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康涅狄格大学进化生物学教授、牛津大学人类学学院副研究员彼得·图尔钦在其所著的《历史动力学：帝国的兴衰密码》一书中探讨了历史进程的动态性，无论是帝国的崛起和衰落、人口和经济的繁荣与衰退、世界宗教的传播或收缩，还是其他，皆是如此。

所评图书：

书名：《历史动力学：帝国的兴衰密码》

作者：（美）彼得·图尔钦

译者：张晶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8月

康涅狄格大学进化生物学教授、牛津大学人类学学院副研究员彼得·图尔钦在其所著的《历史动力学：帝国的兴衰密码》一书中探讨了历史进程的动态性，无论是帝国的崛起和衰落、人口和经济的繁荣与衰退、世界宗教的传播或收缩，还是其他，皆是如此。

帝国何以产生？每个帝国一定会产生至少一个占支配地位的民族——一个支配民族构建的帝国相对稳定，不止一个占支配地位的民族的帝国，就很难保持稳定。因为唯有如此，才可能匹配出高水平族亲意识。

按照书作者的观点，具有高水平族亲意识的群体会在“元民族边境”，也就是帝国的边界与两个元民族群落之间的断层线所重叠的区域。帝国如果抱以扩张主义，会对超出自己控制范围的其他民族采取军事渗透压力，但反过来，其他民族也会因为帝国的财富所吸引，通过贸易或劫掠来获得财富。

一个有高水平族亲意识的边境群体，也就是书作者所说的未来的帝国的占支配地位民族，需要不断通过兼并其他群体来扩张。

俄国、蒙古帝国、美国的相同优势

16世纪后期，俄国派出的哥萨克冒险者，以数百人的兵力大败成吉思汗的后裔古楚汗（也成西伯尔汗，西伯利亚因而得名）。书作者认为，贾雷德·戴蒙德在解释科特尔斯征服美洲时所采用的解释，也就是西班牙殖民者的枪炮、钢铁、病菌是征服三元素，很难成立。

关于病菌，事实上，鞑靼人和俄国哥萨克人动用疾病打击敌手的能力具有对等性。事实上，在征服过程中，虽然征服者哥萨克多次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却没有因此改变历史进程。

鞑靼人距离火器的发源地中国更近，而同样被俄国打败征服的克里米亚汗国更早时间也采用了火器。大航海时代开启后的两三个世纪内，火器在交火中的作用并不显著，开火慢，缺乏精准性，还不能在潮湿的天气中使用。

事实上，无论是蒙古人，还是突厥系、深受蒙古影响的其他部族，都擅于团队合作。历史学家和军事学家无数次证明，在同样的武器和军备条件下，蒙古军队的行动非常犀利，协作能力更强。

但16世纪的西伯利亚，古楚汗并不能像300年前那样实现广泛团结。拔都建立起的庞大帝国，也就是金帐汗国，曾经无数次击败了今天的俄国以及东欧诸国。但这个帝国在15世纪已经分崩离析，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克里米亚汗国、西伯尔汗国等并不稳定，长期陷入政变。

在13世纪，俄国地区无法建构足够强的族亲意识。而三个世纪后，原先的金帐汗国各部分重演了这一幕。

书作者指出，俄国历史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其位于欧亚大草原的边缘，从西南部的基辅再到东北部的喀山一线分离出两个不同的世界，在这条分割线的东部和南部是草原，因而从3世纪开始其实不断涌入来自中亚的突厥和蒙古民族，而在分割线的西部和北部则是林地。草原牧民和林地农民冲突不断。该地区一度涌现出一个强大的基辅公国，以林地农民及其代表的亲近欧洲的价值观念为基础。这似乎可以看成乌克兰的文明源流。但这一切被蒙古帝国的大军所打破了。

尽管金帐汗国对于今天俄国以及东欧的控制，并不算太长，但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就是确立了建立强大统一国家的必要性，为此才可能抵御新的突厥-蒙古游牧民族的侵袭。其次，人们——显然是政治和军事精英坚信，只有通过扩张，争取生存空间，然后在新领地建立起新防线，通过这样的扩张完成主动防御。“来自草原游牧民族的压力塑造了莫斯科公国的制度和文化”。

正如书作者所说，“从在草原上巡逻的哥萨克人，到边境的农民，再到莫斯科的波雅尔”，俄国人将自身从受害者转变为帝国的塑造者，坚信团结起来防止威胁，主动进攻打败成长中的威胁，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几个世纪积累下来的经验。在这其中，还有东正教提供信仰的黏合。

事实上，俄国这一价值观念体系和实践方式，在17世纪对于饱受波兰-立陶宛王国奴役的乌克兰人具有格外的吸引力。因而，1653年，乌克兰人主动派遣代表到莫斯科，寻求沙皇的庇佑，并以臣服东正教为条件。

书作者也考察了美国的西进史，也就是英国殖民时期和美国独立以后对印第安领地的侵吞过程。

印第安人和殖民者、美国人对对方都实施过非常残酷的屠杀，“常常像他们的对手那样残忍”，并且频繁出现背信弃义的状况，对于对方的老幼不予放过。

书作者指出，殖民者、美国人通过大众媒体和市镇宣传，将印第安人的暴力公之于众，使得来源广泛的美国人感觉是血脉相连的，无论他们之前是英国人、爱尔兰人、法国人、德国人。书作者所说的断层线就因而形成，也就是说，因为有理想的敌手印第安人，才加速了美国作为种族熔炉的作用发挥。

而美国人的显著特征在于因为构成主体的英国裔厌恶王权统治，再加上移民来源的广泛性，所以民间自治就应运而生。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各种年龄段、各种社会地位和各种性格的美国人一直都在结成各种协会。不仅有所有人都会参与的商业和工业协会，还有上千种不同类型——宗教的、道德的、重要的、琐细的、非常普遍的、非常受限的、超大规模的、非常小型的”，这阴差阳错地赋予了美国人的协作能力，与前述蒙古帝国在其全盛时期的协作行动能力，以及俄国扩张时期的团结协作，具有相似性。

这种能力被书作者解释为可以帮助建立大型领土国家的基础。

帝国和现代国家为何如此需要团结

书作者通过公元零年到千年的十个世纪欧洲史梳理，校验了上述观点。

（西）罗马帝国帮亏后，欧洲出现了大量的部族和军事集团割据的局面。之后又逐渐形成了七个大型国家，而在欧洲一侧的北非和中东，还形成了阿拉伯帝国和法蒂玛帝国。这些国家的形成，本就展现出书作者所说的元民族群落的相互冲突，而不同国家的并立而非长期稳定整合，则是因为无法达成文明整合。

虽然拜占庭帝国以东罗马帝国之名，继续屹立千年之久。但拜占庭人和之前的罗马人显然是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语言、信仰，还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组织方式：罗马是共和政体，皇帝事实上只是现代意义上的元首，而拜占庭则是专制君主。拜占庭和罗马的集体心理也截然不同，罗马人是世俗的和务实的民族，拜占庭文化有着强烈的超凡脱俗和极度神秘的元素。

帝国富强的因素大体具有一致性，而走向衰落也可以挖掘出相应的定律。首先，强大的帝国会创造出稳定和和平，因而出现繁荣——繁荣带来人口增长，以至过剩，这反过来降低工资，加上土地兼并，因而贫富差距会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迈向巨大。更要命的是，强大的帝国，权力阶层将本身构成一个利益集团，吞噬帝国的财政基础，在漫长的古代和近代一般体现为隐匿土地、产业和人口，使得帝国日渐增长的治理支出，无法通过正常的征税来获得。财政崩溃，则会迎来公共产品的供给缺失，而贫富差距悬殊在特定的灾害背景下会引发民乱。

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末日四骑士”，如饥荒、战争、瘟疫和死亡接踵而至，使得人口剧烈减少，工资增加，土地等生产资源的分配暂时恢复到相对公平的地步。但精英阶层却会在这样的洗牌中损失惨重，而新的权力阶层会在新秩序中重新涌现。如此循环往复。

古罗马帝国，也就是西罗马帝国的覆灭，就可以认为是上述衰落因素叠加产生的结果。公元1世纪，罗马的贵族和平民是军队主体，到了3世纪，变成了罗马归化蛮族的将领和士兵为帝国而战。原先的罗马腹心地区不可避免被腐化。

拜占庭则是基督教成功长期整合的帝国，弥漫在整个社会、思想、文化体系中。

当然，这也阴差阳错般地为伊斯兰教铺满整个中东、北非、中亚创造了条件。因为拜占庭帝国从未具备罗马帝国那样的强大军力。

书作者也指出，伊斯兰教在近东的崛起，也印证了这一宗教将原本很难走向统一、合作的部落群体打造为一个元部落的聚集力。

书作者援引进化生物学的主要观点指出，每个社会都以其社会准则构建出推崇合作、团结的文化。如前述，无论是元民族群落，还是依托宗教构建的元部落，都严重有赖于此。对群体有利的亲社会行为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一直受到鼓励，包括素来强调小政府的英美国家，在社会层面也相当鼓励奉献、互助的价值观。

对群体有利的亲社会行为，随着帝国、国家、强大部落或群落的示范，成为一种文化基因，对于其他国家、部落或群落的示范意义也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社会复杂性会导致现代人同时拥有多重身份，比如巴黎人既是该城市的公民，还可能拥有不同的族群、文化认同，还是法国人、欧盟公民——一般情况下，人们会首先认同自己的城市以及原属族群身份，其他身份层次的认同相对较低。事实上，这也是欧盟等国家联盟运行中，经常遭遇重大政治阻碍的核心原因。

来源：渝川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