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时无数人感觉到租界也不是安乐土，一部分人想逃出上海，很多贫穷的人觉得婴儿拖累最不方便，先后把襁褓中的婴儿送到育婴堂来，于是育婴堂又遭到一个更严重的困难。

乐土不安 弃婴剧增

这时无数人感觉到租界也不是安乐土，一部分人想逃出上海，很多贫穷的人觉得婴儿拖累最不方便，先后把襁褓中的婴儿送到育婴堂来，于是育婴堂又遭到一个更严重的困难。

大世界门前的炸弹爆炸之后，仁济育婴堂门外人声鼎沸，加上救护车、警备车、救火车飞驰而来，一种急迫的钟声、喇叭声叫人惊心动魄。这些车子上走下来的工作人员，是抢救伤者的，但是死者多而伤者少，于是他们第一步的工作就是把死尸一排排地放在跑马厅路的地上，排列的方式是一排与一排之间，留出空间，以便死者家属前来认领，整条马路有六排尸体，这些尸体都是较为完整的，其他支离残缺的，如无头的尸体，以及有头无躯的和断手断臂，就由普善山庄的车辆，运到沪西郊区"万人冢"埋掉。单是这种运载残骸的车辆，就先后开出二十多辆。

仁济育婴堂，就在跑马厅路中段。我这时坐在堂中办公，见到救伤人员和商团中人把尸体一排一排地排过来，心想这样一路地排过来，一种恐怖的情形一定会影响堂内服务人员的工作情绪，所以我请育婴堂张少堂主任，要他把前门锁起，窗口用牛皮纸密封起来，免得大家看见了引起心理上的不安，所有工作人员，都由后门老街出入。

不一会儿，人声嘈喧。认尸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呼天抢地，哭声不绝，堂内的人都听得到，一时所有的工役都逃跑了。到了下午四时，忽然有五个奶妈来求见，说是所有育婴的奶妈都已溜走，她们五人无家可归，要求我介绍她们到难民收容所去，否则，外面尽是尸体，吓都会吓死的，晚间怎么能合眼呢？我听了这些话，一面安慰她们，要她们继续做下去，一面告诉她们，我准备给你们每人一封证明书，证明你们忠实可靠，可以永久任职，而且日后还有重酬。

当时帮助抚慰婴儿的是慕尔堂学堂的女童军，家庭环境都很好，年龄不过十四五岁，我想这班女童军，今天即使很诚恳地服务，明天一定会受到家庭的阻止，未必会来，那么收容所的婴儿，要是没有人照顾的话，我和张主任变成无兵司令，怎样也维持不下去，难道让这群婴儿活活饿死吗？我愁眉不展，心烦意乱，就对张主任说："别人会走，你会不会走？"他很爽朗地回答我："别人走光，我决不离开。"我说："好，那就有办法了。"

我就打电话给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的校长陆礼华女士，那时全市电话很忙，每每要打十几次才能接通。但是这次电话恰巧一接就通，我就将育婴堂服务人员走散的情况告诉她，要求她号召所属的女童军次日来帮忙。陆校长一口答应说："我校共有一千多童军，每天分三班，每班派四十人来绝无问题，同时我也来坐镇指挥，否则你文绉绉是撑不下去的。"我说"好极！好极！"

隔了三小时，陆礼华亲自赶到，巡视四周，看到婴孩哭声震天，嗷嗷待哺，恻隐之心大动，因为她是一个性格爽朗、躯体健硕而有丈夫气概的女性，见了这种悲惨情况，也不免潸然泪下，又见到我忙得声音嘶哑、疲惫不堪，她说："明天起我来代替你当堂长，你去休息几天。"当晚她就号召了十几个女童军来参加值夜。

我得到陆礼华的帮忙，心上的一块石头才放了下来，为了回家路近，我叫张主任开前门走出去，顺便看看外边的情形。本来我看过电影《西线无战事》和《乱世佳人》中死伤枕藉的大场面，但电影是一时的刺激，如今目睹惨况，身历其境，心灵上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

见到这般惨烈的大场面，对日本侵华战争实在恨透了，我怀着悲痛的心情走出这个恐怖的环境，忽然觉得两腿萎软不能动弹，说话也哑不成声，只能坐在街边等候车辆，好容易见到一辆黄包车（即人力车），但是两脚已无法走动不能上车，幸亏车夫扶我上车，才能回到住处，下车时还是两足无力，车夫又扶我下车。一到家中，家人问我何事，我说不出话，只是摇手倒在床上就睡。

次晨，觉得两脚更不能动。我一想，这虽不是中风，也不是极度贫血的瘫痪症，但可能是受惊过度，变成神经性萎痹症，自己想想倒也害怕起来了。

家人和我讲话，我只用笔写了几个字："不听电话，不问事务，我要休息。"如此摒绝一切，连睡了三天，自行调治进服各种药物，到第四天，仁济育婴堂张主任赶来，见到我这般情况，他说："陈医生，你如何这般无用？我年已六十开外，尚且支撑得住，堂内一切幸亏有那位'恶娘子'陆礼华指挥着，才渡过三天难关。"我听到"恶娘子"三字不觉好笑起来（按：恶娘子三字，相当于人们所说的恶婆），又听他说我没有用，受他一阵刺激，竟然一跃而起，我对他说："我们还是呷些酒罢。"于是两人苦口苦面地对酌起来。张主任唠唠叨叨地说了三天的经过，讲到弃婴还是不断有人送来，认为来日大难，真不知伊于胡底？

谈话时我精神越来越好，我说："你不要多谈无谓的话，你提出几个难题，我会对症下药地为你解决。"当下张主任就归纳一下，提出四个问题：

第一，没有钱，雇不到奶妈和长工。

第二，婴儿睡的小铁床不够用，大多数孩子都排睡在木板上，没有被、没有衣，没有尿布。

第三，病孩子越来越多，医疗设备不够，虽有一幢楼隔离着专供病孩之用，但是两个义务医生时常不到，即使到来，也束手无策，病孩死亡很多。

第四，向来收容的弃婴，养到能步行之后，就送到王一亭办的上海龙华孤儿院去，现在龙华成为战场，今后已无出路，这又是不得了的事。

我一边听一边饮酒，想想这真是"疑难重症"。大约饮了一小时，边饮边想我已经想出对症的办法来，拍了下桌子说："有了。明天早上你在育婴堂大天井间，排四张桌子，第一张桌子收捐款，第二张桌子收小铁床衣被什物，第三张桌子款接义务医生，第四张桌子款接领养婴孩的人。每一张桌子要请陆礼华派几个女童军来服务。"

张主任听了我的话以后就走了。等他走了之后，我起身兜了几个圈子，觉得脚力已经恢复，就立刻草拟一篇向社会呼吁的新闻稿，又写了一段电台用的广播文稿，一面叫一个学生查出距离我家最近电台的地址。等到写好，我精神百倍，亲自把一篇稿送给《申报》的赵君豪，一篇稿送给《新闻报》的严独鹤，他们说："现在只有难民问题，何以还有这种弃婴问题？"我说贫穷人家滥生滥养，现在大家只想逃难，所以都把襁褓中的婴儿送来，我希望这段新闻要登显著地位。他们恍然大悟，都欣然接受我的要求。

临别时，独鹤问我："这些弃婴是怎么送到你们堂里来的？"我说："育婴堂门前本有一个砌在墙上的大抽屉，是专门接受弃婴的，多数在天亮前后，人家偷偷抱来放在抽屉中的，现在一个抽屉根本不敷应用，所以他们就把弃婴放在门前行人道上，我们恐怕婴儿受凉，特地在地上铺了几块大红毡，借以避免弃婴在水门汀上。"独鹤听了觉得惊奇，说"我明天派新闻记者来拍照"，同时他也通知赵君豪照办。

我一路走，觉得精神越来越旺盛，一口气走到第一个无线电台。找寻主任，给他一份广播稿，主任一看之下大为感动，他立刻宣布游艺节目暂行停止，在广播室麦克风前说："现在有一个特别报告……"跟着就把广播稿播了出来。接着我又跑了两家电台，也同样地接受了我的稿件。第四家要我亲自播送，我除了照稿讲述之外，还补充了几句话，要求大家送小铁床，声明我们没有人去取，要送的人请自己送来。

深宵奔走 打破难关

等到回家时，恰巧已到戒严时间，倒头便睡，次晨一早赶到育婴堂去看宣传的反应如何。张主任果然已排好了四张桌子，第一张桌子是收捐款的，捐款的人很多，亲自送来的小铁床已有几十张，堂内拥挤不堪，我就请大家把小铁床放在大门外阶沿上。

张主任见了我微笑相迎，大家忙着处理一切，也来不及谈话，只见陆礼华出出入入指挥女童军维持秩序，一点也没有倦容，令我心中暗暗佩服。

大家忙到中午时间，张主任特地备了一些酒菜，他说昨天你请我，今天让我来请你，作为庆功之宴。我说："好的，我们一面饮酒，一面倾谈各项事宜。"我匆匆饮了三杯酒，吃了半碗饭。正在这时，外面有一对衣饰华贵的夫妇，昂然而入，那位先生先问谁是堂长，我就起立款接，料不到他一开口都是置骂之词，说是："我以为育婴堂总有相当规模，料不到如此破败，房屋旧，家具旧，婴孩连床都没有，排在木板上，挤在一堆，像什么样子？真是腐败！腐败极了！"

我听了他的话，并没有生气。我说："仁济育婴堂是在五十年前开办的，房屋旧，家具旧，我接手时也看不惯，本来我们只预备经常收容一百个婴儿，平时经常不足此数，现在一天要收到几十名，所以弄得连小铁床都不够，这是事实。在我接办时，就想要将旧屋拆掉，全部家具换过，现在乱糟糟的，既缺人又少钱，一切谈不到！"说罢这话后，已经陆续有工役、童军、主任、书记、客人进来要我逐一解决问题，那对夫妇反而看呆了，坐在一旁静静地等着不走。

我在办公桌前应付一切忙个不停，有一位邵万生南货铺的小东主，拿了四种奶糕的样子来给我看，要我选一种，我就选定浅红色的一种。他问："你何以选这一种？"我说："这是我设计的，在奶糕中掺人赤豆汁，以防脚气，奶糕价钱，我和你父亲争执了好久，我当时说过'积财不如积德'，不知你父亲是否生气？"他说："我父和你争执一场之后，已改变态度，只要你选定一种，他可以无限制地供应，一个钱都不收，全上海能做奶糕的工场，只有我们一家最大，所以我们才敢接受。"我听了满面笑容地说："好！好！"接着上海大绅董顾馨一来到，他虽是仁济堂的董事，但是视钱如命，因为育婴堂欠他一笔很大的米账，他听说我们大收捐款，就赶来收账。我见了他啼笑皆非，既客气又严厉地对他说："顾老伯！这几天你们送来的米，品质恶劣，掺入了无数细沙白粉，明明是四号杂米，而你开的价钱却是二号白米的价格。"顾老伯面色马上转变，说："小世兄，你不要听人家乱说，我也是个做好事的人，绝对不会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我笑了一笑，就叫张主任把淘米淘下来的沙粒杂质拿出来，请这位顾老伯过目。张主任走进厨房拿出一个米桶，里面满是沙石杂质和黑小米（即最廉价的北籼米），顾馨一料不到这一着，当堂就发呆了。我说："今天恰巧我们要招待新闻记者，可否把这件事公布出来？"顾老伯听了我这话，当时两手震颤，讷讷说不出话来，后来说了一句："好了，好了，小世兄全部积欠米账一笔勾销，算我捐给育婴堂的。"说毕又连叫了几声"小世兄"，并且大谈其和我家三代世交的旧话，我就手拉手地把他送出育婴堂。

接着集成药房屠开征来看我，说："你上半天连打几个电话找我，究竟有什么事？"我说："现在新辟一处专住病婴的医疗室，隔离疾病的传染，中药由童涵春药店免费供应，西药我搞不清楚价钱，我想请你们集成药房平价供应一切药品。"屠氏很豪爽地说："全部药品由我免费供应两个月，满了两个月，我再叫别家药房继续两个月，现在战争方开始，大家今天不知明天事，钱有什么用呢？"说罢，他就和我握手而别，我连感谢他都来不及。

坐在旁边静观的那对夫妇，见我处理事务这样迅速干脆，夫妇俩耳语了一会儿，就对我说："你刚才说缺人，缺钱，我觉得'人'的一方面，你应付有余，'钱'的一方面，我来出一分力。"说毕当场开出一张麦加利银行一万元的支票。当时外面捐款的虽拥挤非常，但都是三元五元的，最多的一人不过五百元，我对他捐出这笔巨款，真是感动。接着我问他尊姓大名，他坚不肯说，并且说："不要问我姓名，只是要求你一件事，我们夫妇没有子女，现在想领养四个婴儿，你可否答应？"我说："照堂里规矩，领养婴孩以一名为限，多则恐怕别人拿去贩卖，你地位不同，当然不会做出这种事，但要补一份店铺保证书，你的身份可以不必暴露。"他们夫妇欣然而去，不一会儿，把保证书拿来，并且很精细地花了两小时，选了四个五官端正、面目清秀的婴儿，每人抱了两个欣然而去。后来我和这对夫妇成了好友，不过相见之时绝对不提领养孩子的事。我到香港，有一次在沙田碰见他们夫妇，身旁只有一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孩。他的太太笑着对我说："这是我生的最小的孩子，由美国回港度假，其余三个都在美国，两个得到博士学位，一个正在进修硕士。"我当时就向他们道贺，别的话一句不提，大家只是作了一个会心的微笑。

第一天收捐款的结果，除了那对夫妇的一万元之外，共收到四千多元，小铁床七百多张，排列在门前街边，白布二百多匹，志愿来参加工作的中西医生有十多位。我对张主任说："一切都如愿以偿，明天起我只出主意，不再到堂办公。"张主任说："还有两个问题，这些白布如何改制成床褥衣被和尿布，而且现在收到的弃婴除了被人领养出去的以外，还有七百余名，婴儿每天要换上四块尿布，七百名就要二千八百条，洗涤大成问题。"我说："这问题可以打电话给第一难民收容所所长翁国勋，征求懂得缝纫洗涤的妇女来担任这项工作，每天给她们一块钱薪酬。"张主任照着做，事情也就解决了。

陆礼华说："现在捐款的情况很好，应该每天到电台上去报告一下以昭信用。"我说："你的见解很好，如果连续十天如此，大可以把一部分旧楼改建新屋。"那时育婴堂四周的邻屋，还有几座也属于仁济善堂的产业，住着的人见到育婴堂的尿布每天有二三千条，比扯万国旗还多，而且等待晒干，这些尿布虽说已经洗过，但经过曝晒，秽浊的气味仍是日夜不散，都向仁济善堂请求易屋迁居。我叫张主任从速接纳他们的意见，因此又收回了四幢空屋，于是运用捐款，把一部分旧屋拆除，改建新屋。同时我们还得到"生生护士学校"的合作，由该校长期派出护士学生来接替女童军的工作。这么一来，育婴堂就面目一新，大非昔比了。

人人遭难 事事为难

我是上海的一个市民，无党无派，非军非商，所以见闻有限。我写述的"安置难民"和"收容弃婴"的情况特别详尽，绝不是炫耀自己的才能，因为当时的上海人，各就自己的本位，万众一心，抢着去做各种后方工作，如民食问题、伤兵问题、急救医院和供应前方物资等，大家不求名不求利，在仓促间，各尽所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遭遇到困难，当然别人也同样遭遇到困难，至于后来遭受到敌伪方面的压迫，别人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虽然着重是讲自己的几件事，举一反三，也可以反映出当时无数人民的苦难情况了。

当时国军越战越勇，顾祝同是淞沪会战的总指挥，右翼指挥是张发奎，左翼指挥是陈诚，中央指挥是朱绍良，作战部队的指挥是孙元良、罗卓英。八月二十一日日军大举进攻吴淞，在浏河双方决一死战，相持了十天光景，国军竟然把吴淞前线的日军全部歼灭。这下子，上海市民更是兴奋热烈地做后援工作。

上海本来有一个市民协会，组织最庞大，财力最雄厚，抗战开始，它联合各方组成为"抗敌后援会"。后援会的委员，都是上海有名的热心公益的人士，内中有一个小组，叫做"慈善救济组"。后援会中人，请仁济善堂推出几个委员来参加这个小组。

仁济善堂的董事，都是老迈的绅士，也不知道他们是重视我，还是老谋深算，怕将来有什么问题，只把我的名字提出来，因此我那时也名列后援会慈善救济组的委员名单之中。

大约抗战了三个月之后，国军撤退，日军势力就伸张到公共租界上来，所有后援会的委员，日军都认为是"抗日分子"。那时节，所有后援会的人溜的溜，走的走，有些溜到香港，有些走入后方，全部名单二百多人，可是连我在内，只有八个人留在上海，我就成为当时黑名单中的人物，天天都在心惊肉跳，生命危在旦夕。后来八个人之中有两个人倒向日方做汉奸，保全了生命，四个人遭到极其凶残的杀害，只有我和另一个人，竟然得免于难。

【陈存仁（1908—1990），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1929年3月17日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7年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1949年赴港行医。1957年被推选为香港的高级慈善机构华东三院总理。1964年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1970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1979年应日本“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共四大册，1982年正式出版）。1980年初，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1990年9月9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

来源：玫瑰香溢88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