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红星机械厂，就是这股风里一个不起眼的零件。厂子不大，百十来号人，生产的都是些标准件，齿轮、轴承，没什么技术含量，但也饿不死人。

风吹在人脸上，还带着点计划经济年代特有的、凛冽的严肃。

我们红星机械厂，就是这股风里一个不起眼的零件。厂子不大，百十来号人，生产的都是些标准件，齿轮、轴承，没什么技术含量，但也饿不死人。

我叫李卫国，二十六岁，是厂里车工组的骨干。这名头不是我自封的，是老师傅们喝着小酒时，拍着我肩膀说的。

“卫国这孩子，稳当，那双手就跟卡尺一样，报的数，一个丝都不带差的。”

我师父，杨大山，厂里技术科的“定海神神针”，最爱这么夸我。

我听着，嘴上不说，心里头是热的。在这年头，手艺，就是一个男人的腰杆子。

厂里的日子，就像车床上的齿轮，一环扣一环，单调，但有规律。每天早上听着广播里的《东方红》进厂，晚上就着昏黄的路灯回家，两点一线，像钟摆一样精准。

这样的日子，在陈雪岩来的时候，被彻底打乱了。

她是从市里“空降”下来的新厂长。

三十出头，穿着一身和我们这些灰蓝色工装格格不入的、剪裁得体的确良衬衫，头发齐耳，眼神亮得像探照灯。

她不像个厂长，倒像个电影里的女干部。

第一次全厂大会，她站在主席台上，没念稿子，声音清清冷冷的。

“我叫陈雪岩。从今天起，红星机械厂，我说了算。”

台下一片寂静，连咳嗽声都憋了回去。

“我知道大家习惯了按部就班，但时代在变。往后，厂里要立新规矩。第一，考勤，迟到早退一分钟，扣半天工分。第二，质量，次品率必须下降五个百分点，谁的活儿出了问题，谁自己担责。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取消‘大锅饭’，搞计件工资，多劳多得。”

这几句话，像几块石头砸进了平静的池塘。

工人们嗡嗡地议论开了。

“计件？那不是累死人？”

“这女的谁啊？一来就放三把火，想烧死我们？”

我旁边的赵刚，钳工组的，撇着嘴小声说：“卫国，你看这儿，细皮嫩肉的，懂个屁的机械。”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台上的陈雪岩。

她的目光扫过全场，没有一点退缩，好像把我们每个人的心思都看透了。

那天之后，厂里的空气都变了。

以前，大家干活累了，凑在一起抽袋烟，唠唠嗑，磨磨洋工，没人管。现在，陈雪岩抱着个本子，在车间里一圈一圈地转，那双眼睛，比我们车床上的探针还准，谁偷懒，谁的零件尺寸不对，她一眼就能看出来。

赵刚第一个吃了瘪。他做的几个轴套，内径差了两个丝，搁以前，对付一下也就出厂了。

陈雪岩拿着游标卡尺，当着全组人的面，把那几个轴套“哐当”一声扔进了废料筐。

“红星厂不养闲人，更不养废人。这些，从你赵刚的工分里扣。”

赵刚的脸，红了又白，白了又青，最后硬是没敢吱声。

从那以后，大家干活都提着一口气。车间里，除了机器的轰鸣，再也听不见闲聊的声音。

我师父杨大山私下里跟我说：“卫国，这陈厂长，是把好刀，就是太快了，容易伤着人，也容易伤着自己。”

我点点头。

我心里对陈雪岩，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讨厌。我只知道，我的活儿，经得起任何人的检验。只要我手里的零件不出错，她的规矩再多，也管不到我头上来。

我每天还是第一个到车间，最后一个走。开机前，先用棉纱蘸着机油，把我的那台沈阳产的C616车床擦得锃亮。那台车床，就像我的老伙计，我懂它的脾气，它也听我的使唤。

陈雪岩来过我工位几次，每次都只是站着看，不说话。

她看得很仔细，看我怎么对刀，怎么走刀，怎么用手去感知那零点零几个毫米的震动。

有一次，她忽然开口问：“李师傅，你这活儿，跟谁学的？”

我头也没抬，专心致志地看着旋转的工件，嘴里应着：“我师父，杨大山。”

“杨师傅是老技术员了，”她说，“但他的有些方法，旧了。”

我的手一顿，车刀在零件表面划出了一道极浅的痕迹。

我抬起头，第一次正眼看她。

她的眼神很平静，像一潭深水。

“新设备，新材料，都需要新方法。光靠经验吃饭的时代，快过去了。”她说完，转身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愣在原地，心里头五味杂陈。

旧了？我师父教我的，那都是几十年经验的结晶，怎么就旧了？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脑子里，一边是师父那张布满褶子的脸，一边是陈雪岩那双清亮得有些过分的眼睛。

我感觉，有什么东西，正随着机器的轰鸣声，悄悄地改变了。

第2章 一斤五花肉

日子在机油和铁屑的味道里，一天天滑过去。

转眼，入了冬。北方的冬天，干冷干冷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

我儿子小军，那年五岁，身子骨弱，入冬就染了风寒，发高烧，咳得小脸通红，整宿整宿地睡不着。

我媳妇秀兰，急得直掉眼泪。

我带着孩子去区里的医院，挂了三天吊瓶，烧才退下去。

医生是个老中医，摸着小军的脉，叹了口气，说：“孩子底子虚，病刚好，得好好补补。有条件的话，弄点肉吃，养养气血。”

“肉”，在1978年，是个金贵词儿。

那时候，什么都凭票。粮票、布票、油票，还有一个月才能见着一张的肉票。一张肉票，半斤。

我和秀兰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一个月不到六十块钱，要养活一家三口，还要省下钱给乡下的父母寄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家里的肉票，秀兰都攒着，轻易舍不得用。她说，得留着，等过年的时候，给孩子做顿饺子。

可现在，听了医生的话，秀兰二话不说，回家就把攒了三个月的六张肉票，从一个铁皮饼干盒里拿了出来。

她把票子一张张铺在桌上，用手抚平了上面的褶皱，眼神里，是心疼，也是豁出去了的决心。

“卫国，明天你去副食品店，把这三斤肉都买了。咱给小军炖肉吃，吃了他就有劲儿了。”

我看着那几张薄薄的纸片，心里沉甸甸的。这哪是肉票，这是我们一家子几个月的念想。

第二天，是个星期六，厂里只上半天班。

我盘算着，下了班就去副食品店，把肉买了，回家让秀兰炖上。晚上，就能让小军吃上热乎乎的红烧肉了。

光是想想那个香味，我的口水都快下来了。

那年头，馋肉，是刻在每个人骨子里的本能。

一上午，我干活都格外有劲。车床在我手里，好像也变得轻快了。

快到中午下班的时候，车间的大喇叭突然响了。

“请各班组长，技术骨干，立刻到三号车间开会。重复一遍……”

是陈雪岩的声音。

我心里“咯噔”一下，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十一点半了。开完会，再去排队买肉，还来得及吗？

三号车间里，气氛很紧张。

那台从德国进口的精密磨床，趴窝了。几个老师傅围着它，满头大汗，束手无策。

这台磨床是厂里的宝贝，专门用来加工出口的高精度零件。它要是停一天，厂里的损失就大了去了。

陈雪岩站在机器旁边，脸色铁青。

她看见我进来，直接点了我的名。

“李卫国，你来看看。”

我师父杨大山也在，他冲我摇了摇头，意思是，这活儿不好接。

我硬着头皮走上前，打开配电箱，又检查了传动系统，最后趴在地上，听了听轴承的声音。

问题找到了。是主轴里的一个关键齿轮，崩了两个齿。

这下麻烦了。这齿轮是特种钢，国内没得换，只能从德国订。一来一回，少说也得三个月。

我把情况一说，在场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陈雪岩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她盯着我，问：“没有别的办法？”

我想了想，说：“办法倒是有，就是……”

“说。”

“我试试，能不能把崩掉的齿，补上。”

“补？”赵刚在一旁嗤笑一声，“卫国，你当这是补锅呢？那是高精度齿轮，差一个丝，整台机器都得报废！”

我没理他，只是看着陈雪岩。

补齿，是我师父教我的绝活。用特殊的焊条，配合精准的控温，在崩口上堆焊，然后再用手工一点点把齿形修出来。这活儿，不仅要技术，更要耐心和感觉，稍有不慎，整个齿轮就废了。

我师父也只在喝醉了的时候，吹嘘过他年轻时干过一次。

陈雪岩沉默了很久，车间里安静得只剩下机器的散热风扇声。

最后，她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李卫国，你有几成把握？”

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说：“五成。”

其实，我心里连三成都没有。但我知道，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陈雪岩点了点头，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好。需要什么，你开单子，我批。今天，不，现在，你就开始干。修不好，谁也别想下班。”

她这话，是对所有人说的。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

我看了看墙上的钟，十二点已经过了。副食品店下午五点就关门了。

我的肉，我的红烧肉，我那眼巴巴等着吃肉的儿子……

第3章 厂长的考验

我的脑子“嗡”的一下，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

我几乎是脱口而出：“陈厂长，我……我想请个假。”

这话一出口，整个车间的人都愣住了，齐刷刷地看向我。

那眼神，有惊讶，有不解，还有赵刚那种幸灾乐祸的嘲讽。

在所有人的认知里，我李卫国，就是个老实巴交的技术工，从来都是厂里让干啥就干啥，从没说过一个“不”字。

陈雪岩也明显愣了一下。

她转过身，那双清亮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审视和不悦。

“请假？”她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小锤子，敲在我的心上，“李卫国，你没看见现在是什么情况吗？全厂的人都在等你。”

我攥紧了拳头，手心里的汗把拳头都浸湿了。

我低着头，不敢看她的眼睛，声音有些发颤：“厂长，我家里……家里真有急事。”

“什么急事，比厂里的生产还重要？”她追问，语气里已经带了些火气。

我能说什么？

我说我儿子病了，等我买肉回家补身子？

这话在当时那种“舍小家为大家”的集体主义氛围里，显得那么自私，那么上不了台面。

我一急，话赶话就说秃噜了嘴。

“我……我得回家吃肉，解馋。”

这话一出，我自己都想抽自己一个嘴巴。

周围响起一阵压抑不住的窃笑声。赵刚更是笑得肩膀一耸一耸的。

“吃肉解馋？李卫国，你可真行啊！厂里这么大的事，你就想着你那口肉？”

我窘得满脸通红，恨不得地上有条缝能钻进去。

我师父杨大山在旁边急得直跺脚，一个劲儿地给我使眼色，让我赶紧认个错，把话收回去。

可话已经说出口，怎么收？

我梗着脖子，站在那里，像个等待审判的犯人。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陈雪岩听完我的话，脸上的怒气反而慢慢散去了。

她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看了足足有半分钟。

那眼神很复杂，我看不懂。

就在我以为她要拍桌子骂人，甚至当场把我开除的时候，她忽然轻轻地笑了一下。

那笑容很淡，一闪而过。

然后，她说出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包括我，都惊掉下巴的话。

“好啊。”

她顿了顿，嘴角微微上扬，接着说：“想回家吃肉是吧？可以。不过，你那肉，得先让我尝尝鲜。”

整个车间，瞬间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傻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

一个年轻的女厂长，对一个男下属说，要尝尝他家的肉？

这话说得太有歧义了，太容易让人想歪了。

连我师父都张大了嘴，一脸的不可思议。

赵刚的脸上，则露出了那种男人都懂的、暧昧又嫉妒的坏笑。

只有我，在那一瞬间，忽然明白了。

我猛地抬起头，迎上她的目光。

她的眼神，清澈、坚定，没有一丝一毫的杂念。

我知道，她不是在开玩笑，更不是有什么别的意思。

她在给我出题，在考验我。

她要尝的，不是我家的那碗红烧肉。

她要尝的，是我李卫国的手艺，是我敢在全厂人面前夸下海口的底气。

她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你的“肉”——你的技术，得先让我这个厂长“尝”到甜头，我才能放心地把厂里最重要的设备交给你，才能批准你这个在任何人看来都荒唐无比的假。

想通了这一层，我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反而落了地。

我挺直了腰杆，看着她，一字一顿地回答：

“好！陈厂长，您就擎好吧。今天，我保证让您‘尝’到，也让这台德国机器，重新‘吃上肉’！”

我说完，转身就走向了那台趴窝的磨床。

身后，是陈雪岩嘴角那一抹不易察觉的、赞许的微笑。

第4章 焊花与肉香

那一刻，我感觉整个三号车间都成了我的战场。

周围的议论声、探寻的目光，全都被我隔绝在外。我的眼里，只剩下那个崩了两个齿的、比我儿子脸还娇贵的德国齿轮。

“给我拿0.8的铬钼合金焊条，要最好的。”

“乙炔瓶压力调到0.15，氧气0.5。”

“再拿一块废弃的45号钢，我要先试试火候。”

我沉着地发号施令，声音不大，但异常清晰。

刚才还对我冷嘲热讽的赵刚，此刻也收起了嬉皮笑脸，乖乖地跑去给我找材料。

技术，是工厂里唯一的硬通货。在它面前，任何闲言碎语都显得苍白无力。

我戴上焊工眼镜，左手拿着焊枪，右手捏着细细的焊条，深吸了一口气。

“嗤——”

蓝色的火焰从焊枪口喷出，像一条驯服的火蛇。

我没有直接在齿轮上动手，而是在那块废钢上，练习堆焊。

这是一个精细活。火焰的温度、焊条送进的速度、手腕的抖动幅度，都直接影响着焊点的质量。焊得太快，金属融合不好，强度不够；焊得太慢，热量传导开，整个齿轮都会退火变形，那就彻底废了。

我全神贯注，焊枪在我手里，仿佛成了我手臂的延伸。

蓝色的焊花，在眼前跳跃，像一朵朵绽放的死亡之花。

我能闻到金属熔化时特有的、略带甜腥的气味。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感觉自己的手感来了。

就是现在！

我把那个精巧的齿轮固定在台钳上，用酒精棉把崩口擦拭得干干净净。

然后，我举起了焊枪。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我能感觉到，十几道目光，像聚光灯一样打在我的手上。

尤其是陈雪岩，她就站在我身后不到两米的地方，我甚至能感觉到她投射过来的、带着压力的视线。

我的手，稳如磐石。

“嗤啦……”

细小的焊花，精准地落在崩口上。我手腕轻微抖动，让熔化的金属像水珠一样，一层一层地堆叠起来。

我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顺着脸颊滑下来，有点痒，但我不敢动。

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又好像装满了东西。

我想起了师父杨大山的话：“卫国，记住，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你用心对它，它就不会给你掉链子。”

我又想起了家里，想起了秀兰正在案板上切肉的样子，想起了小军闻到肉香时，那亮晶晶的眼睛。

那股子对红烧肉的渴望，此刻，全都化作了我手上的力道。

焊花，映着我通红的眼睛。

那味道，仿佛不再是金属的焦糊味，而是混杂着酱油、大料和五花三层肉的浓郁香气。

焊花是咸的，肉香是甜的。

一个代表着我的责任，一个代表着我的期盼。

终于，最后一个焊点落下。我关掉焊枪，摘下眼镜。

那个崩口，已经被一块微微凸起的、银灰色的金属疙瘩填满了。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后背的衣服都湿透了。

但，这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是更考验功力的手工修正。

我从工具箱里，拿出了一套大小不一的、我亲手磨制的什锦锉。

这些锉刀，就像是我的画笔。

我眯着眼睛，对着光，一点一点地，开始在那个金属疙瘩上打磨。

“唰……唰……”

锉刀和金属摩擦的声音，细微而清脆，像春蚕在啃食桑叶。

这是一个水磨工夫。

我不能看图纸，因为原始数据已经没了。我只能靠我的眼睛，我的手感，还有我对齿轮啮合原理的理解，去复原那两个消失的齿。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墙上的挂钟，时针已经指向了下午四点。

车间里的人，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晚班的工人都已经上岗了，可三号车间里，还围着一群人。

没人催我，连陈雪岩都只是静静地看着。

终于，在我感觉自己的眼睛都快要瞎掉的时候，那两个崭新的轮齿，出现在了齿轮上。

它们的轮廓、角度、弧度，和旁边原装的齿，几乎一模一样。

我用手指轻轻地抚摸过齿面，光滑，流畅，没有一丝阻滞。

成了！

我直起腰，把齿轮递给了陈雪岩。

“厂长，您‘尝尝’？”

我故意加重了“尝尝”两个字。

周围的人都善意地笑了起来。

陈雪岩接过那个还带着我体温的齿轮，她没有专业的工具，只是用她的指甲，轻轻地在齿面上划过。

然后，她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了这一下午，也是我认识她以来，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笑容。

“手艺不错。”她把齿轮交给我师父，“杨师傅，装机试试。”

师父他们几个老师傅七手八脚地把齿轮装了回去。

合上机箱，通电。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陈雪岩亲自按下了启动按钮。

“嗡——”

机器发出了一声低沉而平稳的轰鸣，然后，流畅地运转起来。

那声音，在那一刻，比任何音乐都动听。

车间里，爆发出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我靠在车床上，感觉腿肚子都在发软。

陈雪岩走到我面前，看着我，说：“李卫国，你今天，给全厂的技术员都上了一课。”

她顿了顿，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钱，和两张崭新的肉票，塞到我手里。

“这是厂里给你的奖励。赶紧回家吧，别让你家的肉，等凉了。”

我握着那钱和票，看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

我抓起我的帆布工具包，冲出车间，像一阵风一样，奔向副食品店的方向。

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

我的心里，一半是火，一半是暖。

那一天，我终于吃上了那碗心心念念的红烧肉。

肉炖得烂烂的，酱红色的汤汁包裹着每一块，肥而不腻，入口即化。

小军吃得满嘴是油，秀兰在一旁，笑着给他擦嘴，眼角却亮晶晶的。

我夹起一块最大的，放到秀兰碗里。

“你也吃。”

她摇摇头，又把肉夹回我碗里。

“你今天累坏了，你多吃点。厂长奖的肉票，我明天再去买。”

我看着碗里的肉，看着我身边的妻儿，看着窗外昏黄的路灯，忽然觉得，这肉的味道，和我下午闻到的那股焊花味，奇妙地融合在了一起。

一种是生活的甜，一种是手艺的咸。

交织在一起，就是那个年代，一个普通工人，最踏实，也最值得回味的人生滋味。

第5章 涟漪

那一天的“补齿”事件，像一块石头投进了红星厂这潭平静的水里，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第二天我上班，感觉整个厂里的人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以前，大家见了我，点点头，喊一声“卫国”，也就过去了。

现在，离着老远，就有人热情地打招呼。

“李师傅，早啊！”

“卫国，昨天那手绝活，真给咱们工人长脸！”

就连平时眼高于顶的技术科工程师，路过我工位时，都会特意停下来，跟我聊几句车床的参数。

赵刚再见到我，脸上那股子幸灾乐祸的劲儿，也变成了几分敬畏和……嫉妒。

他凑过来，递给我一支烟，酸溜溜地说：“卫国，行啊你，真人不露相。这一手，把陈厂长都给镇住了。以后，你就是咱们厂的红人了。”

我接过烟，没点着，夹在耳朵上，笑了笑。

“什么红不红的，都是混口饭吃。”

我知道，赵刚这种人，心里想的是怎么钻营，怎么往上爬。而我，想的只是怎么把手里的活儿干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师父的教导。

道不同，不相为谋。

师父杨大山最高兴。他背着手，在我工位旁边转了好几圈，嘴里哼着京剧《沙家浜》的调子，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花。

“好小子，没给为师的丢人！”他拍着我的肩膀，压低了声音说，“不过，你小子也得记住，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以后做事，更要谨慎。”

我点点头，把师父的话记在心里。

最大的变化，来自陈雪岩。

从那以后，她不再是一个只知道抱着本子、冷着脸抓纪律的女厂长。

她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车间，但不再是巡视，而是……请教。

厂里要搞技术革新，上新设备，她会把我、师父还有几个老师傅叫到办公室，摊开图纸，让我们提意见。

“李师傅，你是一线操作工，你觉得这个进刀角度，在实际操作里会不会有问题？”

“杨师傅，这个传动结构，您觉得用链条还是用齿轮组，更稳定耐用？”

她问得很具体，很专业，一点都没有外行指导内行的架子。

我们提的意见，只要是合理的，她都会认真记录下来，并且很快就落实下去。

有一次，市里机械局的领导来视察，陈雪岩做汇报，当着所有人的面，点名表扬了我。

“……我们厂的技术革新，离不开像李卫国同志这样，既有理论知识，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技术骨干……”

我当时就坐在会议室的最后一排，听着这话，脸都红了。

厂里的风气，也在悄悄地改变。

以前，大家觉得技术好坏都一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所以很多人都懒散怠工。

现在，我成了活榜样。大家亲眼看到，技术好，是真的能得到尊重，得到实惠的。

车间里，钻研技术的人多了，凑在一起打扑克的少了。

晚上下了班，厂里的图书室里，也开始有了看专业书的年轻人。

当然，改变也带来了新的矛盾。

计件工资全面推行后，像我这样活儿干得又快又好的，每个月能比别人多拿十几块钱。

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眼红的人，自然就多了。

有些风言风语，也开始在厂里流传。

“李卫国不就是修好了个齿轮吗？你看陈厂长把他当个宝似的。”

“谁知道那天晚上，他跟陈厂长在车间里干了啥……”

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我只是一笑置之。

嘴长在别人身上，我管不住。我能管住的，只有我自己的手，和我手里的车刀。

只要我做出来的零件，尺寸精准，光洁如镜，就是对这些流言蜚语最有力的回击。

秀兰也听说了厂里的闲话，回家忧心忡忡地问我。

“卫国，那陈厂长，她……没对你怎么样吧？”

我看着她那紧张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

我把她揽进怀里，说：“瞎想什么呢？陈厂长是个干实事的人。她看重的，是我的手艺，不是我的人。再说了，你男人我，是那种人吗？”

秀兰把头埋在我胸口，捶了我一下。

“我就是担心你。你这人，太实诚，不懂得防人。”

我拍了拍她的背，心里暖暖的。

是啊，我这人是实诚。但我觉得，做人、做事，就得实诚。

就像我手里的零件，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差一个丝都不行。

来不得半点虚假。

那年冬天，过得特别快。

小军的身子，在肉汤的滋养下，一天天壮实起来。脸蛋红扑扑的，也能跟着邻居家的孩子，在雪地里疯跑了。

我们家的伙食，也因为我多拿的十几块钱奖金，改善了不少。桌上，隔三差五能见到点荤腥。

年底，厂里评先进，我全票当选。

发年终奖的时候，陈雪岩亲手把一个厚厚的红包递给我。

“李卫国，这是你应得的。明年，厂里还指望着你这样的技术骨干，挑大梁。”

我捏着那个红包，心里沉甸甸的。

我知道，这不仅仅是钱，更是一份责任，一份信任。

那个除夕夜，我们一家三口，围着小煤炉，吃着热气腾腾的饺子。

电视里，正在播中央台的春节联欢晚会。

窗外，是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秀兰看着我，忽然说：“卫国，我觉得，咱们的日子，好像越来越有奔头了。”

我夹起一个饺子，喂到她嘴边，笑着说：“是啊，有奔头了。”

我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被一朵朵绽放的烟花照亮。

我知道，属于我的，属于红星厂的，也属于这个国家的那个崭新的、充满希望的时代，已经来了。

而我，李卫国，只是这个大时代里，一个努力转动着自己命运的，小小的齿轮。

第6章 岁月如河

时间这东西，最不经念叨。

感觉就是一眨眼的工夫，十年，二十年，就从指缝里溜走了。

红星机械厂，也在时代的浪潮里，几经沉浮。

八十年代，改革的春风吹遍大地，厂里的效益一年比一年好。我们引进了新的生产线，产品远销海外。我，也从一个普通的技术工，被提拔成了车间主任，后来又进了技术科，接了我师父的班，成了总工程师。

陈雪岩，成了市里有名的女强人，女企业家。她带着红星厂，拿了一个又一个的奖。每次开庆功会，她都会把我拉到身边，端着酒杯，对所有人说：“我们红星厂能有今天，卫国同志，功不可没。”

那些年，是我人生中最意气风发的日子。

我觉得，只要我们这群人，这群懂技术、肯实干的人还在，红星厂这台大机器，就能永远轰鸣下去。

可我错了。

九十年代末，市场经济的大潮，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拍打了过来。

国企改制，成了绕不过去的坎。

周围的兄弟单位，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厂门口，每天都围着下岗的工人，眼神里，是迷茫，是愤怒，也是无助。

红星厂，也没能幸免。

因为经营不善，连年亏损，厂子被一家南方的私营企业收购了。

陈雪岩，为了保住厂子，保住工人们的饭碗，四处奔走，求爷爷告奶奶，头发都白了一半。

但最终，还是没能挽回局面。

在最后一次全厂职工大会上，她宣布了工厂被收购，以及大部分工人需要“买断工龄，下岗分流”的消息。

她站在台上，还是那么挺拔，但声音里，却带着我从未听过的疲惫和沙哑。

“我对不起大家……”

她深深地鞠了一躬，很久都没有抬起头。

台下，一片死寂。然后，是压抑的哭声。

我也下岗了。

拿着几万块钱的买断金，我离开了那个我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地方。

交接那天，我最后一次走进我的办公室，收拾东西。

墙上，还挂着我和师父，还有陈雪岩，在一台新设备前的合影。照片上的我们，笑得那么灿烂。

我把照片摘下来，小心地用报纸包好，放进我的帆布包里。

走出厂门的时候，我回头望了一眼。

“红星机械厂”那几个红色的大字，在夕阳下，显得格外刺眼。

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那个同样是夕阳西下的傍晚，我为了那碗红烧肉，从这里飞奔而出。

那时候，我觉得未来充满了希望。

而现在，我站在原地，却不知道明天该往哪里走。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

我一个搞了一辈子技术的人，忽然就没了用武之地。

我试着去找过工作，但人家一看我四十多岁的年纪，都摇了摇头。

“老师傅，您这技术是好，但我们现在都用数控机床了，您那套，过时了。”

“过时了”。

这三个字，像一把锥子，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

陈雪岩当年对我说的话，竟然在二十年后，一语成谶。

我把自己关在家里，整天抽烟，喝酒，一句话都不说。

秀兰看着我，急在心里，却不知道怎么劝我。

儿子小军，已经大学毕业，在一家外企工作。他劝我：“爸，别想那么多了。你辛苦了一辈子，也该歇歇了。以后，我养你们。”

我听着儿子的话，心里更不是滋味。

我李卫国，一个大男人，怎么能靠儿子养？我的手还没废，我的技术还在脑子里。

我不信，我这一身的手艺，就真的没用了。

在家颓废了半年后，我用那笔买断金，在城郊租了个小门面，开了一家小小的机械维修铺。

名字，就叫“卫国维修”。

没有剪彩，没有鞭炮。我就一个人，把那台跟了我半辈子的旧车床，搬进了铺子里。

开张那天，一整天，一个客人都没有。

我就坐在门口，抽着烟，看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

心里，空落落的。

直到傍晚，一个骑着三轮车收废品的大爷，停在了我门口。

他指着我那台车床，问：“老板，这铁疙瘩，卖不？”

我当时，真想一拳打过去。

但我忍住了。

我站起来，拍了拍车床身上冰冷的铁皮，对他说：“大爷，这不是铁疙瘩。这是我的命根子。”

从那天起，我就守着我的小铺子。

来的活儿，都是些零零碎碎的。给邻居焊个铁门，给小饭馆修个压面机，给农机站的车床配个小零件。

活儿不大，钱也不多，但每一件，我都认认真真地干。

慢慢的，我的名声传出去了。

大家都知道，城郊有个李师傅，手艺好，人实在，再难的活儿，到他手里，都能给你整得明明白白。

我的生意，渐渐好了起来。

我不再去想什么红星厂，什么总工程师。

我就守着我的小铺子，守着我的老车床，守着我这身“过时”的手艺。

我觉得，这样的日子，也挺好。

平淡，但踏实。

第7章 最后一个齿轮

一晃，又是十几年过去。

我的维修铺，从一个小门面，换成了一个带院子的大厂房。

我带了几个徒弟，都是些不爱念书，但手巧、肯吃苦的农村孩子。

我把我这一身的手艺，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们。

我对他们说：“学技术，先学做人。活儿可以干得慢，但不能干得糙。咱们挣的是手艺钱，良心钱。”

儿子小军，已经在上海成家立业，成了大公司的部门经理。他好几次要接我和秀兰去上海享福，我都拒绝了。

我说：“我离不开这满是机油味儿的院子。”

我知道，我离不开的，是那种亲手把一堆废铁，变成一个能用的零件时，那种踏实的成就感。

我的生活，就像我厂房里那台老车床，虽然旧了，但每天还在平稳地转着，发出熟悉的、让人心安的轰鸣。

我以为，我的后半辈子，就会这么一直过下去。

直到那天，一辆黑色的奥迪车，停在了我的厂房门口。

车上下来一个穿着讲究的中年男人，他恭恭敬敬地拉开车门，扶下来一位头发花白、步履有些蹒跚的老太太。

我当时正戴着老花镜，趴在工作台上，研究一个复杂的图纸。

徒弟小王跑过来，说：“师父，有人找。”

我抬起头，眯着眼睛，朝门口望去。

当我看清那个老太太的脸时，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是陈雪岩。

几十年没见，她老了，瘦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但那双眼睛，还是那么亮，那么有神。

她也看见了我。

她站在门口，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她笑了。

那笑容，和几十年前，在三号车间里，她看到我修好那个齿轮时的笑容，一模一样。

“李卫国，你这地方，可真不好找啊。”她的声音，有些苍老，但依然清脆。

我放下手里的卡尺，摘下眼镜，快步迎了上去。

千言万语，到了嘴边，却只化作了一句：“陈厂长，您……怎么来了？”

“来看看老朋友。”她说着，目光落在我身后那台老旧的车床上，“也来看看，我的老功臣。”

我把她请到办公室，秀兰闻讯赶来，给她泡了杯热茶。

两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坐在一起，拉着家常，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我才知道，红星厂被收购后，陈雪岩并没有消沉。她用手头仅有的一点资金，南下闯荡，从头开始，又创办了一家新的公司。

这些年，她吃了很多苦，但也把公司做得很大，成了行业里的龙头企业。

“老了，干不动了。”她喝了口茶，笑着说，“公司交给孩子们去管了。我这次回来，是想办一件私事。”

她说着，让跟她一起来的那个中年男人，拿过来一个用绒布包裹着的、沉甸甸的东西。

她亲手打开绒布。

里面，是一个已经有些锈迹的、崩了两个齿的齿轮。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那是我当年，亲手补好的那个德国齿轮。

“它……怎么会在您这儿？”我惊讶地问。

陈雪岩抚摸着那个齿轮，眼神里，充满了回忆。

“当年，厂子被收购，南方的老板要把所有旧设备都当废铁卖掉。我什么都没要，就要了这一个齿轮。”

“我把它带在身边，这么多年，一直放在我办公室最显眼的地方。每当我遇到困难，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看看它。”

“它提醒我，办法总比困难多。也提醒我，一个人的技术，一个人的骨气，在任何时候，都是最宝贵的财富。”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真诚。

“卫国，我这次来，是想请你，再帮我一个忙。”

“您说。”

“我想建一个中国工业博物馆，把咱们国家从建国以来，各个时期的工业设备、技术成果，都收藏进去，留给后人看。我想把这个齿轮，作为第一件藏品，放进去。”

“这是好事啊！”我由衷地赞叹。

“但是，”她顿了顿，“我想把它，恢复成它最初的样子。我想请你，再亲手把它补一次。这一次，不是为了生产，而是为了……传承。”

我看着她，看着她那双充满期盼的眼睛。

我的眼眶，忽然有些湿润。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好！”

第8章 一辈子的滋味

我又一次，站在了我的老伙计——那台车床前。

我的徒弟们，围在周围，就像几十年前，红星厂的工人们围着我一样。

陈雪岩，也站在不远处，静静地看着。

我的手，已经不如年轻时那么稳了，眼睛，也花了。

但我戴上老花镜，拿起焊枪的那一刻，我感觉，几十年的时光，仿佛都倒流了回去。

那股熟悉的、混杂着机油和金属气息的味道，钻进我的鼻子里。

“嗤——”

蓝色的焊花，再一次在我眼前绽放。

我的动作，比年轻时慢了很多，但每一下，都更加沉稳，更加精准。

我的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闪过这几十年的一幕一幕。

那个为了给儿子吃肉而焦急的年轻父亲，那个在全厂人面前夸下海口的愣头青，那个意气风发的车间主任，那个失魂落魄的下岗工人，还有现在这个，守着一个小厂，教着几个徒弟的白发老头。

所有的一切，都浓缩在了眼前这朵小小的、跳跃的焊花里。

焊花是咸的，是汗水的味道。

生活，又何尝不是呢？

有甜，有苦，有咸，有涩。

但只要你用心去“焊”，用心去“磨”，总能把它，打磨成你想要的样子。

这一次，我用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

当最后一个齿形被我用什锦锉，精细地打磨出来时，夕阳的余晖，正透过厂房的窗户，洒在我身上。

我把那个焕然一新的齿轮，用一块干净的绒布托着，递到陈雪岩面前。

它在夕阳下，闪烁着温润的金属光泽，仿佛一件艺术品。

陈雪岩接过去，用指尖轻轻地抚摸着。

她没有说话，但她的眼睛，红了。

那天晚上，我留她在家吃饭。

秀兰下厨，做了一桌子家常菜。其中，有一道，是红烧肉。

还是那个味道，肉炖得烂烂的，酱香浓郁。

我给陈雪岩夹了一块。

“陈厂长，尝尝。这回，是真的请您尝尝。”

我们都笑了。

陈雪岩夹起那块肉，放进嘴里，细细地咀嚼着。

过了很久，她才抬起头，看着我说：“卫国，你知道吗？当年，我跟你说要尝尝你的肉，其实，我是在赌。”

“赌？”

“对。我在赌，赌你是个把技术看得比天大的人。我也在赌，赌我们红星厂，还有救。”

她放下筷子，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我刚到红星厂的时候，厂里一盘散沙，人心涣散。我知道，光靠规章制度，是没用的。我必须找到一个能镇得住场子的人，一个能让所有人都服气的技术尖子，把他立成标杆。”

“我观察了很久，最后，我选了你。因为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对技术的敬畏。所以，那天，我故意给你出了个难题。”

“我想看看，在你心里，是你个人的私事重要，还是厂里的大局重要。或者说，你有没有本事，能把这两件事，都担起来。”

“结果，你没让我失望。”

她端起酒杯，敬了我一杯。

“那碗红烧肉，我虽然没吃到，但它的味道，我记了一辈子。”

“那是什么味儿？”我笑着问。

“是信得过的味儿，是靠得住的味儿，是一个时代的工匠，那种朴素又坚韧的，顶梁柱的味儿。”

那一晚，我们聊了很多。

聊红星厂的过去，聊这些年的风风雨雨，聊我们这代人的坚守和无奈。

临走时，陈雪岩握着我的手，说：“卫国，有空，去我的博物馆看看。那个展厅，我会亲自写上说明：红星机械厂，李卫国，1978年。”

送走她，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月亮。

秀兰走过来，给我披了件衣服。

“在想什么呢？”

我回过头，看着她，笑了。

“我在想，人这一辈子，到底图个啥？”

是金钱？是地位？

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

或许，就像那个被我修补了两次的齿轮一样。

年轻的时候，我们拼尽全力地转动，是为了让家庭这台机器，能安稳地运转下去。

老了，我们把自己打磨得锃亮，是为了把那份手艺，那份精神，传承下去，让后来的人知道，我们曾经怎样认真地、有尊严地，活过。

这其中的滋味，有焊花的咸，有机油的苦，也有那碗红烧肉的甜。

品尝过这一切，才算是不枉此生吧。

来源：橘子诱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