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赠诗《临江仙》，赞她“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毛泽东赠诗《临江仙》，赞她“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鲁迅评价她是“唯一的女性作家，表现了中国女人的灵魂的深”。

茅盾称她的文字“充满了热情”，“抓住了‘时代女性’的心”。

周扬批判她“历史不清白”，“反党”，是“叛徒”。

人们批评她“生活作风问题”，延安时期甚至有匿名文章影射其“以色相勾引男性”。

这个被视为“矛盾的集合体”的“经典作家”，究竟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革命故事？又是怎样的情感纠葛，让她在时代的洪流中，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1924年，20岁的丁玲带着对文学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来到北平。

“我到北京是为了念书……到了北京，我不想谈恋爱。”

事与愿违。正当她深陷弟弟夭折的情感低谷时，《京报》编辑胡也频来到了她的身边。他被丁玲的才情和独特气质深深吸引，用大纸盒装满玫瑰，附上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

这位来自福建的青年诗人以近乎偏执的热情追求丁玲。丁玲回乡奔丧，只带了一套换洗衣裤的他，竟然历尽艰难追随到了湖南常德。他“千里追爱”的浪漫瞬间打动了丁玲，两人陷入热恋。

他们书信往来，带着文学与革命的双重烙印。

胡也频在信中称丁玲为“莎菲”（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主角），写道：“你的文字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灵魂深处的大门，我渴望走进你的世界，与你一起追逐文学的梦想。”

丁玲说：“你从一种极颓废、消极、无聊赖的生活中救了我”，“有你爱我，我真幸福，我会写文章的”，“和也频在一起的日子，虽然贫穷，但充满了希望和快乐，他就像我生命中的一束光，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

1925年春天，两人搬到香山碧云寺旁的小屋同居。

他们相知相契，会因为贪恋风景耽误赶路，被赶驴人笑称“两个疯癫的文化人”；会因为眷恋天上新月，在玉泉山小河边坐到半夜。

他们一起漫步在北平的街头巷尾，谈论着文学、理想和未来。胡也频对丁玲呵护备至，尽管生活清苦，两人相互扶持，共同为文学梦想努力奋斗。

但现实很快击碎了诗意。

胡也频的诗集《圣徒》无人问津，丁玲的稿费常常被拖欠，两人一度靠典当衣物维持生计。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里写下对爱情的迷茫：“我真的不懂得什么叫爱了，我只觉得心里像火烧一样。”

胡也频读懂了她的挣扎，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冰之是一个需要飞的人，而我，甘愿做她足下的泥土。”

这一年冬天，丁玲认识了“穿灰布棉袍，戴圆框眼镜，像个乡下教书先生”的冯雪峰。

这个其貌不扬的北大才子思想如闪电：“文学应当成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劈开了丁玲精神的黑暗，她瞬间被征服：“他的声音像磁石，把我的心吸得生疼。”

“我和雪峰之间，有着一种超越世俗的情感，我们的灵魂仿佛是相通的。”

在北四川路的咖啡馆里，丁玲听冯雪峰讲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冯雪峰则为丁玲修改小说手稿。

一个夏夜，他们沿着苏州河散步，冯雪峰突然停下脚步：“冰之，你像一团火，烤得人不敢靠近。”

丁玲抬头看他，见他耳尖通红，突然笑出声：“那你是想做飞蛾，还是想做灭火器？”

两人的精神共鸣，催生了“民国文坛最离奇的爱情实验”——

1928年夏，在西湖葛岭路14号的庭院里，丁玲提出“三人同居”的惊世方案。她白天与冯雪峰讨论文学，夜晚在两个男人的房间轮流过夜。

沈从文在《记丁玲》中记录了这段荒诞又诗意的生活：

丁玲：“雪峰，《神曲》里的地狱篇你译到第几章了？”

冯雪峰：“但丁在地狱门口写的那句‘进来的人，放弃一切希望吧’，恰是我们这代人的写照。”

胡也频突然闯入：“老冯，你昨天说的‘革命浪漫主义’，是不是就是我们这种生活？”

丁玲塞给胡也频烤红薯：“封口费！”

这种三人行的日子持续了三个月。

胡也频看着两人眼中的光芒，嫉妒让他发狂。他对丁玲说：“如果你们需要更广阔的空间，我可以暂时离开。”

丁玲抱着他哭道：“我们谁都不要离开，我们要一起走下去。”

冯雪峰深知丁玲的处境，他痛苦地选择了离开，前往浙江老家。

丁玲难以割舍这份情感，在暴雨夜写下《不算情书》：

“我望着墙，白的；我望着天空，蓝的；我望着冥冥之中，浮动着尘埃，然而，那些东西因为你，因为我们的爱变得亲切。”

“在和也频的许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个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怀里一次，你的手放在我心上。”

她甚至追到浙江，与冯雪峰度过了一段短暂而美好的时光。最终，还是回到了胡也频身边。

1928年，丁玲与胡也频来到上海，加入了左翼文学阵营。霞飞路的亭子间，是他们温暖的爱巢，也是左翼文学如火如荼的战场。

他们的生活更加忙碌，但感情却愈发深厚。然而，革命的道路充满了艰难险阻。

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在上海东方旅社被捕。

丁玲心急如焚，抱着出生仅三个月的儿子胡小频（后改名蒋祖林），四处奔走营救。

她对友人说：“我不能失去也频，他是我的生命，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2月7日，胡也频与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被秘密杀害于龙华警备司令部。

临刑前，他托难友带出一张烟盒纸，上面用铅笔写着：“我并不害怕，只是担心你和孩子。”

丁玲收到时，烟盒纸上还有未干的血迹。

丁玲的世界瞬间崩塌，她陷入了无尽的痛苦和绝望之中。

她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中写道：“从此，我不再相信世界上有单纯的幸福，也不再相信爱情可以脱离时代而存在。”“他的死，带来了我生命的大转折。”成为她投身革命的重要精神动力。

冯雪峰在《关于丁玲》一文中回忆：“她抱着儿子蒋祖林来找我，说‘我要把孩子培养成也频那样的战士’。”

丁玲则在《魍魉世界》中记录了这段对话：

丁玲：“雪峰，我要加入共产党。”

冯雪峰：“入党不是浪漫的选择，是要准备流血的。”

丁玲：“我早已流干了个人情感的血。”

在她最脆弱的时候，翻译冯达走进了她的生活。冯达常去看望丁玲，陪她看朋友、买东西。

丁玲后来回忆：“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她在《我所认识的冯雪峰》中说：“雪峰说我需要一个生活助手，冯达就成了这个助手。”

1931年的初冬，两个孤独的年轻人开始了共同生活。

1933年，他们搬进公共租界昆山花园路7号，可安稳日子没过多久。

5月14日，丁玲在上海寓所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她后来在《魍魉世界》中回忆：“当在被捕现场看到与特务站在一起的冯达时，我不能不感到惊奇和疑惑。”

被捕后，丁玲与冯达被秘密押往南京，软禁于明瓦廊曹公馆。一年后，丁玲和冯达生下女儿蒋祖慧。

软禁期间，丁玲从未放弃自己的信仰：

特务：“丁女士，写篇反共文章即可自由。”

丁玲：“我只会写小说，要不写篇《南京十日谈》？”

冯达在旁低语：“冰之，别激怒他们。”（《魍魉世界》）

1934年，冯达接受国民党中统翻译工作，丁玲与他彻底决裂：

“你以为穿上中山装就能洗白？你是根墙头草，风往哪边吹就往哪边倒！”（王增如《丁玲传》）

“我与冯达已形同陌路。他每日西装革履出门，我抱着女儿冷笑：‘这就是你要的革命？’”（丁玲1934年写给友人的信）

丁玲被捕期间，冯雪峰冒险参与营救。他化名“李允生”，通过鲁迅联系宋庆龄，还自掏腰包接济丁母。

1936年秋，丁玲带着两岁的女儿，在中共地下党帮助下逃离南京，经西安到达陕北苏区。临行前，她在冯达西装口袋留下字条：

“我走了，孩子姓蒋。你我恩怨，到此为止。”

丁玲抵达延安时，冯雪峰已结婚生子。

两人在清凉山偶遇，丁玲望着冯雪峰褪色的军装，轻声说：“我们像两颗流星，短暂交汇后各自坠入不同的轨道。”

1938年夏，被毛主席誉为“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丁玲，在延安窑洞前的枣树下，见到了比她小13岁的陈明。他在高尔基纪念演出中饰演伯惠尔。

丁玲说：“你演的伯夏，在舞台上从容不迫，很难得！”

陈明回忆：“她说话像机关枪，直接打进人心里。”

一眼相中陈明的丁玲在蓝家坪“招聘”陈明：“小陈，你看，我这个单身宿舍缺个警卫员。”

“我是宣传股长。”

“那就兼着！”

这段被沈从文写入《记丁玲续集》的对话，成了革命年代“以工作之名靠近”的浪漫注脚。

可是，巨大的年龄差距让他们饱受非议。陈明不堪压力，和剧团一位女演员结婚，可是这段婚姻仅维持一年，在妻子临产前，陈明因无法忘怀丁玲而提出离婚。

1942年春节期间，经组织批准，丁玲与陈明在延安结婚。此后，他们携手走过了许多艰难岁月，无论是被隔离审查、被划为右派到农村劳动改造，还是历经十年动荡，陈明始终陪伴在丁玲身边。

1942年整风运动中，丁玲因《三八节有感》受到批判，陈明在小组会上拍着桌子说：“丁玲同志的作品，哪一句不是在为老百姓说话？”

这一年，丁玲向丈夫陈明坦白了与冯雪峰的过往，陈明握着她的手说：“过去的事就像流水，咱们往前看。”

同年，冯雪峰在重庆得知丁玲受批判，连夜写下《论丁玲的》，为她辩护：“她的作品里燃烧着的，是一个觉醒女性对光明的渴望，这种渴望，恰恰是革命最需要的精神力量。”

此时的冯雪峰已身患肺病，咳血不止，却仍在为那个远在西北的女子据理力争。

1948年，丁玲在河北涿鹿县温泉屯体验生活，陈明陪着她住老乡的土炕，帮她整理素材。

一天深夜，丁玲写完《桑干河上》最后一章，抬头看见陈明趴在桌上睡着了，睫毛上还沾着草屑。她轻轻给他披上棉衣，忽然想起胡也频说过的话：“真正的爱，是让对方成为更好的自己。”

1955年，丁玲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北大荒劳动。

陈明放弃北京的工作，陪她去了黑龙江垦区。

在零下三十度的荒原上，他学会了赶马车、修农机，双手冻得裂开血口，笑着对丁玲说：“咱们这是‘夫妻双双把荒垦’，比《天仙配》还带劲。”

1979年平反后，丁玲在《牛棚小品》中写下陈明为她做的一切：

“他会把我爱吃的窝头藏在棉袄里，会在我挨批斗后给我揉肩膀，会在深夜里听我哭着回忆过去。他不是诗人，不会说漂亮话，但他的爱，像北大荒的黑土地一样深沉。”

1986年，丁玲病重，生命垂危之际，她向陈明索要亲吻 ，之后面带微笑离世。他们相濡以沫走过了44年。

丁玲逝世后，陈明用了十年时间整理她的文稿，在每一本相册里写下注解。

“人总是要灭亡的，但在灭亡之前，应该让生命燃烧起来。”（丁玲语）

丁玲的生命的确如火焰般燃烧过，在爱欲的漩涡里挣扎过，却始终没有迷失方向。

她与胡也频的炽烈爱情，与冯雪峰的灵魂共鸣，与冯达的困境挣扎，与陈明的长相厮守，四段情缘如同四重奏，在20世纪中国的血色黎明中，谱写出一个女子用生命丈量理想与爱情的磅礴史诗。

她就是扑向灯火的飞蛾，宁可焚身也要追寻那簇光明。

那些被后人津津乐道的雷人情史，不过是她革命人生的注脚，而真正值得铭记的，是她用一生书写的、关于爱与信仰的壮丽诗篇。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