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日军在山西发动毒气战，史云华与孩子们不幸中毒。当时夫妻俩忙于革命，辗转各地，根本无暇照顾孩子，孩子们本就因营养不良身体虚弱，毒气中毒更是雪上加霜：两个孩子夭折，另外两个留下了终生智力障碍。安桂槐夫妇从未向外人过多提及这段往事，但这份伤痛，却成了他更坚

抗战时期，日军在山西发动毒气战，史云华与孩子们不幸中毒。当时夫妻俩忙于革命，辗转各地，根本无暇照顾孩子，孩子们本就因营养不良身体虚弱，毒气中毒更是雪上加霜：两个孩子夭折，另外两个留下了终生智力障碍。安桂槐夫妇从未向外人过多提及这段往事，但这份伤痛，却成了他更坚定 “为百姓谋幸福” 的动力。他们的第三代，也还有智力障碍者。

——核心

1917 年，安桂槐生于山西五台县侯家庄村一个小地主家庭。少年时他就读于国民小学，小学毕业本想继续攻读初中，却因母亲反对未能如愿。彼时，中央红军抵达陕北，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山西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 “牺盟会”），19 岁的安桂槐毅然加入牺盟会，还考取了国民兵军官教导团，自此踏上革命道路。当时，他已由家人做主成婚，妻子史水花（后改名史云华）日后也成为他革命路上的同行者。

1939 年 10 月，安桂槐加入中国共产党。妻子史云华不甘落后，先后担任妇女自卫队队长、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村长，1940 年 3 月也光荣入党，夫妻二人携手投身革命事业。

1941 年，日军占领五台县全境，推行 “烧光、杀光、抢光” 的 “三光” 政策，在当地制造出数百里无人区。安桂槐在绝境中坚持敌后游击战，与敌人周旋于山林与青纱帐之间，多次在生死边缘脱险。一次战斗中，他的棉裤被枪弹打穿，侥幸捡回性命，但身边的战友却没那么幸运 —— 有的壮烈牺牲，有的被俘后宁死不屈，也有少数人动摇投降。即便环境如此残酷，安桂槐仍坚持在敌占区秘密发展党组织、扩充抗战队伍。日军的扫荡一次比一次猛烈，可敌后的革命力量却在他的带领下不断壮大，他们以游击战骚扰敌人，牵制敌占区兵力，持续消耗日军有生力量。

这样的胶着局面直到 1943 年才出现转机。随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成为主战场，八路军、游击队转入全面反攻，敌占区逐步缩小。党支部、抗日政权、抗联、民兵组织、治安保卫队、敌后武工队等相继巩固建立，抗战胜利的曙光终于显现。

1944 年，安桂槐调任三区区委书记。三区是五台县抗战形势最严峻的区域之一，区委仅剩七八名干部 —— 有的在战斗中牺牲，有的被捕后殉国，活下来的人也因长期营养不良大多病倒，对工作充满灰心。更棘手的是，部分干部变节投敌，沦为伪军爪牙，给工作增添了重重阻碍。安桂槐抱着 “必死” 的决心赴任，到岗后迅速展开行动：先是开展整风运动，重塑干部对抗战的信心，培养 “在战争中求生存” 的信念；再带领干部走村入户，让群众知道 “党始终在身边”，凝聚民心；随后恢复村党支部，发展新党员、提拔骨干，全面重启党的工作；最后通过上级组织调运粮食，推动群众恢复生产。在他的努力下，三区的革命工作很快重回正轨。

抗日战争胜利后，五台支队编入教导一旅，由地方部队转为军区部队，安桂槐任二中队队长。他遵照朱德总司令命令留守五台，以军事斗争迫使日军向共产党军队投降。可日军虽战败，却声称 “只向政府军缴械”，在阎锡山军队的指挥下拒不退出占领地，甚至向根据地发起进攻。军分区随即重组五台支队，任命安桂槐为大队长。他一面率军抵御来犯之敌，一面主动出击迫使日伪军缴械，同时向群众揭露阎锡山的虚伪面目。经过数十次战斗，五台支队粉碎了敌人的阴谋，给予敌军沉重打击。

1946 年 5 月，安桂槐调至晋察冀区党委党校学习，一个月后任五台新区工作团团长，负责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与群众组织、推进土地改革等工作，史云华则在孟县参与土改。1948 年，安桂槐以县级干部身份前往河北平山县，编入南下干部队伍。在这里，刘少奇、叶剑英、董必武等领导人亲自为他们讲解任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随后，他历经五个多月的徒步跋涉，抵达陕南商洛，任安康军分区独立第四团政治处副主任。陕南区党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安桂槐代表九团参会。会后，因地方干部紧缺，他被任命为石泉县县委书记，正式告别军队。此时，史云华已带着 12 岁的女儿安爱英跟随十八兵团家属队抵达安康，一家人终于团聚。

1952 年 7 月，中央机关需要干部，陕西省决定从安康地区各县抽调县级干部赴京，安桂槐名列其中，由此离开主政两年多的石泉县。可到西安后，中央调干进京的工作临时暂停，他被分配到陕西省统战部政权党派处任处长。1954 年，随着中苏合作项目增多，工业管理人才缺口加大，中央决定从全国抽调大批地级以上干部转入工业领域，安桂槐再次响应号召，开启了他在工业战线的新征程。

安桂槐先到中共中央西北局学习，参观了西安的工厂企业，随后被分配到新疆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工业公司。入职前，他先到北京、东北考察工矿企业，10 月抵达乌鲁木齐。当时中苏金属公司刚从南梁迁到友好路，条件简陋，安桂槐一家只能睡地铺，等待具体分配。不久，他被派往可可托海矿管处承化（后改名阿勒泰）矿场任副场长 —— 由于场长是苏联人，副场长成为矿场中方最高职务。

安桂槐到任不久，恰逢苏联有偿归还中苏公司股份，阿勒泰矿场由中苏合作转为中国自主经营，他顺理成章接任场长。可刚上任，阿勒泰就遭遇百年难遇的大雪：连续降雪 20 余天，积雪厚达一米，阻断了矿场到库群尔矿的道路。库群尔矿依赖柴油发电，油料供应中断后，空压设备停转，生产陷入停滞。

安桂槐当机立断，从矿场各单位抽调 200 余人，同时通知库群尔矿组织几乎所有职工（400 余人），两队人马从两端相向而行，人工挖雪清路。他亲自带队，配备两辆拖拉机、四辆汽车参与疏通。起初汽车还能通行一段，之后的路段只能靠拖拉机推进，遇到风口处的厚积雪，要么人工挖掘，要么用履带拖拉机反复碾压，直到汽车能通行。第一天，他们打通了 49 公里路段，晚上就在山上住宿 —— 山上房屋稀少，几十人挤在一间屋里，没有厨房，饿了啃干馒头，渴了就吃雪，根本谈不上吃好睡好。

第二天一早，清雪工作继续。积雪掩埋了路面，安桂槐带着两人在前方探路，把公路途经处插上树枝，为后续队伍指引方向。盘山公路越往上，积雪越深，到哈熊沟路段时，积雪已没至腰部，人踩进去后，必须先挖开身边的雪才能拔出腿。清理出的路面两侧，积雪堆得比汽车还高，寒风从雪堆间的 “巷道” 里呼啸而过，刮在人脸上像刀割一样疼。工人们累了就坐在雪地上休息，一天下来，路边留下上千个 “屁股印”，大家苦中作乐，戏称这些印子是 “有靠背、有扶手还柔软” 的沙发。可夜间常下新雪，一夜过后，“沙发” 被抹平，刚清理的路面又被覆盖，只能重新开挖。更危险的是，有时会遭遇雪崩，瞬间堆积起数米甚至十几米厚的雪，清理难度陡增。

200 多人分成两段施工，就这样反复与风雪抗争。五六天后，他们抵达大桥转运站；又奋战四五天，到了二道房，与库群尔矿的工人顺利会师 ——90 公里的 “风雪通道” 终于打通！数百人在雪山上欢呼，声音震天动地。由于山上紫外线强烈，安桂槐和工人们的脸都被晒得黝黑，却个个眼里闪着光。

当红旗插上库群尔峰，在深蓝色的天空下猎猎飘扬时，党的传统精神也随之在阿尔泰山扎根。无论是承化矿场，还是后来的可可托海，都成为传承党的精神的热土。后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访问阿勒泰矿场后，撰写了《群库尔之巅》一文，《人民日报》《新疆日报》同步刊发。几十年来，阿勒泰矿场的老工人对这次清雪保路的经历仍记忆犹新，它正是矿场工人 “不畏艰难、敢打必胜” 英雄本色的生动写照。

自主经营后，安桂槐还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管理人员短缺，二是苏联主导的生产制度与中国自主经营的不协调。他从各省企业调配干部补充力量，面对各地干部带来的不同经验与作风，主导制定了各科室职责与岗位责任制，统一全局管理方案，避免 “各行其是”；同时组织干部向尚未撤离的苏联专家学习，加速掌握技术技能。在理顺管理、充实技术队伍的同时，他还注重传承党的精神，提振工人斗志。很快，矿场填补了苏联撤走后的技术空白，生产稳步提升。1956 年，矿场完成绿柱石 376 吨（完成计划 101.6%），钽铌矿石 3.251 吨（完成计划 108.37%），总产值完成计划 109.7%，交出了自主经营后的首张亮眼答卷。

1956 年 8 月，安桂槐调至可可托海矿管处，10 月任代经理，12 月被国家重工业部正式任命为经理。可可托海矿管处隶属于新疆有色金属工业公司，下辖可可托海矿场、阿勒泰矿场、布尔津转运站和地质勘察处。1956 年时，矿区（含矿管处与矿场）已有各级干部 600 余人、各类专家及技术人员 200 余人、职工 4000 多人、家属 3 万余人，是一个具备独立社会功能的 “矿区小城”。

安桂槐到任时，恰逢企业管理体制从 “一长制” 向 “党委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 转变，厘清职责分工成为他的首要任务。时任矿管处党委书记张稼夫与他默契配合：张稼夫负责企业方针政策领导、重大问题决策、党群组织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安桂槐则在党委领导下，主抓生产、技术、经营管理与职工日常生活。党政分工明确、配合密切，不仅融洽了党政关系，更激发了全员的生产积极性。1958 年中央上海会议提出 “书记挂帅，党委领导一切”，恰逢张稼夫调往有色金属公司，矿管处改为矿务局，安桂槐开始兼任党委书记与局长。

同年，北京有色冶金设计总院提出可可托海 3 号矿脉露天开采 “5・8 工程” 设计方案 —— 生产规模为日产 1500 吨，其中铍矿石 900 吨、锂矿石 500 吨、钽铌矿石 100 吨，露天开采最低水平为 1036 米标高。这是对 1956 年 “改井下开采为露天开采” 方案的优化，方案实施由安桂槐及矿务局党委牵头负责。由于矿务局设在可可托海，安桂槐只要有空就走出办公室，到 3 号矿脉开采现场与干部、专家交流，当场解决采矿、选矿、机电动力乃至职工生活中的难题。

1958 年是 “大跃进” 开局之年，自治区书记赛福鼎・艾则孜、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中央军委炮兵副司令张英等领导先后来到可可托海，或宣讲中共中央 “八大” 精神，或作报告、视察工作。领导的关怀让职工备受鼓舞，也让安桂槐深感责任重大。可可托海的 “大跃进” 并未盲目 “放卫星”，而是围绕生产实际推进：

矿务局所属 701 地质队在扎河坝发现煤矿，安桂槐组织开采，既解决了矿区 3 万多人做饭、取暖、锅炉用煤的需求，减少了木柴消耗，又带动了就业；中苏合营时期的三矿因资源枯竭停产，地质队勘察发现阿斯卡尔特矿场（储量约 3500 吨，年产能 200 吨），被命名为 “新三矿” 并投产；建成 88-59 机选厂，彻底结束了可可托海手工选矿的历史，其工艺流程与技术方案还被推广到国内其他矿山；组建建筑工程队，修建额尔齐斯河大桥，打通了南北交通瓶颈；成立矿业学校，为新疆及全国培养了近千名专业技术人才。

当时中苏关系恶化，苏制设备配件供应中断，而矿区设备已使用十年左右，老化严重影响生产。安桂槐号召职工开展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大家群策群力：将柴油挖掘机改为电动，在 3 号矿脉搭建索道运输剥离的脉石，自制拖挂车…… 这些革新措施，确保了矿山生产的正常运转。后来，建筑工程队发展为新疆有色公司下属的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新三矿持续产出绿柱石，扎河坝煤矿更是供应了可可托海几十年的燃煤 —— 这些 “大跃进” 时期的成果，成为矿区长远发展的坚实基础。

“大跃进” 之后，三年困难时期接踵而至。1959 年，矿区生活供应已出现异常，职工口粮紧张；1960 年，情况愈发严峻，口粮配给不断减少，机关工作人员每天只有四碗糊糊，参加突击任务的工人也仅能分到六个馍馍，即便如此，供应仍难以为继。

这年冬天，为偿还国家外债，矿区启动 “保出口大会战”。职工们冒着零下 40 多度的严寒，在露天作业，争分夺秒奋战，最终提前完成生产与包装任务，保障了外运出口，受到上级表扬。安桂槐作为矿务局最高领导，获得 650 元奖金，可他分文未取，全部捐给了矿区托儿所。

“保出口大会战” 是可可托海 “三大业绩” 之一（另外两项是为 “两弹一星” 提供原料、建设喀拉通克铜镍矿），其艰难之处在于 “饥寒交迫” 与 “任务繁重” 的双重压力。安桂槐身先士卒，每天和工人一样承担采矿、背矿的任务，同时还要处理矿务局的日常工作。矿工们被他的精神感染，哪怕饿得浮肿，只要还能动，就绝不掉队。

1961 年，矿区陷入最艰难的境地：锅炉断煤，暖气包冻裂；粮食基本断供，职工只能吃掺着砂子的粗面，还经常断顿。3000 名职工患上浮肿病，甚至出现饿死人的情况。这年秋天，安桂槐参加自治区计划会议时，拿出家里面粉淘出的砂子给与会者看，在场的人无不唏嘘。但由于可可托海稀有金属矿直属冶金部，自治区与冶金部职责划分不清晰，问题未能及时解决。安桂槐立即赴京向冶金部求援，最终争取到 130 万元基建投资 ——80 万元用于建设可可托海面粉厂，40 万元用于在木垒县发展畜牧养殖。

与此同时，他还推动矿区在原有蔬菜基地基础上扩建农场，1961 年产出蔬菜 1600 吨，1962 年扩大规模后产量达 4000 吨；号召家家户户种菜，鼓励有条件的职工饲养家畜；组织职工上山捡蘑菇、到伊雷木湖打鱼，累计收获蘑菇 6 吨、鱼 40 余吨。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活困境。当时安桂槐已专任党委书记，局长由王丛义接任，他一年中有半年时间奔波于乌鲁木齐、北京等地，为职工争取生活物资；王丛义则利用与兵团管理人员的熟悉关系，争取到猪肉、面粉等援助。在两人及其他领导、职工的共同努力下，1962 年起，矿区农牧业生产基本能满足近 4 万职工及家属的定量供应，终于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直到现在，老职工们还常说：“60 年代的苦，是安书记带我们扛过来的。”

安桂槐的坚强党性，是在战争年代淬炼而成的，而日军毒气弹的伤害，更是他与家人心中永远的痛 —— 抗战时期，日军在山西发动毒气战，史云华与孩子们不幸中毒。当时夫妻俩忙于革命，辗转各地，根本无暇照顾孩子，孩子们本就因营养不良身体虚弱，毒气中毒更是雪上加霜：两个孩子夭折，另外两个留下了终生智力障碍。安桂槐夫妇从未向外人过多提及这段往事，但这份伤痛，却成了他更坚定 “为百姓谋幸福” 的动力。他们的第三代，也还有智力障碍者。

1960 年困难时期，新疆军区的一位战友深知安桂槐孩子多、生活困难，特意送来几袋面粉。看着孩子们眼巴巴的眼神，安桂槐心里不是滋味，但他还是叫来两人，把面粉扛到了矿区托儿所。他没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可消息还是传开了。机修厂工人朱吉林听说后，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即写下入党申请书 —— 他说，是安书记让他看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自己也要成为这样的人。在安桂槐的感召下，可可托海人始终保持着 “不畏艰难、发愤图强” 的劲头，将青春与热血献给了党和国家的事业，为偿还国家外债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4年8月，安桂槐调任自治区建筑工程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在任上，兴建了自治区展览馆、自动步枪厂、子弹厂、工模具厂、喀什电厂、拜城小三线等工程，组织天津、北京援疆工程队进行马兰基核工业地建设。“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回到冶金局，1978年起先后任党组书记、局长，以及自治区经委副主任兼标准局党委书记、局长，于1981年离休，1992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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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学思想与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