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开会的目的是建立一个领导班子并成立外围组织，贺衷寒主持会议，邓文仪宣读了蒋介石确定的干事名单，干事会将成为该社的常务领导班子。
1932年3月1日，成立力行社的次日，创始人又在南京黄埔路的办公室，开了一次干部会议。
开会的目的是建立一个领导班子并成立外围组织，贺衷寒主持会议，邓文仪宣读了蒋介石确定的干事名单，干事会将成为该社的常务领导班子。
该社第一年的常务干事兼书记是总书记滕杰，次年由贺衷寒接替，第三年由刘健群担任，后面我们再介绍这个人。
除此以外，还有四个部门：郑介民负责的总务处，萧赞育下面的组织处，康泽领导的宣传处和由戴笠指挥的特工处。
1933年1月，从各外围组织来力行社的代表变得越来越多，又有一个检察会成立。它负责指导分支机构的工作、执行纪律、审查账目和主持新成员入社的宣誓仪式。
其成员听从干事会指挥，但他们有权在组织内关押和枪决不法分子，而相关的秘密报告可以直接呈送力行社书记处。
而且，为执行保密原则，他们都宣誓不泄密，同时决定建立两个前沿组织。
第一个是“革命军人同志会”，潘佑强为常务干事和总书记。这个同志会很快就办得非常成功，其会员也迅速增加。许多人认为它之所以得人心是由于胡宗南的资助，该同志会被当作是“浙江圈”（包括戴笠）在军队里的一个臂膀。
可是，革命军人同志会很快被解散了。1933年春，力行社成立代表大会后，蒋介石以它会干扰军队里的正常指挥系统为理由，命令废除了这个组织。
但是，他授权在力行社总部内成立了军事处，并任命杜心如为其头目。
第二个外围组织存在的时间与力行社一样长，它叫“革命青年同志会”，是力行社的一个“内层”机构。
葛武启任常务干事和总书记，干国勋负责组织，康泽管宣传，刘诚之调度总务。
革命青年同志会是力行社最早的掩护组织，它的名字被用来招收新成员，在它的资助下，许多力行社的特务活动得以在其他组织和机关里展开，大多数成员是黄埔的毕业生或其他右翼组织的中层干部。
组织内层的所有骨干或书记要么是力行社成员，要么是在该社通过支会扩大后的中央级干部。
革命青年同志会的总部设在南京中央军事学校明瓦廊大院内黄埔校友会的调查处里面。
南京国民党中央军校旧址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革命青年同志会一度有两万成员，该会的每一层经费由上一级拨给，总的经费由会员费补贴，但主要资金来自军事委员会的一个特别部门，并由蒋介石亲自审批。
该组织每一个层次的地方机构显然都是军事委员会下属调查局的通讯处，负责调查军事委员会中央各学校毕业生，同时又与黄埔校友会挂钩。
所有省市的分支机构的门上，都挂有通讯处的牌子，它有权向本机构工作人员颁发身份证。
不过，书记们和各组的头目能以参谋一类的军事头衔公开活动，每个分支机构都有代名。其选定的代名须经省一级或中央办公厅的批准，然后便可在所有的通讯中使用。
高一级的组织会以“弟”称呼低一级的组织，下级组织则以“兄”称呼上级组织。
力行社的“核心”与“内层”很快在一起控制了军政官员们参加的国民党军政培训系统中，十分关键的意识形态。
同时，力行社和革青会的成员参与步兵、炮兵、工程兵和军需部门干部的政治培训，并彻底渗透到内政部领导下的地方人事管理的会议以及在庐山为党的高级干部和军政人员举办的夏季培训项目当中。
而且，力行社的成员们还指挥军官高等教育纵队。1932年，有600名学员毕业于该纵队为中央军事学校头六个班举办的为期六个月的培训班，还进一步控制了军校附设的军官训练班的领导。
这个训练单位的四个纵队在1932年8月合并后，共有1,700名干部，其级别在中尉至上校间，他们离开原单位来此受训一年。
纵队有三个德国顾问，其毕业生大都回到原单位，小部分留在军校，成为教导纵队的成员。
力行社建立的最重要的附属组织是复兴社。1932年7月，在任觉五担任革命青年同志会的总书记时，这个第三外围组织被补充到力行社—革青会的组织结构里。
一天，干事们到设在南京三益里4号任觉五住宅里的办公室开会。那天闷热得出奇，会后，一组与会的干事爬到楼顶上纳凉。任觉五吹着凉风，随口提议再建立一个外围组织：
以现在各界青年人士要求加入组织者多，未便不顾，为了保密并其分子之品性考核，是否即以“复兴社”名义吸收，作为第三级组织？
于是，干事们正式将任觉五的建议列进了力行社下次会议的议程。那次会议通过了这个建议，并把它提交给蒋介石。
蒋也表示赞同，于是复兴社很快就诞生了，据干国勋说：
因为概无干部组织及办事处所与经费，其事务一律由青会办理，因这层分子吸收时不甚严格，人数日益加多，遂因“民族复兴运动”之名而驰名于世。
卫星组织的成员由内向外自动属于力行社的成员。不过，在其他方面，越是接近内部核心，越是得到严格控制。
作为一个相对保持距离的卫星组织，复兴社相对比较容易加入，只要有老会员或前会员的介绍即可。申请表很简单，入会仪式由十来个人一组在蒋介石的像前进行。
在南京，有几次蒋介石也亲自到场接受宣誓，每次有300到600个人参加入会的宣誓仪式。
另一方面，如果复兴社的人员被提名为革命青年同志会成员，则必须由所属组织的大会赞成通过，然后，在此人的名字送到蒋介石那里审批之前，还需要经过力行社会议的审查。
所以，复兴社没有任命干部的权力，但它的高层次干部在政训处则保有委员的职位。至于它的内部管理，则由一个干事会控制。但其实权则掌握在由会长蒋介石直接指定的书记长手中。
在总书记（一般来说是滕杰）下有管组织、宣传和培训的组或处，它们分别由周复、康泽和桂永清领导。
自然，特务处是由戴笠掌握。省市一级采用同样的结构，它们的基本分支单位一般是小组，一般每周开一次会议。
除了股和分会偶然聚会以外，全社大会很少开。所有的决定都是自上而下地贯彻，也没有全会或由代表们参加的核心会议。
支部周会的内容是根据上一级组织的书面指示。通常这些会议是关于国内和国际政治事件、重大宣传要点、地方组织的活动，以及异党嫌疑分子和“CC”圈子嫌疑分子的调查等。
每次会议之后，支部负责人得写一个报告送到上一级，情报汇报会越过分会支部而直接送到中央的组织。
复兴社从中央总部到分会的每一级组织，都是与革青会内相对的同一级别机构挂钩，它们间互相包含，革青会的负责人也是复兴社的负责人。
不过，有人曾试图将这两个组织的会员区分开来。革青会的人互相以“挚友”称呼，而复兴社的人只能以“好友”相称。
复兴社和革青会的人只要每月的收入超过200元，就应该向组织上缴收入的10%（几乎没人履行这个义务）。但在违反组织纪律的情况下，复兴社的成员只会被开除，而革青会的人则会遭到软禁，有时甚至会被枪决。
事实上，两个组织的会员经常重叠，而革命青年同志会的支部和复兴社支部之间的区别也往往含糊不清。
一个曾在省级任两个组织的书记的人解释说：
“除了有内外层之分外，实际是一个东西，即以‘复兴社’这个名称来代表这两个组织，也是完全可以的。”
从总体上看，这个团体由三个层次组成，力行社为“核心”，另两个组织作外围，即革青社和复兴社。
这三个组织一起构成了一个等级平行的结构，并从首都通过各级官僚机构和职业团体到各省，柱形地自上而下展开。
在它活动的高峰期，这个三环结构一共有50多万成员，外围的人在被吸收为内部成员以前，并不知道内层人员的存在。
南京中山宾馆力行社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最核心的部分总是在力行社，它的名字有时被简称为“力社”，其中八九十个积极分子一直主要由黄埔毕业生组成。也有一些非军事人员被邀请参加，如中国驻意大利的外交官刘文岛，他与意大利法西斯有很好的关系。
我们已经看到，甚至在1932年2月力行社正式成立之前，蒋介石已经授权戴笠组建一个独立的特务处。
特务处在一个月以后，也就是1932年4月1日正式成立，建立的初期，据戴笠的一个副手说:
蒋介石指示他的学生借鉴《水浒传》,“因为当梁山泊好汉们聚集在忠义堂时，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情报与行动”。
同时，蒋还向戴提供了更直接的实际帮助。
他规定，所有涉及到这个新处的人事问题，都将由他直接处理，而且不准向力行社汇报。
而且，特务处设在戴笠在南京鸡鹅巷53号的机构里，与力行社分开。
在力行社—复兴社结构中建立特务处，标志着戴笠自己在特务职业中的关键转折。
在明瓦廊的中央军事学校的通讯处成立了一个联络机关的同时，戴笠在1932年3月下旬受命负责在洪公祠里成立情报人员训练班，培训那些军校毕业生和其他显示出有“情报方面特殊才能”的人员。
据干国勋后来说:
这个训练班总的来说，是为力行社而非专门为戴笠的机构提供人员：针对力社需要，综合采取中、日、德、俄、英、美之精选教材，教官、队职官，施以严格秘密短期情报业务训练。
不管怎么说，从1932年5月到12月间，在第一期情报人员训练班受训的人中，很少有力行社的人出现在洪公祠。
郑介民负责教育事务，李士珍主管培训，但李很少来。除了戴笠和蒋介石本人以外，在那六个月里没有任何其他力行社的成员来过训练班。
根据力行社的章程，它的成员们若无直接任务是不能介入下层组织的。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力行社成员与洪公祠的培训单位之间没有联系。
但是，很明显，那时的特务处已经在力行社—复兴社系统中取得了半独立的状态。
因为，蒋介石在那时已经发现，把有些任务交给戴笠，要比让那些参与创办力行社的热忱好斗的黄埔人顺当和快捷。
到了1932年夏天，在力行社当中已经出现裂痕。不仅在“内层”里面的军政人员中间出现内讧，而且各地区之间派系亦不断增长，这种现象后来给力行社和复兴社带来了致命的危害。
这时，让蒋恼火的，与其说是潜在的派系斗争，不如说是缺乏管理经验和小集团的狂热。
他起先曾决心要把这些狂妄自大的年轻人培养成忠心耿耿的助手，所以他在1932年的前六个月，对于各种国家事务不论巨细都向力行社问津。
但在6月5日他在日记里写道：
“我与力行社的每次会议都超过了3小时，这些人的幼稚让我焦心。我怎么才能培养干部的才能而获得真正的助手呢？”
问题的部分原由是因为力行社的成员们用去了他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一般情况下，给蒋介石写信，通常必须尽量简明扼要。很长的文章总是要摘要，备忘录要概括，以便蒋能一目了然。
但是，力行社的人无视蒋介石的宝贵时间，经常向蒋呈送洋洋万言的文件。蒋多次向他的新干部们建议要简明扼要，但他们不予理睬，照样啰唆，甚至还向朋友们夸耀他们交给领袖的备忘录的长度。
另一个让蒋介石恼火的是，他们对自己的朋友无论能力如何，经常把他们安排到要职上。
1931年9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里说他向滕杰和康泽发了电报：
社员所荐人员多不称职，也有腐化与招摇求借等恶习，以后如有社员保荐之人，应切实负责考核。倘任员后如果有辱职之事，则社员干事应坐同科之罪辱。希转告各科干事员。
那时，洪公祠情报训练班刚刚开始不到4个月，比起力行社里其他那些谋求私利的追随者来说，蒋介石更加器重戴笠。
与此同时，戴笠竭力确保他特务处的人员中，没人会把效忠力行社与对他和领袖的忠诚混为一谈。
力行社创建人之一邱开基受命主管特务处的执行科，很显然，邱得到这个位置是由于干事会的关系，所以他必须向他们汇报。
可是，戴笠不能容忍这种独立，于是这两人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
1932年5月的一天，戴笠和邱开基在特务处的办公室会面，谈话当中，一颗子弹从门穿过，击中了邱的耳后。
戴笠立刻把这一“事故”报告蒋介石，说是一个警卫在隔壁房间里擦枪走火，而邱开基最终从枪伤中恢复，痊愈之后，被从鸡鹅巷53号调离出来，转到远离首都的汉口去了。
力行社干事会知道戴笠与邱开基的紧张关系。这个事件发生后，贺衷寒来见力行社的书记滕杰，说特务处变得日益独立，这样十分危险，要求对这种情况做调整。
于是，滕杰便安排贺衷寒与戴笠会面。贺对这位特务处的头子直言不讳，但戴笠毫无退让之意。
戴笠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争论到激烈时，戴笠暴跳如雷，他手拍桌子，还大有拂袖而去的架式，弄得滕杰连忙劝架，要求双方妥协。
戴笠最后答应，对于蒋介石交待下来的事务，特务处将直接向其负责，但对由“团体”决定的事务，特务处向力行社交待。
不管怎样，力行社在明瓦廊总部的干事和书记们不得过问有关特务处的活动，这些活动一直在蒋介石本人的监督下。
在建有“特务站”、其站长本身也是省干事会和干事的省级层次上，也是如此，省党部和它的书记们也是不允许探究特务站的任何行动。
于是，复兴社内部的特务组织就非常隐秘，自成系统。
从此，戴笠能够直接向蒋介石申请年度预算，蒋把这笔预算与通过革命青年同志会调拨的复兴社的正常预算分开对待。
向特务处提供的款项被正式确定下来，蒋不用像过去那样动用国民党非正式资金来源中的特别行动基金来支付。
据当时传说:
特务处的总预算是革命青年同志会正常总务预算的十倍。
由于数目可观，有人曾批评蒋调拨资金的做法，说应当把它们用于更有意义的方面。
随后，蒋把他的秘密特务活动仅限于复兴社内，并用军委及其分支机构和军校的捐助来提供资金，从而平息了这些批评。
这笔收入约为每月54,000元，大约支付了特务处一个月20万元开销的四分之一。但到了1934年，据说戴笠秘密特务活动经费增加到每月120万元。
于是，蒋介石不得不使用其他资金来维持特务处的运作。
根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一份备忘录记载:
蒋介石手下的人1933年在汉口没收了大量的吗啡，蒋让以敲诈勒索闻名的杜月笙在浦东开一个工厂来加工这种药，然后向医药行业出售，用其收入来资助蓝衣社。
实际上，这也给了上海黑帮杜月笙用吗啡提炼麻醉剂，再到黑市贩卖提供了机会。
杜用的吗啡是从天津公安局局长张学明（张作霖的儿子）那里弄来的。但当蒋介石得知杜的非法行业后，便从别处弄来资金，而这些资金有可能得以纳入鸡鹅巷53号特务处的财务中。
来源：子名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