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唐时期，国力强盛，能够控制河西走廊以经营西域。汉唐时期的边疆敦煌与长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状况，一些本籍敦煌的人士流寓关中，或关中人士曾任职敦煌，他们曾经的生活印迹通过文献保留了下来，比如碑石、墓志和其它文献。在东汉，最有名 者 如 陕 西 合

汉唐时期，国力强盛，能够控制河西走廊以经营西域。汉唐时期的边疆敦煌与长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状况，一些本籍敦煌的人士流寓关中，或关中人士曾任职敦煌，他们曾经的生活印迹通过文献保留了下来，比如碑石、墓志和其它文献。在东汉，最有名 者 如 陕 西 合阳出土的《曹全碑》，记录不见于史册的敦煌效谷人曹全家族的事迹较详。在唐代，敦煌文献中保存有四件来自关中地区的碑铭拓本：《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唐太宗温泉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佛说大悲陀罗尼经》。2002 年从陕西杨陵出土的《大周沙州刺史李无亏墓志铭》记载了李无亏于 689—694 年任沙州刺史兼豆卢军经略使的事迹。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碑铭是从中原传至敦煌后的抄录本，如《常何碑》等，但占主体地位的是敦煌本地人士所撰写的敦煌本土人物碑铭。唐后期，一些敦煌籍人士因特殊的机遇而生活在长安，他们去世后不能归葬敦煌而葬于长安附近，近年来也有原籍敦煌的唐人墓志出现。如晚唐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家族，自唐宣宗大中二年（848）以河西数州脱离吐蕃统治、归义唐朝以来，张议潮家族中先后有数人寓居长安，死后随葬长安。近年来张议潮家族长安墓地被盗掘，墓志拓片出现于西安，使得通过出土墓志与敦煌文献里较为丰富的张议潮家族相关文献互相对照、互证研究成为可能，以丰富晚唐归义军史事研究及张议潮家族史研究。笔者结合新出土《张淮澄墓志》，主要解决敦煌文献P.3730V 书信第四件里提及的咸通年间在长安去世的张议潮家族某人是谁这一小问题，以及促使张议潮咸通八年（867）入居长安的可能因素。

一、P.3730V 书信之间关系梳理

法藏敦煌文献P.3730 是唐代沙州（今甘肃敦煌）十件寺院相关牒状文书档案的粘连卷子，其中三张文书背面抄录有七件书信稿。由于P.3730 背面（以下用敦煌文献习惯简称为P.3730V）书信的字迹非常潦草，难以辨认，所以长期以来它的内容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自 2005 年起，吴丽娱、杨宝玉从P.3730V 释录出七件书信并做了深入的研究。①2017 年李军根据 IDP（国际敦煌项目）网站高清图版，并参考杨宝玉等两位先生的录文，将P.3730V 书信内容重新进行了录文及相关研究。［1］以上学者的研究，不仅使P.3730V书信的文字校录更加准确、释文更加丰富，也初步厘清了P.3730V书信的时代断代问题。他们也阐述了书信与唐代敦煌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于咸通八年（867）进入京师长安定居的历史事件密切相关，判断撰写书信的作者是恒安和尚的可能性最大，为综合研究这一写卷奠定了基础。

P.3730V局部

依据吴丽娱、杨宝玉的研究，P.3730V《书信草稿七件》第二、三、四件状文提及的“阿郎”即为晚唐敦煌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而第五、六件状文提到的“郎君”是张议潮之子。他们从第六件书信后半部分的文字也见于S.6405V《僧恒安谢司空寄缣缃状》出发，对P.3730V 七件书信草稿的撰写时间推论在咸通八年（867）张议潮进入京师长安前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P.3730V 七件书信草稿书写字体一致，各件内容之间形成紧密关系，可能是写信人按照收信人身份的不同而分类撰写的，每一类别里又按时间顺序排列。因此，将七件书信视为一个整体，并梳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研究的前提。笔者认为，P.3730V 第一件和第七件应该是一组，是恒安用张议潮或张议潮之子的名义起草（也有可能是抄录）的给甘州以东的某州刺史（可能是凉州刺史或灵州刺史）的书信草稿，但第一件和第七件在时间上有先后，第一件早而第七件晚，因此书写的位置有前后。在第一件书状中，这位被尊称为“使君”的刺史与张议潮存在“仁眷”的友好关系，曾经赠送香药、地榆给张议潮，故张议潮在某年仲春二月（很可能是咸通七年二月）出发前往刺史所在地时，上状致谢。第七件书信，则可能是张议潮之子郎君携带家眷一行，离开沙州前往京师长安，于某年的某月二十三日离开甘州、前往这位刺史所在地，提前致信问候对方起居。由于书信残存信息太少，目前还不能准确判断第一、七件书信的发信人和收信人分别是谁。但从全部七件书信中反映的时间来看，第七件书信的写作时间在第六件书信郎君乍到京师“觐侍”其父张议潮之后，似乎还在路上而未到达长安，这时的郎君刚刚离开甘州，下一程应该是甘州以东的凉州、灵州等地。

第二、三、四件应为一组，是恒安写给张议潮的书信草稿，学界有较为深入的详细研究。杨宝玉、李军等从第二件中的“霜冷”“近日乍到京畿”“伏听阿郎荣拜统军”等语 准 确地 考 证 出，它是咸通八年（867）九月份恒安写给此年二月到达京师的张议潮［2］38－42，证明在咸通八年（867）九月之前，归义军已有使者返回沙州，带回了张议潮被任命为右神武统军的消息。［1］李军又从P.3281V《押衙马通达状》中马通达“先随司空到京，遣来凉州，却运家累，拟欲入京”分析，张议潮本没有预料到唐朝会把他羁留在长安，入朝时并没有携带家眷。因为被唐朝任命为禁军的长官，必须留在京城任职，所以张议潮才派遣心腹马通达返回沙州以护送其家人入京［1］，故咸通八年（867）九月之际张议潮的家人尚未离开沙州。第三件恒安的书信中仅提及“门宅百尺上长幼诸亲并蒙平善”，而未再提及第二件书状中的“娘子”及“郎君”，因此李军判断张议潮的家人已经出发前往长安了［1］，时间应当是咸通八年（867）九月之后。第四件书信的撰写时间比第三件更晚些，应该是咸通九年（868）了。其内容如下：

至常宋中昆皆不意凶祸，厶人離今日千方无征，去厶日奄从倾逝，痛当奈何，苦痛奈何。万福即此，厶乙悲恋外，蒙恩平善，不审近日体气何似？阿郎尊体，又军务繁并，伏计疲顿，善加保重，即是恳诚云云。限以所守，未由拜觐，空增瞻恋之至。谨［状］。

P.3730V局部

第五、六件为一组，是恒安写给张议潮之子“郎君”的书信草稿。这件书信在文体、用语上明显与给张议潮的状文有很大不同，文体上用“书”体，语言上用平行语。在时间上，反映的是恒安与郎君“执别渐久”，恒安希望通过使人能与郎君畅通联系，似乎表明郎君仍在沙州到长安的路途之上，尚未到达长安。第六件以文中的分隔符号（┓）为分界，前半部分是恒安写给郎君的书信稿，后半部分是写给张议潮的书信稿。大概是由于张议潮和郎君写给恒安的书信里有相似的内容（如都提到了委曲、匹帛），故恒安分别起草了致郎君和致张议潮的书信草稿并混抄在了一起，但恒安非常清楚两件回信的区别，故特意用分隔符号“┓”对两件回信作了区分，标示前后内容不是同一件书信。第六件书信所示郎君乍到京师“觐侍”，郎君已经到达京师长安，并寄信给沙州的恒安，还附了一首郎君于路途所作的诗歌习作。

第六、七件之间夹杂一首七言诗“《题戍楼山》：黄喦巉嵓行路难，一心遥怕鬼门关。临津古塞此（辞）人迹，不堪惆怅戍楼山”。既往的研究，认为它与书信无关，故未做讨论。但笔者认为，它既然被抄于两件书信之间，则还是与书信有些关系。这首诗是恒安所抄录的郎君与恒安书信来往时所酬唱的诗歌，它本来就是郎君书信附件的一部分。笔者认为这首诗，即是第六件书信中所说的恒安从郎君派出的使者那里所收到的“芳词”，是郎君寄给恒安的诗，当是郎君经过沙州与长安之间某地的戍楼山时所写的七言绝句诗。戍楼，本为边疆地区边防驻军的瞭望敌楼的通称，在边地城池皆有戍楼。从此诗描绘风景看，黄沙戈壁，边塞城池，面临黄河，又有津渡，反映的应该是黄河一带的边塞古城的特征。笔者以为可能就是唐代的灵州城：背临大河，城上有戍楼，登楼可遥望见贺兰山。从诗可以推断郎君等人可能通过凉州东北到达了灵州地区，其中有一段路经过黄沙戈壁，行路困难，被视为鬼门关，故写诗抒怀。

第六、七件书信之间所抄七言诗《题戍楼山》

恒安与以上张议潮诸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第六件书状中，恒安称郎君为“贤弟”（尽管后来用笔抹去了），则可知两人之间是类似兄弟辈关系，书信的语气和格式也符合平辈关系。五、六两件书信里还多次提到“勤习士业”“旦夕不离百尺习业”，可知郎君还很年轻，正是习士业的年纪，恒安与郎君还有同业学习的密切关系，学者推测恒安可能还是郎君的同学，或者负有教育郎君的责任。②因为第六件致张议潮书信中“伏以郎君俊生仁瑞，天与孤贞，槐市芳文，非因师教”，显然是赞誉郎君天生聪明，写得好文章，并不是因为师傅教育后的结果。“伏蒙司空猥录蠢禺”显示张议潮用恒安以教师身份教育、培养郎君，使其士业有进步。因此恒安与郎君之间还存在着师生之谊，但恒安因为是张议潮门徒的关系，可以视郎君为兄弟，故书信所用文体也正是平辈间往来的书体，不用状体，在与郎君来往的书信里充满了兄弟般的关切、叮咛教诲之情。在唐代，“状”文体、“委曲”体、书文体的应用对象上是有差别的，“状”文一 般 由 卑 下 者 上 达尊贵者，“委曲”是上（尊）达下（卑）所用，书体则是平辈之间所用，三者在格式与书仪语言上有区别。恒安写给张议潮的都用状体，张议潮写给恒安的回信则用委曲体，恒安写给郎君的书信全都用平辈的书体。恒安既然与郎君是兄弟平辈关系，那么他与张议潮是什么关系呢？恒安在敦煌文书题记中自称张议潮门徒，参与了归义军幕府内官私文书的撰写。从敦煌文书的题记，以及恒安上给张议潮的状文中的书仪用语、语气，以及张议潮用“委曲”体书信给恒安写信，张议潮与恒安之间年龄相差较大，我们判断恒安与张议潮不是平辈的关系，除了上下属关系外还有类似于父子间的辈份关系。杨宝玉对S.6405V 恒安书状中“蜳禺”（青蚨）典故的分析表明，恒安将张议潮视为近乎父母的尊长③，极有道理。

二、新出《张淮澄墓志》与P.3730V第四件书信有关联

目前还没有详细史实确切说明张议潮为何入朝，诸学者从现有敦煌材料出发认为张议潭之死是张议潮束身归阙的直接原因，是唐朝削弱归义军这支藩镇势力的一项强有力措施。［3］163杨宝玉等人的研究认为P.3730V 第四件书信中去世的某人即是张议潮之 兄 张 议 潭，去世 时 间 大 约 在 咸 通 七 年（866）末或八年（867）初，但西安新出的《大唐故朝议郎兼鄂王友南阳张淮澄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张淮澄墓志》）对判断去世人物的身份，提供了新的线索。2016 年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王庆卫在参与编集《陕西新出墓志》时，收集到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的《大唐故朝议郎兼鄂王友南阳张府君（淮澄）墓志铭并序》拓片一本，并撰文予以揭示新出张淮澄墓志对归义军史研究的新材料意义。［4］之后，郑怡楠以王文为基础对《张淮澄墓志》进行了详细考释，重点梳理敦煌张议潮家族的起源和张氏归义军史事。［5］2017 年李宗俊亦撰文对《张淮澄墓志》做文字史实考释，为之跋文，以阐发该墓志铭对于史书及有关敦煌文书的印证或补正价值。［6］213－216

出土墓志新材料为研究敦煌文献里的疑难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法与思路。张淮澄之名虽不见于敦煌文献及敦煌莫高窟壁画题名，但在敦煌文献里仍然残存关于张淮澄的一些蛛丝马迹的史料线索，在《张淮澄墓志》里记录了张议潭和张淮澄去世的时间：

大唐故朝议郎兼鄂王友南阳张府君墓志铭并序姚敬□

吴兴沈云翔文 朝议郎前守泗州司马潘玄景书并篆刻

府君讳淮澄，小字佛奴，姓张氏。其先南阳人也，代之贤俊，具载先碑。高王父尚书公孝嵩，以文学进身，以军功莅事，为燉煌督护，迁于北都，留其少儿抚临沙郡。至天宝末载，蕃寇陷边，自是嗣子及孙居于戎部。曾祖曰衕，皇摄沙州录事参军、知州事。祖曰谦逸，皇累赠至兵部尚书。父曰义潭，皇左骁卫将军、检校右散骑常侍，母曰索氏，姑臧县君，即东晋靖之裔也。兄曰淮深，幼有胆气材略，代季父司空为沙州刺史。至宣宗朝，司空南阳公秉神勇之术、英杰之才，以故地东归，以同气宿卫。而府君是得先身之使，时大中七年，诏授左威卫丹州通化果毅都尉。九年，转右领军卫左中候。明年，迁昭武校尉右金吾卫左司阶，始名淮澄。十二年，转福王府右亲事典军，旋丁常侍忧，哀毁过礼，将迩灭性。上闻之，优诏夺情起复，改袁王府左亲事典军。咸通二年，转鄂王府左帐内典军。三年，迁朝议郎右骁卫长史。始自武部升于文行，若惊得大道之现，夕惕有君子之戒。又明年，转右卫长史。当去年三月，以司空归阙，典有及亲，擢列朝班，褒其季父也，拜鄂王友。因娶段氏之子为夫人，即相国之孙耳。至戊子年五月三日，寝疾终于京之永嘉里之赐第，时年廿一。府君端谨温愿，为宗族圭表，未尝以喜愠形于外。及其终也，而季父之部皆为出涕。司空禀冠世之勋，负匡国之略，故京中名臣贤士皆萃其门。余亦与府君之族昆弟荛幼善于姻家，是得请余纪铭于墓石。以其年七月十八日，葬于京师万年县崇义乡刘村，祔常侍之域，礼也。

铭云：南阳公有盖世之勋，其党复得以为华人。赏延之禄，颁于府君。择乎名胤，用结婚姻。姻而无嗣，贵而无身。九迁爵秩，厕为具臣。虽夭何叹，足以荣亲。志于贞石，当于万春。④

从《张淮澄墓志》中可知，大中十二年（858）张淮澄转任福王府右亲事典军时，不久其父便去世，他被今上（唐懿宗）夺情起复，改任袁王府左亲事典军。咸通二年（861），转鄂王府左帐内典军。墓志中的“常侍”，经过前述学者考证确定是张淮澄之父张议潭，志文中明确“父曰义潭，皇左骁卫将军、检校右散骑常侍”，墓志与敦煌文书相比，虽然有“义潭”和“议潭”之区别，但实为同一人。丁忧，指遭遇居丧，多指父母去世后子女守丧礼，有官职者一般要离职在家服丧。墓志中用“旋”字，表示时间不久，则张议潭去世于大中十二年（858）之后至咸通二年（861）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墓志明确说明，在张议潮咸通八年（867）入京时，张议潭已经去世七八年了。笔者曾 研 究P.3750 文 书是唐大中十二年（858）七月二十日张议潮写给张淮深的委曲体书信［7］，书信中有“昨，七月十九日进奏押衙王敬翼到，兼得将军家书，宅内长幼并得平善”语，“将军”即在京师长安的张议潭，“宅内长幼”则是张议潭在京师的家眷，包括张淮澄在内。结合《张淮澄墓志》和P.3750 文书，大中十二年（858）七月以前张义潭尚在世，张议 谭 去 世 的 大 概 时 间 在大 中 十 二 年（858）七月之后、咸通元年（860）之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BD9343 为五首挽歌，前有残书状“（前缺）请假，不获随例陈贺台庭，无任兢惕战越之至”，后有五组挽歌，徐俊判断这五组诗是张议谭作于咸通元年（860）二月唐宣宗入葬之际［8］922，史书载唐宣宗死于大中十三年（859）八月七日。因此，如对 BD9343 五首挽歌的作者判断不误的话，张议潭去世的时间可进一步推断至大中十三年（859）八月七日以后至咸通元年（860）二月张淮澄被夺情起复前⑤，准确的去世时间尚待出土新材料（如张议潭家族其他人氏墓志）的发现。

前述学者们判断上揭敦煌文书P.3730V第四件书信的撰写时间比第三件（咸通八年时）更晚，应该是咸通九年（868）了。故第四件书信中“不意凶祸，厶人离今日千方无征，去厶日奄从倾逝”的人物，他去世于咸通九年（868），却肯定不是张议潭，但又与张议潮家族有亲属关系。杨宝玉等通过对书信中“不意凶祸”“苦痛奈何”等书仪用语词汇结合唐代礼仪制度的分析，断定此书仪用语不能用于父母之类的重丧，而可用于兄弟和其他轻丧。［8］280如此，这个咸通九年（868）去世的张议潮族人应当是张议潮的晚辈。那么，他是谁呢？笔者依据《张淮澄墓志》里张淮澄去世的时间，推断这个去世的族人是张淮澄。《张淮澄墓志》明确记载：张淮澄卒于戊子年五月初三日，葬于七月十八日。戊子年，为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张淮澄是张议潮的侄子，上文已述恒安与张议潮之子郎君是兄弟辈关系，而郎君与张淮澄是堂兄弟关系，所以恒安书信里的书仪用语符合吊问轻丧之仪。张淮澄去世时，张议潮已经在京师长安定居一年多了，从墓志中“京中名臣贤士皆萃其门”进行吊唁慰问，可以推测知道：张淮澄去世是张议潮于咸通八年（867）到达京师长安定居后张氏家族内部的一件重要大事，想必张议潮处理丧事十分辛劳，又有军务，许多京中名臣贤士及归义军人士都曾到张宅哀悼（《墓志》中称“及其终也，而季父之部皆为出涕，“季父”指张淮澄之叔父张议潮）张淮澄并慰问张议潮。故咸通九年（868）五月三日以后，只有当张淮澄去世的消息传到敦煌后，恒安才能给张议潮写一封慰问信，劝慰议潮注意身体。所以从时间上来说，P.3730V 第四件书信的撰写时间应该是咸通九年（868）五月三日以后，它距离第二、三件书信的书写时间已经过去近一年了。

三、余论

张议潮因何要离开归义军前往京师长安，是否与其兄张议谭的去世有直接关系，以及唐朝中央朝廷对归义军政权和张议潮的态度如何，随着学界对敦煌材料的深入研读以及出土新材料的不断出现，有望给出新的线索和解答。咸通八年（867）张议潮入朝的原因，过去有“中央策略，入朝为质”说、“张议潮兄弟失和、内部矛盾”说［9］、“朝命难违，自愿入朝”说［10］等推测，众说纷纷，各有合理性，主要是由于没有确切的文献说明张议潮入朝的原因。荣新江最早指出唐懿宗朝的河陇经营与归义军的东扩有矛盾［3］157－161，李军继而详细申论之［1］，都认为张议潮入京是被唐朝强制征召、充当人质，以利于唐中央控制归义军。2016 年李宗俊从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所藏墓志内发现《唐故容管经招讨处置等使李行素墓志》（以下简称《李行素墓志》）拓本一帧，撰文揭示出李行素曾于咸通七年（866）出使西凉府说服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执笏入觐。［11］新出土墓志为回答张议潮入朝的可能原因，提供了新的思路。据新出《李行素墓志》记载：

既罢来朝，授太府少卿。未逾月，使西凉州，和断嗢末羌与张议潮，语议潮执笏入觐，奉使称旨。

（铭曰）……归朝羁旅，贰乎长官，单车西凉，慄彼羌股，系羁侯王……［12］

上文墓志中透露出咸通七年（866）归义军与凉州嗢末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矛盾冲突，是唐中央朝廷派使臣劝说、征召张议潮入京的主要原因之一，即咸通二年（861）张议潮率领归义军驱除凉州吐蕃之后与凉州嗢末部族围绕凉州控制权而产生的军事斗争和冲突，是河西地区不安定的主要矛盾。对应于《裴识墓志》中言（咸通四年）“天子以河西新收西凉府，以归帅张议潮欲强盛边事”［13］361及S.6342 +Дх5474《张议潮奏状及批答》中“咸通二年收凉州，今不知却废，又杂蕃浑，近传嗢末隔阻往来”［14］381－389所反映的归义军与凉州嗢末之间持续、激烈的军事矛盾与斗争，与墓志所述史实一致。从张氏归义军来说，归义军与凉州嗢末间的矛盾冲突大于和唐中央朝廷的矛盾，中央朝廷也确有羁縻归义军，分割权力，防止其独据河西的一面，与敦煌文献《张淮深功德碑》所言“事有进退，未可安然，须拜龙颜，束身归阙”［3］402的委蜿含蓄的文字表述也相符合。但唐中央派出太府少卿李行素出使西凉州以和断、调停归义军与嗢末羌之间的矛盾冲突，应该是张议潮于咸通八年（857）入长安定居的最直接因素。《李行素墓志》似乎暗示，咸通八年（867）时张议潮身在凉州而不在沙州，所以不能够返回沙州携带家眷一起前往长安，仲春二月出发，三月份即到长安，定居后才派人迎取家眷前往长安。这一暗示还有待新的材料证据去证实。敦煌文献《张淮深碑》记载张议潮于咸通十三年（872）去世后“敕葬于素浐南原之礼”，张淮深生母索氏（张议潭夫人）去世后“敕祔葬于月登阁北茔之礼”，张议潭子张淮澄卒后祔葬于张议潭之葬地——万年县崇义乡刘村，说明张议潮家族在京师长安的家族墓地主要分两处：一处在素浐南原，一处在万年县崇义乡刘村，但均在今西安市东郊浐水以东的小原上，此地多是唐代中后期达官贵人的主要葬地所在。然而《张淮澄墓志》目前只见拓本，不见原石，出土情况不详，说明张议谭家族长安墓地之一已经被盗掘，可能今后还会出现张议潭、张议潮家族人士的墓志、随葬印章物品等新材料，为研究敦煌遗书提供新的材料和方法。总之，出土墓志和敦煌文书均属出土文献，都具有出土文献信息片段性、碎裂化的特点，离不开其他文献的佐证，既是传世文献的补证，也能拼缀重构新史事。将出土墓志与敦煌写本文献的对照互证研究，将会对敦煌文献里某些疑难问题的解决大有禆益。

① 相关的主要研究有：吴丽娱、杨宝玉《P.3730v 张氏归义军时期书状考释》，载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第 7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78—286 页；杨宝玉、吴丽娱《张议潮束身归阙后与沙州人士的往来及其对敦煌政局的影响》，载刘进宝、高田时雄主编《转型期的敦煌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31—342 页；杨宝玉《晚唐敦煌名僧恒安事迹稽考与相关归义军史探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隋唐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3—47 页；吴丽娱、杨宝玉《张议潮束身归阙后与沙州人士的往来及其对敦煌政局的影响——以 P.3730v、S.6405v 为中心，兼及 P.3281v、S.2589》，见杨宝玉、吴丽娱《归义军政权与中央关系研究——以入奏活动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63—176 页，最后一文对以前观点有所补充和修正。

② 杨宝玉撰文推测恒安可能是张议潮儿子的老师，书状的语气符合师长对弟子进行劝勉的情况。参见杨宝玉《晚唐敦煌名僧恒安事迹稽考与相关归义军史探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隋唐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50 页。

③ 杨宝玉文猜测恒安与张议潮曾有同学之谊，证据不足。敦煌文献《张淮深碑》中张议潮春秋 76 岁（卒于 872 年），敦煌文献明载 815 年张议潮为寺学学生时为 17 岁，恒安此年恐怕不能和张议潮跟从吴法成和尚学习。敦煌文书题记中恒安最早见于大中十年（856），称为比丘，则已授具足戒，约 20 岁之后，则恒安大约生于 830 年之后，年龄约比张议潮小 30 岁左右，不是同一代人，两人不可能成为同学。

④ 墓志录文引用自郑怡楠《新出〈唐敦煌张淮澄墓志铭并序考释〉》，载《敦煌学辑刊》2017 年第 1 期。标点为笔者所加。

⑤ 王庆卫判断张议潭卒于咸通元年（860）二月至十二月之间，郑怡楠判断在咸通元年（860）。分别见王文第 18 页、郑文第 32 页。

参考文献

［1］李军.再论张议潮时期归义军与唐中央政府之关系［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3）：91－93．

［2］杨宝玉.晚唐敦煌名僧恒安事迹稽考与相关归义军史探析［C］//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5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3］荣新江.唐宋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4］王庆卫.新出张淮澄墓志所见归义军史事考［J］.敦煌学辑刊，2017（1）：12－21．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