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 世纪 30 年代是上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高峰，许多观点将其归咎于经济萧条，而鲜有人探讨的是，国际贸易与国际货币制度不可分割，国际货币制度既是当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动因之一，也是推动经济复苏、重返自由贸易的关键所在。
20 世纪 30 年代是上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高峰，许多观点将其归咎于经济萧条，而鲜有人探讨的是，国际贸易与国际货币制度不可分割，国际货币制度既是当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动因之一，也是推动经济复苏、重返自由贸易的关键所在。
从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来看，金本位下国际收支的持续失衡，和固定汇率制对国内货币政策的掣肘，是美国选择提高关税的诱因之一。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经济快速扩张，使得美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工业国的相对价格上涨。在金本位的物价-现金流动机制下，美国相对价格的上升会导致出口的下降，从而引发黄金外流，给经济带来了通缩的压力，进而引发了初期的衰退。与此同时，一战后国际环境不确定性的加剧使得各国争相获取实物黄金，从而令美国无法通过传统的金本位国际收支调节机制恢复出口。而受制于金本位，美国也无法通过扩张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为了缓解净出口下降和黄金外流的进一步加剧，美国最终选择了大幅提高关税。
在美国实施《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之后，其他国家纷纷对美国采取了反制措施，进而显著推高了全球关税水平。在各国高筑贸易壁垒后，全球贸易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全球的经济衰退也进一步加深。
从经济复苏的进程来看，较早放弃金本位的国家，更快地从大萧条中复苏。各国也逐步意识到金本位下的固定汇率是经济萧条的症结所在，英国等欧洲国家率先放弃了金本位制并令本币贬值，而这些较早放弃金本位的国家也更快地从大萧条中获得复苏。在罗斯福上台后，美国也放弃了金本位制。在全球主要国家都放弃金本位后，各国的货币供应规模都有显著的增长，这也为经济复苏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货币供应扩张后，英、美两国分别通过增加房屋建造和公共投资的方式将廉价的货币投入实体经济以拉动需求，最终促成了经济的复苏。
历史正在回响。当前美元特殊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使其孪生赤字长期持续并扩大。其它经济体对储备货币的需求，需要通过美国的贸易逆差来满足，美元难以充分发挥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债台高筑使投资者对美元信用的信心出现裂痕。或许，新一轮国际货币制度的重构已经揭开了序幕。
1930 年，美国胡佛政府颁布了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该法案使美国在已有的高关税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关税范围和关税水平，使得美国应税产品的平均关税水平从 1929 年的 41.1%最终上升至 1932 年的 59.1%（Irwin，2011）。法案颁布之后，其他国家纷纷发起了强烈的抗议和关税报复，掀起了全球贸易保护浪潮，从而引发了席卷全球的贸易战。
1930 年代的贸易战肇始于美国《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颁布，而美国实施关税保护的政策目的主要是缓和 1929 年开始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带来的冲击。因此，为探究 1930 年代美国发起贸易战的起因，我们需要分析美国大萧条产生的原因。
已有研究对于大萧条产生的原因的归纳包括美国股票市场泡沫破裂、美国收入分配失衡等，其中，Friedman & Schwartz（2008）、Meltzer（1976）则从金本位制和通货紧缩的视角作出了分析，该观点也成为解释大萧条成因的重要理论。
Meltzer（1976）指出，由于 1920 年代美国经济扩张速度远超其他主要工业国，美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价格上涨。金本位制存在物价-现金流动（price-specie flow）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机制，美国相对其他国家相对价格的上升会导致出口下降，从而引发黄金外流。黄金的外流给经济带来了通缩的压力，进而引发了初期的衰退。
而在传统金本位制下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中，黄金流出会使得国内价格下跌，从而再次促进出口增长使国际收支恢复平衡。但这一机制的成立需要各国共同维护国际货币体系，保障黄金在各国间的顺畅流动。但在一战后，国际政治和金融状况高度不稳定，随着不确定性的加剧，各国争相获取实物黄金，包括对各国央行持有的黄金的挤兑（Bernanke，2022），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失灵。
在此背景下，美国一方面无法通过国际收支调节机制恢复出口，另一方面受制于金本位制，无法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由此，美国经济进一步陷入了衰退。此时，在维持金本位制的前提下，为了缓解净出口下降和黄金外流的进一步加剧，美国选择了大幅提高关税这一政策途径（Eichengreen& Irwin，2010）。但更高的关税水平和美联储坚持金本位制的做法导致了美国经济的进一步通缩，最终持续陷入大衰退的泥沼（Friedman & Schwartz，2008）。
在美国实施《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之后，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纷纷对美国征收关税。法国在《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商议阶段便提出了抗议和反制措施，其于 1930 年 4 月将汽车关税由价值基准改为重量基准，这些税率变化导致美国车型进入法国的价格上涨近 50%。法案正式生效后，意大利于 7 月 1 日大幅提高对美国汽车关税，加征幅度超过 100%。西班牙于 7 月 23 日提高汽车、摩托车、缝纫机等商品关税，对汽车的加征关税幅度在 100%-150%。加拿大于 1930 年 9 月通过了一项“紧急关税”，对从美国进口的主要商品加征 50%关税（Mitcheneretal.,2022）。英国在《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实施之初仍坚持自由贸易政策，但随着其他经济体高企关税壁垒，英国的经常账户持续恶化，最终于 1931 年 11 月实施《非常进口税法（Abnormal Importation）》，对于一些特定商品征收歧视性的高关税，于 1932 年 2 月通过了一个新的进口税法案，规定对所有进口商品增收 10%从价关税（孙玉琴，2012）。在各国纷纷加征关税后，全球平均关税在 1930 年后大幅上升。
全球关税的上升叠加大萧条给国际贸易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冲击。根据 Federico&Tena-Junguito（2017）的统计，以现价美元计价，全球出口金额在 1929-1933 年间下降了 55.4%，美国出口金额下降了 68.1%，欧洲的出口金额下降了 53.3%。
贸易的衰退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的衰退，各主要经济体在 1930 年后都经历了经济负增长。美国、英国、德国在 1929-1933 年间的年均 GDP 增长率分别为-7.4%、-0.6%和-5.3%。经济衰退下，各国失业率显著攀升，1933 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失业率分别录得 24.9%、13.9%、14.8%、14.1%，较 1929 年上升了 21.7、6.7、8.9、13.1 个百分点。同时，各国也经历了严重的通货紧缩，美国、英国、德国在 1929-1933 年间的年均 CPI 同比分别为-6.8%、-3.0%、-6.3%。
在贸易战引发全球经济持续萧条后，各国开始逐渐转变政策方针，试图将经济从危机的泥沼中拖出。根据前文所述，坚持金本位制约了一国的货币政策空间，使得一国政府难以通过扩张的货币政策促使经济复苏。金本位下的固定汇率是经济萧条的症结所在，因此放弃金本位而使本币贬值成为各国率先实施的政策措施。
1931 年 9 月，英国宣布放弃金本位，英镑贬值 30%，到 1935 年，英国的汇率相对于 1929 年的黄金平价贬值了 141%。一些与英镑汇率挂钩较为紧密的国家，如丹麦、瑞典、挪威等国也随之放弃了金本位，将货币贬值（Eichengreen&Sachs,1985）。此举有效地扩大了货币供给，缓解了通缩压力，同时提升了出口竞争力，从而推动了放弃金本位国家的经济复苏。Eichengreen&Sachs（1985）的研究发现，相较于坚持金本位制的国家，那些较早放弃金本位并进行货币贬值的欧洲国家，能够更快地从大萧条中复苏。从各国 GDP 增速的变化也可以看到，1929-1935 年欧洲国家汇率贬值幅度和经济复苏状况成正比。
在英国放弃金本位之初，美国仍坚持金本位，经济陷入通缩-衰退的螺旋困境。经济的持续低迷引发美国民众对胡佛政府的不满日益高涨，最终在 1932 年的总统大选中，胡佛大败于罗斯福。同时，民主党在参、众两院的席位也相较于 1930 年中期选举一举逆转，对共和党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罗斯福上台后，随即在 1933 年 3 月和 1934 年 1 月实施了《紧急银行法》和《黄金储备法》，逐步放弃了金本位制。在主要国家放弃金本位后，出口便开始逐步复苏。率先放弃金本位并贬值货币的英国，其出口复苏相对更快，1933 和 1934 年英国的出口同比分别为 21.8%和 27.9%，而美国同期的出口增速为 4.5%和 27.5%。
在全球主要国家都放弃金本位后，各国的货币供应规模都有显著的增长，从而为促进经济复苏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放弃金本位使得英国和美国的货币供给得以扩大，英国 1935 年 M1 规模较 1929 年提高了 21.7%；美国陷入通缩的程度更深，但 M1 也在 1933 年触底后回升，在 1936 年较 1929 年提升了 11.3%。
在扩大货币供给后，经济复苏仍需要一个将廉价货币传导至实体经济的渠道。英国的这一传导渠道是房屋建设。在房屋建造成本和购房成本双双下降的促进下，英国建造的房屋数量从 1931-1932 年的 133000 套增加到 1934-1935 年的 29.3 万套。到 1934 年，房屋建设为经济活动贡献约占 1932 年至 1934 年间 GDP 增幅的三分之一（Crafts&Fearon，2013）。美国则迎来了著名的罗斯福新政，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增加公共投资以推动经济复苏。
美国在放弃金本位后，1934 年 6 月美国两院通过了《互惠贸易协定法》，该法案对 1930 年关税法进行了修订，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授权和外国政府或机构进行关税协定谈判，在不经过参议院批准的情况下，总统可以与外国政府签订贸易协定，对现行关税和其他限制贸易措施的修改，但调整幅度上限为 50%；二是遵循关税的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原则。《互惠贸易协定法》通过后，从 1934 年到 1939 年，美国与其他国家总共签署了 22 个旨在降低各自关税的贸易协定（谈谭，2010），美国征税商品的平均关税率由 1932 年的 59.1%下降至 1939 年的 37.3%。在美国开启双边贸易自由化后，其他国家在经济衰退中也认识到了贸易保护的弊端，逐步转向寻求协商和合作来促进贸易发展，20 世纪 30 年代的全球贸易战逐步终结。
通过回顾 20 世纪 30 年代的贸易战，我们可以发现，国际货币制度既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动因之一，也是推动经济复苏、重返自由贸易的关键。从贸易保护主义的成因来看，面对大萧条，金本位不能充分调节国际收支的失衡，固定汇率亦对国内政策形成掣肘，导致各国对金本位体系的信心动摇，是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大幅提高关税的诱因之一。从经济复苏的进程来看，坚持金本位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通缩，使得美国经济持续陷入萧条。而那些较早放弃金本位并进行货币贬值的欧洲国家，更快地从大萧条中获得复苏。
这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有着重要的启示。美元特殊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使其孪生赤字长期持续并扩大。其它经济体对储备货币的需求，需要通过美国的贸易逆差来满足，美元难以发挥调节本国国际收支的功能。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债台高筑使投资者对美元信用的信心出现裂痕。或许，新一轮国际货币制度的重构已经揭开了序幕。
此外，在获得自主的国内货币扩张空间后，还需要有将货币传导至实体经济的渠道配合，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复苏。当前普遍的观点认为，1930 年代初期美联储紧缩的货币政策令美国经历了更长时间的经济萧条。而相对地，英国在 1931 年放弃金本位后便迎来了货币供给的上升，这一举措也使得英国更早地迎来了经济的复苏。从英、美的复苏历程也可以看到，在货币供应扩张、货币价格下降后，两国分别通过增加房屋建造和公共投资的方式将货币投入实体经济以拉动需求，最终使本国经济走出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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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谈谭，美国 1934 年《互惠贸易协定法》及其影响，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0 年第 5 期，66-72。
[12]孙玉琴，大萧条时期美国贸易政策与中美贸易，美国研究，2012 年第 1 期，113-123。
来源：兴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