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山东省聊城市冠县的广袤平原上，梁堂镇与范寨镇如两座并立的文化地标，一个因家族建堂而得名，一个因姓氏更迭而演变。它们的名称，既非源于自然地貌，也非依赖神话传说，而是深植于明清移民社会中家族势力的消长、聚落形态的分化与合并，共同构成了一幅关于姓氏政治、宗族竞争与

在山东省聊城市冠县的广袤平原上，梁堂镇与范寨镇如两座并立的文化地标，一个因家族建堂而得名，一个因姓氏更迭而演变。它们的名称，既非源于自然地貌，也非依赖神话传说，而是深植于明清移民社会中家族势力的消长、聚落形态的分化与合并，共同构成了一幅关于姓氏政治、宗族竞争与地方重构的乡土图景。

梁堂镇：从“北李村”到“梁堂”的聚落演化史

梁堂镇之名，源自一场跨越数百年的村落分合与家族博弈。其地最早为明初“北李村”，因位于古村李村遗址之北而得名，尚无特定家族主导。明洪武三年（1370年），赵、王、程、高等十余姓从山西洪洞县迁入，人口繁盛，村名仍沿用“北李村”。

转折发生在清代前期：梁姓家族在村东修建一座名为“白佛堂”的庙宇，不仅承担祭祀功能，也成为梁氏凝聚族众、彰显地位的象征性建筑。与此同时，赵姓逐渐崛起，成为另一大族。两大宗族势力并立，导致村落空间分裂——以“白佛堂”为核心的区域被称为“梁家堂”，而赵姓聚居区则称“赵李村”。这一“一村二名”的格局，在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冠县志》中已有明确记载。

至晚清或民国时期，随着人口流动与土地整合，“梁家堂”与“赵李村”再度合并，统称“梁家堂”，后简化为“梁堂”。这一命名，标志着梁姓通过文化资本（建堂立庙）最终在地名话语权上占据主导。尽管赵姓曾一度显赫，但“梁堂”之名留存至今，体现了宗族在乡土社会中的深远影响力。

1958年设梁堂乡，后经公社、区划调整，1984年复设梁堂乡，2014年12月撤乡设镇。镇政府驻地虽名为“赵梁堂”，却以“梁堂”为镇名，正是对这段复杂聚落史的官方确认——它不仅是一个行政单位，更是一部浓缩的家族兴衰编年史。

范寨镇：从“西国家庄”到“范寨”的姓氏权力转移

范寨镇的命名，则是一则典型的“姓氏替代”案例，展现了移民社会中家族势力如何重塑地方身份。此地原名“西国家庄”，明代以前已存在，名称可能源于某位“国”姓人物或官府屯田机构，带有浓厚的前移民时代色彩。

明洪武年间，范、刘、咸、于等姓从山西洪洞县及山东登州府迁入，成为新居民主体。初期仍沿用旧名，但随着范姓人丁兴旺、经济实力增强，逐渐成为村中望族。清初，村民为加强防御，在村落四周广植荆棘灌木，形成天然屏障，故一度改称“葛针寨”——“寨”字凸显其封闭性与自卫功能。

然而，真正决定性的转变发生在范姓全面掌权之后。为彰显家族主导地位，村民将村名更易为“范家寨”，意为“范氏家族之寨”。这一更名，不仅是名称变更，更是社会权力结构的公开宣告。后简化为“范寨”，语言更趋简洁，传播更为广泛。

1971年，由里庄、范寨、宋小屯三小公社合并设立范寨公社，1984年改乡，1996年镇政府迁至戴里庄村南，2016年撤乡设镇。尽管行政中心迁移，镇名仍保留“范寨”，足见范姓家族在地方历史记忆中的核心地位。从“西国家庄”到“葛针寨”，再到“范家寨”，其名称演变轨迹清晰揭示了：在一个移民社会中，当旧秩序瓦解后，新定居者如何通过姓氏、防御工事与地名重构，建立新的社会权威。

结语：一“梁堂”一“范寨”，宗族叙事的双重变奏

梁堂镇与范寨镇，一者因“建堂”而得名，一者因“姓盛”而更名。它们的起源虽都可追溯至明初山西移民，但命名逻辑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宗族运作模式：

梁堂镇体现的是“文化建构型”命名：梁姓并非最早或唯一大族，但通过修建“白佛堂”这一公共空间，掌握了文化解释权，最终使地名以其家族为核心；

范寨镇则是“实力主导型”命名：范姓凭借人口与经济优势，直接以姓氏取代旧名，完成对地方身份的重新定义。

两者并立，如同冠县宗族社会的双面镜像：一个以庙宇为媒介，柔性渗透；一个以实力为后盾，强势更替。从“北李村”的分裂到“梁家堂”的统一，从“西国家庄”的湮没到“范寨”的崛起，这些名称不仅是地理标识，更是明清以来鲁西平原上，无数移民家族在陌生土地上开基立业、争夺资源、书写历史的无声见证。在当代乡镇的行政版图下，隐藏着一部波澜不惊却深刻绵长的宗族史诗。

来源：虎山沙漠飞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