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4月12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召开纪念沈渭滨教授逝世十周年座谈会，本次座谈会也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科创建100周年纪念活动之一。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参加座谈会的部分发言稿和提交座谈会的交流稿。

2025年4月12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召开纪念沈渭滨教授逝世十周年座谈会，本次座谈会也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科创建100周年纪念活动之一。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参加座谈会的部分发言稿和提交座谈会的交流稿。

一生惬意是文章——纪念沈渭滨教授逝世十周年座谈会

“初五沈大大”，是我们沈渭滨老师的在沪弟子和若干好友的微信群群名。那是在2014年的正月初五，我们照例前往七宝古镇沈老师居所拜年时创建的。沈老师没有开设微信，或许他整天伏案写作也无暇浏览微信，但他吩咐师母汤老师加入，通过汤老师，他随时可以联系大家，同时获得各位的信息。

微信群命名“初五沈大大”，别无他意，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来是每年春节沈门弟子都会相约前去给老师拜年，三十多年间风雨无阻，可以说是上海历史学界师生关系的一段佳话；二来是七宝本地人习惯将祖父或尊者唤作“大大”，沈老师是七宝本地人，又是我们爱戴的老师和长者，以此命名显得十分贴切。

说起在上海的沈门弟子，除了老师在复旦大学带教的研究生，如奚纪荣、苏贻鸣、张剑等；更多的是就读复旦大学本科时听过沈老师讲授《中国近代通史》课程或《太平天国史》、《辛亥革命史》等若干专业课程和接受毕业论文指导的学生，如刘申宁、郭太风、张国伟、邢建榕、廖大伟、姜鸣、王克梅、司徒琪蕙、杨柳青等；还有虽非复旦学子但由老师自行带教的私淑弟子，如李耐儒等，本人也是其中之一。

我与沈渭滨老师是七宝同乡人，也曾在1968年3月至1969年7月间，就读于沈老师早年任教的七宝中学。那时，沈老师在七宝中学的名气很响，学生对他的评价是学识渊博、口才犀利、有刚正不阿更稍嫌张扬的个性。但当时他正顶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头衔，遭受迫害，重上三尺讲台后也没有带教我们班级的课程，可以说我与沈老师直接的师生关系是擦肩而过。

1981年夏天，就读于地处四川的西南交通大学、即将进入四年级的我，正在为毕业后的去向犯愁。要想实现十多年来重回家乡上海生活、工作的夙愿，在当时比较现实的途径是考取上海高校的研究生。趁着暑假，抱着一丝希望，我慕名登门拜访了在上海历史学界颇有名气、并已在复旦大学任教的沈老师。那时老师还住在七宝沟水弄，在那狭窄弄堂的老式阁楼上，只见他身穿圆领汗衫，左手夹着香烟，右手握着钢笔，正埋头于书堆之中伏案写作。他问明来由后，便开出了一大串书名目录，说是要考复旦的研究生，这些都是必须熟读的书籍。但他却只字不提如何复习，也不点拨复习的重点、要领，更无有心推荐或带教我的意思。当时，我估计他可能是看不上我这个理工科院校的文科学生，也或许是看出了我那“不纯”的考研动机，真的是有点灰心丧气。大约一个多小时的对话之后，我便匆匆告退了。

本意就是为回到上海工作而考研，当得知能够毕业分配到上海高校任教，自然立马就放弃了考研的念头。但是，理工科院校的历史课程被列为政治理论课体系，学生的学习兴趣不浓，科研条件更是无法满足。1983年我再次踏进沈老师的家门，希望能够在学术上得到提携。

虽然，他没有因我考研半途而废而嫌弃我，但还是对我考察了好长一阵子。也许是我的请求十分的诚恳，也许是那段时间我查找资料、誊写文稿，帮衬做些杂活还有点样子，老师认为我还是个可塑之人，终于同意收我为他的私淑弟子。就这样，我虽无缘成为复旦大学的学子，但有幸成为了沈渭滨老师的学生。

要确切地说，沈门弟子每年春节相约到老师家拜年具体是从哪年开始的，已经记不起来了。之前，每逢农历新年，沈门弟子都会去给老师拜年，只是隔三岔五分别前往。这不仅学生们难以相聚，也给老师带来诸多不便。于是大家相约并一致同意，先是正月初三、不久改为正月初五，一同前往给老师拜年。随着老师带教的学生增多，参与初五拜年的队伍也逐渐扩大，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陈祖恩、空军政治学院的张云、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傅德华等也自愿加入进来。

习惯成自然，每年的正月初五，成了一年之中沈老师与弟子们欢聚的日子，也成了我们沈门弟子期盼的节日。那天，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冰天雪地，弟子们都会从四面八方、甚至从外地赶来给老师拜年。而老师和师母则热情款待，好烟、好茶准备就绪，糖果、点心摆满茶几。师生济济一堂，尽情畅谈，开怀大笑，情意浓浓。老师则一改那在课堂上的严肃和正经，表现出和蔼、甚至带有童趣的另一面。其间，谈起当时的甲A、中超、意甲、英超等足球赛事，比画。起带球突破、起脚射门的精彩场面，老师那一板一眼的架势，让人忍俊不禁；谈起新近上演的电影或电视剧，以及刚刚谢幕的央视春晚，评说明星大腕，圈点个中得失，老师那近似于专业导演的水准，让人钦佩不已；谈起学生各自的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甚至婚嫁琐事，老师那长辈般的叮咛和嘱咐，语重心长，让人倍感亲切。

拜年相会，自然少不了聚餐。最初几年，都是师母和老师的大女儿沙沙亲自下厨。精湛的厨艺，色、香、味俱全的菜肴，每每让我们垂涎欲滴，以致师弟兄们常常坦言，宁愿辞掉他人的春节宴请、推迟外出的旅游，也要来蹭吃这顿丰盛的老师家的家宴。后来，我们不忍师母操劳，改为在外就餐。七宝的塘桥饭店、天香楼、和记小菜、来天华酒楼、越由酒家……那些有点档次的饭店酒家，被挨个儿订座、吃遍。静安的席家花园、徐家汇的大沪小厨、田林的花园饭店、宝山罗店新镇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浦江镇召稼楼的沈家花园……也都曾留下我们师生欢聚的难忘场景。2010年正值沈老师汤老师金婚纪念，概由张云、奚纪荣操办，在五角场蓝天宾馆设宴，师生和老师的若干好友齐聚一堂，共贺沈老师汤老师金婚之喜！那天到场者，还有沈老师学生的学生，“师生三代，济济一堂”，笑语掌声连连，气氛极为热烈。

沈老师对每年的春节师生相聚贺岁的形式也特别赞许，把它看作是联络同窗感情、增进师生情谊的一大乐事。在其2003年至2014年连续12年的退休日记中，每年的正月初五都记载有那天师生共贺新春的参加人员、活动场景和诸多感受。“今夜真是一年中最高兴之日，看到学生们个个有成绩，人人皆尊敬余，作为老师能不乐乎。”（2003年） “众人围坐客室，边食花生糖果，边谈在校读书时轶闻轶事，笑声不绝。相互取谑，情谊交融，极见同门之师生之谊。”（2008年）“见彼等畅叙同窗之谊，尊师之情，弥久不衰，窃喜之。”（2009年）“同门情谊，形同手足，师生共乐，状若一家。”（2012年）在2008年的正月初五日记中，老师还提到已于2006年去世的大弟子郭太风。“撤席合影留念之时想起太风，哀从中来，往年太风必与聚会，今西去已一年有余，难见其貌，难闻其声，且不痛哉”，师生之情跃然纸上。

老师对2006年春节在宝山区罗店新镇的师生新春聚会活动记载尤为详尽。日记中写到，那天先后前来参加活动的有奚纪荣、张剑、廖大伟、郭太风、马学新、邢建榕、张国伟、司徒琪惠、王克梅、姜鸣、杨勇刚、杨柳青，“师生团聚，共话当年，宛如一家，亲密无间 ，诚一大乐事”。到罗店新镇美兰湖高尔夫球场后，“先在练球场打球，余亦小试身手，既无击技又乏臂力，出尽洋相”。继而在美兰湖皇冠假日酒店大堂小坐喝咖啡后，去美兰湖国际会议中心用餐。途中“苏贻鸣赶到，众皆拍手欢迎之”。“苏贻鸣为桥牌高手，每年新春初五，皆需参加市级桥牌大赛，战绩颇好，去年得第二，今年得季军”。及至“八时半宴毕，去底楼饮茶，九时半散。全部费用仍按惯例采AA制”。那天“到家已过十点，一年一度师生聚会圆满结束”。

当然，师生春节欢聚期间交流最多的还是学问。那天，老师会将新近出版的学术著作一一赠送学生，并与学生交换研究心得，分享个中的酸甜苦辣。《困厄中的近代化》《曾经沧海》《晚清女主——细说慈禧》《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增订本）《政治女强人慈禧》《七宝沧桑》《蒋廷黻导读》《道光十九年》等，就是老师退休后相继赠送给学生的新著。那天，老师也会一一询问学生的学术研究近况，对学生取得的科研成果和学界影响，窃喜之余不吝赞扬之词，给予鼓励和鞭策。学生有新作杀青请求作序，老师都不予推辞，并于百忙之中及时审阅书稿，严加评判，绝无溢美之词。每临重大历史事件纪念的年份，每逢承接有来自各方的重要研究课题，老师还会借机布置研究任务，与大家协商切入的角度，初拟课题研究的提纲，并约定成稿的日期。

记得，沈老师主编的，有不少沈门弟子参与编写的《近代中国科学家》《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近代卷），最初的任务布置就是在春节聚会时进行的。

《近代中国科学家》一书，是沈老师于1986年间组织编写、并于1988年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那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已经为改革开放后的国人所普遍认同。中国也曾有着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尽管在十五世纪中叶以后，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特别是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已经拿不出多少可以自豪的科技成就。但是正如老师所说，在战乱不断的年代，既无国家的支持奖掖，又乏必需的设备条件，近代中国科学家们凭着冀民族自立、望祖国富强的赤子之心，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顽强刻苦地研求探索，还是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值得后代敬重和珍惜。作为近代史学者，有责任为近代中国科学家树碑立传。

由于当今治史者多为文科出身，理科知识薄弱，为科学技术专家立传谈何容易。晚清政府和社会对科学技术又不予重视，科学技术专家的史料记载不多又十分散落，为科学技术专家立传更非易事。尽管如此，沈老师还是本着严谨的治学精神，一方面，亲自选定了在数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医学、天文地理学、地质学以及造船、筑路、制兵器、飞机设计和水利建设等各个科学技术领域作有杰出贡献的二十余位科学技术专家，分别为之立传；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尽可能从传主的日记、著述，传主的乡志、碑铭文搜寻线索，不放过任何记载传主生平和科学技术成就的资料，哪怕是蛛丝马迹，更要求我们吸取当代中外学者在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史方面的研究成果。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尽管《近代中国科学家》一书只收录了26位科学技术专家的传记，一共仅有19万多字，但是写来也颇为艰苦。不少传记数易其稿，倾注了作者特别是作为主编的沈老师的心血。在成文和定稿的过程中，老师亲自求教于有关的学者和专家，以核对部分科学家传记中一些科学原理、定理、术语的理解和描述是否准确。其中的数篇数学家传记，他还请在数学方面有一定造诣的林厚伦先生审稿，并根据林先生提出的意见一一予以修订。

《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近代卷）一书，是沈老师于1983-1994年间组织编写、并于1999年2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该书的编写和出版历经十年有余，其间可以说是多有周折，甚至是一种磨难。

早在198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在沈起炜先生编著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卷）付梓之际，即着手近代卷的编辑计划，并约请方诗铭先生主编。那时沈老师正参与由他恩师陈旭麓先生、业师魏建猷先生及方诗铭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词典》的统稿工作。方先生很看好沈渭滨，在征求陈旭麓先生意见后，提议由沈渭滨协助。不久，又因方先生工作过于繁忙，决定由沈老师独自完成。

沈老师接受主编任务后，独立编纂了三年，但仅完成全书四分之一的初稿。一则因编写工程量实在太大，以一人之力难以如约完成；再则年表史事采编实为治史者之基本功，让学生参与编写也能进一步夯实他们的近代史知识基础。遂于1986年，沈老师给他的部分弟子分配了编写任务，要求协力共同完成。其中，我和姜鸣、郭太风分别采编1855-1864年、1875-1883年、1884-1893年间的大事。其余年份分别由华强（1865-1874年）、夏林根（1894-1899年）、陈宗海（1900-1910年）、胡毅华（1911-1919年5月）、傅德华（全书人名索引）等复旦大学和上海教育学院的青年教师承担。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老师定下了几条编写原则并要求我们严格遵守：一是尽管有著名历史学家郭廷以教授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以及其他一些还属上乘的中国近代史大事记著述，但都没有注明资料来源，作为工具书使用甚是不便，于是强调本书记录的每条史事必须从原始史料中搜寻采编，并注明出处；二是鉴于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因此要求充分利用已有学术研究成果，对学术界有歧义的史事，必须加以考订或注明另说，不拘泥于《东华录》《筹办夷务始末》《清末外交史料》甚至《清实录》等“正史”记载；三是不落旧套，扩大史事记录的覆盖面，除政治、军事、中外关系外，尽可能包含经济、文化、思想、自然变故等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重大事件。总之，《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近代卷）一书的史事采编，要尽最大可能达到准确性、可靠性、全面性的统一。

参与《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近代卷）编写的各位作者，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大家频繁奔走于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以及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各大图书馆，仔细查阅各种近代史原始资料，往往是耗费多时却所得甚少。那时，我们都还没有用上电脑，为便于按时间顺序随时插排新采编的史事，大家都借助于小卡片记录。每张小卡片记录一条史事，往往是一年的史事记录需要用上数百张小卡片。再将小卡片记录的史事誊抄于出版社要求的500格文稿纸上，两道工序，是既费时又费力。

沈老师更是身体力行、亲作表率。在编著《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近代卷）的前几年，老师已经被一种称之为“脉管炎”的足疾缠身，且日益加重，因血脉不通，整日疼痛不已。那时，沈老师的家已经迁居至七宝浴堂街，房子也较为宽敞。但那是一幢两层楼的、围着一个小天井的四合小院，沈老师家虽将惟一的二楼朝南房间作为书房，然而还是与对面同样高度的房屋相隔不足一丈，日照极不充足，因此被他戏称为“冬寒夏炎斋”。尤其是冬天的晚间，那时没有空调，更没有地暖，整个书房犹如冰窟一般。尽管他脚穿老式蒲草鞋以保暖，但仍挡不住袭人的阵阵寒气，足疾带来的锥心之痛，无休无止。

可是他日夜赶工，也不愿抽出时间去大医院看专家、检查病因，只是在附近医院配点止痛药以缓解疼痛。晚上无法平躺入睡，就在沙发上半坐着过夜。1987年，终因脉管炎截去了老师的第一个脚趾。可他不以为然，还对着前来医院探视的学生们自嘲说：“现在我是标准的臭老九！”在以后的十多年里，老师又先后被截掉了两根脚趾，从此便离不开那根“司的克”了。后来才被确诊，那所谓的脉管炎，其实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虽得对症下药，病情有所控制，但已截掉的三根脚趾，却永远也无法复原。

可以说，老师为《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近代卷）的编写出版，带出了一批学生和青年教师，自己却付出了极大的健康代价。

在《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近代卷）交付出版时，尽管沈老师希望编辑“手下留情、少做减法”，但是出版社因出版经费所限，几经协商争取无果，终于割舍了每条史事的出处注释，有关考订和注明另说也大大缩减。这一减，减去了原稿字数的四分之一约30万字；这一减，也改变了老师最初定下的编写原则；这一减，更是给使用者带来了诸多不便。后来，每当谈及此事，老师还是扼腕叹息，遗憾万分。

沈老师退休后，每次正月初五师生聚会时，我们都会劝说老师要多注意身体状态，不能再接时限紧、任务重的大课题，不能再“开夜车”、劳累过度。平日里也时常有学生前往七宝，陪伴老师外出散步、散心。老师也曾说过，书架上少一本自己写的书不见得少，多一本自己写的书不见得多。尽管如此，他退休之后仍然是笔耕不已，新著频出，学术成果甚至远超在职工作期间。学术研讨、电视论坛、专题报告、学会活动屡现身影……更在2005年接受国家清史工程委托，担任“传记·光绪朝（上）”项目主持人，并亲自撰写慈禧太后、光绪帝载湉等17人传记，并于2012年8月写就近5000字的结项报告。

2015年2月23日（羊年正月初五），我们沈门弟子照例一同前往七宝给老师拜年。那天，尽管沈老师依然笑迎各位，不时与我们对话，但是因去年10月的那场“心肌梗塞”大病尚未痊愈，神情明显疲惫。那天，也未能与弟子们一同外出聚餐。我们当即与老师相约，待他健康状况允许，即予以弥补这大家心头的一大缺憾。

3月5日是汤老师的生日，她在“初五沈大大”微信群中上传了一帧与沈老师两人一同系着花色丝巾、相依相偎的合影，并说是“今天拍的照片”。一下子，初五沈大大微信群又热闹起来：有祝汤老师生日快乐的，有说沈老师看起来神情蛮好的，有说沈大大风度翩翩的，更有弟子不忘俏皮话相赠“情深伉俪、郎才女貌”、“情侣围巾哈嗲”……总之，我们都相信并期盼着老师身体能很快恢复康健，师生能尽快再次相聚，能与老师高高兴兴、安安心心地聊上一阵、喝上几杯。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老师3月底又因病住院，且一病不起。4月18日与世长辞，与沈大大再次师生欢聚的愿望再也无法实现。

老师，您这一走已整整十个年头。在您过世三周年、五周年之际，我们沈门弟子都曾相约一同前往墓园，为您扫墓祭奠。这十年来，除了因新冠病毒蔓延的那几年，我们沈门弟子照例在春节期间相约去七宝给汤老师拜年，也照例在聚餐时为我们尊敬的老师您斟上一杯酒、点上一支烟，以寄托我们对您的永久的思念！

来源：米西说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