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书话作为一种文体，自唐弢以“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定义其范式以来，始终在“学术性”与“文学性”的张力中寻求平衡。朱航满的《一枕书梦》显然承袭了这一传统，却又不拘泥于既定框架。在自序中，他直言对唐弢定义的反思：“书话的边界是否应更宽泛？”

书话作为一种文体，自唐弢以“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定义其范式以来，始终在“学术性”与“文学性”的张力中寻求平衡。朱航满的《一枕书梦》显然承袭了这一传统，却又不拘泥于既定框架。在自序中，他直言对唐弢定义的反思：“书话的边界是否应更宽泛？”这种追问实则是文体自觉的体现。书中《雪天访书》《逛旧书店杂忆》《塔下买书记》《北大书事抄》《鲁迅故居买书记》等篇章，既保留了对版本考据的严谨，又融入了个人访书的叙事性细节，突破了传统书话的“掌故优先”原则。这种书写策略，既是对黄裳《来燕榭书跋》中文言题跋的现代化转译，亦是对周作人“抄书体”散文的创造性回应。朱航满的这种有益尝试，本质上是将书话从“史料陈列”转向“经验重构”，使文体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生。

《一枕书梦》内容都是围绕一个“书”字：买书、赠书、读书、品书；写书、编书、出书；书人、书事、书趣、书史。其中反复出现的“访书记”“买书记”，表面上是个体与书籍相遇的私人叙事，实则暗含一部微缩的当代藏书史。朱航满笔下的“布衣书局”“鲁博书屋”，不仅是交易场所，更是文化记忆的载体。“读胡同的这些贩书日记，一是对淘旧书很长见识，其中隐藏着关乎文化、版本、人文、收藏等多种知识，又有京城文人和书友交际的情趣，侧面则是一家书店的成长史。由此可见贩书者也并非等闲之辈，长期浸润，日积月累，读书也非泛泛了。”他记录胡同经营布衣书局的旧事，实则是为民间藏书文化立传。这种书写呼应了郑振铎《劫中得书记》中“虎口夺食”的悲壮，却以更日常化的姿态呈现——当韦力的《得书记》聚焦拍场风云时，朱航满则关注胡同这类“谦谦君子”的贩书人，将藏书史从精英叙事拉回民间烟火。

书中对周作人、汪曾祺等文人藏书轶事的钩沉，更将私人藏书升华为文化共同体的精神图谱。尤其是周作人对朱航满的影响可谓贯穿全书，这不仅体现于《的注释》《周作人选集过眼》《周作人与北京风土书》《知堂遗墨琐谈》等专论，更渗透于其文风的“古朴清明”。知堂的“抄书体”强调旁征博引中的性灵抒写，而朱航满在《谷林“情书”》中，以谷林书信的“闲说闲话”为镜，重构了知堂式的“苦雨斋气质”。但不同于周作人的隐逸，朱航满的书写更具介入性：他对鲁迅故居书店变迁的记录，暗含对出版业资本化浪潮的隐忧；对锺叔河《念楼话书》的编选实践，则是对“走向世界”启蒙精神的延续。尽管他自谦地认为“我所能做的，就是尽量把文章写得轻松和耐读一些。而我所谈的书，也都是一些寻常的书籍，并非难得一见，故而也没有离奇的访书经历，更没有稀见的资料掌故，在我更为重要的是一种书缘与人缘的‘抒情’。”但从字里行间中，朱航满这种“知堂外壳”与“鲁迅内核”的融合，恰是五四精神在当代的变奏——既追求个体审美独立，又坚守公共文化责任。

《一枕书梦》中的书店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文化记忆的坐标。鲁迅故居的“朝花夕室”与“鲁博书屋”，承载着鲁迅精神的具象化；布衣书局从网店到库房的“去实体化”，隐喻数字时代传统书业的凋零；而单向街书店“取自本雅明”的命名，也许暗示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嫁接。朱航满以“逛旧书店”为线索，绘制出一幅北京文化地图：万松老人塔、圆明园遗址、地坛公园等古迹与书店交织，构成“城市作为文本”的阅读体验。这种空间书写，与董桥《绝色》中的伦敦书肆、刘柠《东京文艺散策》中的神保町形成对话，揭示书店作为“第三空间”在维系文化连续性中的独特价值——它们既是历史废墟上的重建，也是抵御同质化的堡垒。

朱航满将藏书行为定义为“结缘”，这一理念在《我与布衣书局》中尤为显著。他记录与胡同的交往（如协调会员证转让），将“贩书”升华为“贩缘”；对谷林书信的考释（如《爱书来：扬之水存谷林信札》），则凸显书信作为“文人共同体”媒介的意义。这种“书缘”伦理，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形成有趣对照：当后者强调藏书作为阶级符号时，朱航满却将其还原为纯粹的情感联结。书中对锺叔河、孙郁等前辈的追慕，更构建了一个以书为纽带的“学统”网络。这种书写，既是对黄裳《记郭石麒》中贩书人书写的延续，亦是对数字化时代“点赞社交”的反拨——在效率至上的当下，重建缓慢而郑重的人文交往。这感觉，犹如周作人文章《结缘豆》中的读书人语：“……煮豆微撒以盐而给人吃之，岂必要索厚偿，来生以百豆报我，但只愿有此微末情分，相见时好生看待，不至怅怅来去耳。古人往矣，身后名亦复何足道，唯留存二三佳作，使今人读之欣然有同感，斯已足矣，今人之所能留赠后人者亦止此，此均是豆也。几颗豆豆，吃过忘记未为不可，能略为记得，无论转化作何形状，都是好的，我想这恐怕是文艺的一点效力，他只是结点缘罢了。”

《一枕书梦》的价值，不仅在于个体书事的记录，更在于其对书话现代性的探索。朱航满以“一枕”为喻，暗示书话写作如梦境般介于虚实之间——既需依托史料之“实”，又需想象与抒情之“虚”。这种张力在书中体现为双重姿态：一方面，他以《念楼话书》的编选实践延续锺叔河的启蒙理想；另一方面，他又以《鲁迅书店》中对文创产品的戏谑，解构消费主义的符号狂欢。在数字化浪潮中，这种“怀旧的革新”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出路：当韦力以《得书记》建构版本学的史诗性时，朱航满则以《一枕书梦》证明，书话亦可成为抵抗遗忘的微观史——它不必是学术的附庸，而能自成一座“纸上博物馆”，收藏文明断裂处的吉光片羽。

在学术生产日益体制化的今天，这种的书写反而凸显出其珍贵——它证明，真正的文化传承，未必需要宏大的理论框架，而可以始于一次雪天访书的偶遇、一封书信的珍藏，或是一册毛边本的摩挲。或许，这正是书话的终极意义：在工具理性统治的时代，为人类保留一份“无用的深情”。

作者:郑从彦 编辑:徐征 校对:李莉

来源：济南时报-新黄河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