没有意思，或是变成一种和存留着末句时完全两样的意思，象《已死的与未死的》，《独身汉》都是这样。他的这种经营，是费了苦心的。但是一味注重这一方面的发展，而放松生活细节的描写，是不够反映生活的。而且为了要把生活装进一个框子里，常常会把它写成种种奇遇和巧合，奇遇和巧合在人生中当然可以发生，却常常不是普遍的，描写它，很难创造时代的典型。

最近，我觉得舒群的作品还有一个小小的缺点，他有几篇小说，带着几分Erotic（色情的——笔者注）的倾向，象《农村姑娘》，《萧苓》，甚至于《蒙古之夜》，都患着这种毛病，这是要妨碍他的社会主题的明确性的，他应该把主题抓得更紧，减少一些和主题发展没有关系的关于女人的挑拨的描写。

在文章最后，周立波写到：听说舒群在写中篇和长篇了。我很希望他能够写出一首义勇军游击战的日常生活和战斗的伟大叙事诗，把义勇军的宝贵经验和教训，把它的活动的种种困难和克服这种种困难的方法描写出来，使作品成为美丽的歌，也成为教育群众怎样去战斗的有力的工具。

既肯定优点，也指出不足，又提出希望，周立波体现了文学评论家应有的态度。

从上文看不出周立波与舒群是否见过面，但是已经有了“文字之交”。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的著名作家与文化界人士大撤退，舒群赶往重庆。但到南京后，他因任务耽搁，便与周扬等10多人前往延安。走到西安办事处，林伯渠与周扬派他与周立波以随军记者的名义，去山西东南前线的八路军总司令部工作。与他们同行的还有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

1936年左联解散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上海的圈子瓦解了，剩下的朋友也疏远了。她感到政治上的窒息，所以她离开了上海。1937年1月，她正式接到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访问延安。到延安后，她在这段时间里会见和采访了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多位中共高级领导人。她撰写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成为世界了解朱德最重要的著作。经历了一系列风波后，她于1937年8月结束了在延安的日子。

离开延安后，怀着坚定支持中国革命的信念，史沫特莱渴望到更多能发挥她作用与能量的广阔天地去。她的第一站是国共合作期间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总部。她在这期间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和八路军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将这段经历载入她的许多文章和另一本向世界热情介绍中国革命的著作《中国在反击》中。史沫特莱后来接受了去山西前线访问的邀请，而当时她对随行的翻译感到很不满意，急需找一个新翻译，周扬便向她推荐了周立波。史沫特莱在《从西安到前线》一文中记述了他们的旅程：“我们一行中，有两位中国作家周立波和舒群，他们作为记者跟我一起去前线。”

1937年10月16日，周立波与舒群陪同史沫特莱从西安出发，从风陵渡过黄河到山西。周立波对于能陪同史沫特莱前往前线是非常兴奋的，这实现了他一直以来要参军的愿望。与他们同行的舒群后来回忆，周立波也许是因为第一次从军，倍感兴奋而忘了疲倦，常走到队伍前面，把他和史沫特莱落下一二里远。后来趁着休息，舒群骑着骡子赶上了他，并严肃地说，行军并一两天的事，不知道要走多远呢。可是周立波不听，只是向他笑了笑（参见邹理著《周立波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

同年12月20日，周立波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致信周扬，在信中描述了他一个多月的战地生活的见闻和感受，以及他对这种战地生活的热爱之情。26日，受任弼时委派，他再次作为翻译陪同当时美国驻华使馆参赞卡尔逊去晋察冀边区实地考察八路军抗日的情况。卡尔逊在山西八路军总部到周立波后，十分高兴，称遇到了“老熟人”。他第一次遇见周立波是1937年10月的西安，周立波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是一个很机敏小伙子，热心而且理性上非常诚实。我们之间发展了一种很深的友谊。”

周立波从山西洪洞高公村动身那天，舒群送行至野外。两个人至此分别。

舒群根据他与周立波这段经历征，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西线随征记》，1938年6月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发行。该书真实地记录了作家一路上所见所闻，有他与周立波在旅途中的一些细节描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