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乾隆朝全国禁教，却还有传教士携带科学仪器入京；他们到底是我们信仰传播者，还是科技使者？ 从乾隆大教案说开去，或许能看到清历史深处的那条隐线。

乾隆朝全国禁教，却还有传教士携带科学仪器入京；他们到底是我们信仰传播者，还是科技使者？ 从乾隆大教案说开去，或许能看到清历史深处的那条隐线。

1784年，乾隆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南巡。这一年，一艘打着星条旗的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次驶入广州，中国人称其来自“花旗国”。而就在同年，一场被称为“乾隆大教案”的全国性教案同时悄然酝酿。

守护教案的核心，是西方传教士秘密潜入内地传教，违反了清廷对外国宗教的严格限制。 可有趣的是，在全面禁教的时代，某些传教士仍然可以获得北京的许可，理由不是其他，而是“懂科学”。

在当时的中国，西方科学技术是令人惊叹的新奇玩意儿。天文、历法、地理、机械、绘图、测量，这些技能都是清廷急需的“实用技术”。于是，传教士成为“科学使者”，靠着这一层身份进宫献艺，换取“京留许可”。同时也意味着，宗教是遮羞布，科技才是入门券。

要了解乾隆大教案的起因，得先看澳门。

葡萄牙人在16世纪中叶靠着“贿赂+让步”在澳门站稳了脚跟，从此在华的跳板中成就了天主教。所有来华传教士，几乎都得先在“澳门进修”——学中文、礼仪了解、熟悉路线，然后再步步深入内地。

但清廷早在康熙年间就爆发“礼仪之争”，因为传教士拒绝教徒祭祖、祭孔，触碰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底线。雍正年间正式下达禁教令，乾隆则继续执行。

可禁教并不代表传教士就停手了。1784年，四名传教士从澳门潜入广州，再北上，经湖南、湖北，最终在襄阳一路捕获。这一抓紧，一查才发现——全国竟有18名外国传教士、上百名中国信徒秘密活动。

乾隆震怒，原因有二：

于是，清廷启动了全国性清查，史称“乾隆大教案”。

现在问题来了：既然清廷禁教，为什么还允许部分传教士进京？答案其实很简单——拿技术换通行证。

比如利玛窦，他就是靠天文与测绘技能赢得了明朝大臣的信任，创立了“适应策略”：穿儒服、讲儒学、拜孔子，一切以“入乡随俗”为前提。但到了清朝升级，传教士加强宗教地位，拒绝祭祖、祭孔，适应策略逐渐被放弃，冲突也自然增强。

康熙时期就曾明确规定：只有献艺者可留，传教者必须驱逐。 乾隆更加强调：不奏明就进内地的，全属违法。

所以，这些传教士传播科技，不是因为他们热爱科学，而是因为他们“必须带点货”才能进来。

而清廷接纳他们，也不是因为欣赏宗教，而是因为“天文历法不懂”。

这就是乾隆时代的“买椟还珠”逻辑：你送我钟表、望远镜，我让你留一阵，但别想讲教义。

乾隆大教案之后，清廷对传教士防护更加严格，澳门成了“科技与宗教”双重出口地。而卫生事件，也暴露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传教士传播科技，从来不是“科学无国界”，而是“信仰有目的”。

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钟表和地图，还有价值观和信仰冲突。清廷利用他们的技术，却严防他们的信仰；传教士想要赢得信仰，却始终无法融入本土文化。

科技可以跨越国界，但毁灭的碰撞，足以难以调和。

在天朝自居的时代，传教士们以“科学”为钥匙，试图打开中国的大门。但他们没料到，遇到的不是信众，而是那种制度与文化的高墙。

乾隆大教案，不仅仅是一次清查行动，更是一场文明间的“错位对话”。

他们说“信仰至上”，我们说“天地君亲师”。

谁也确实，但谁也说服不了谁。

来源：老闫侃史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