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8年2月20日，北京，寒风里一个低调的葬礼，送走了这位曾写下《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的老作家。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有些作家的命运，是从热闹转为沉默，再从沉默里泛起回响。
浩然就属于这一类。
2008年2月20日，北京，寒风里一个低调的葬礼，送走了这位曾写下《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的老作家。
那天，几位年纪颇大的作家在追悼会上提起他时，语气里带着一种久违的敬意。
有人说：“他是真正写过土地的人。”这话听起来简单，可在当时的文学圈里，已经很少有人这么说了。
浩然的名字，曾经响彻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文坛。
可80年代之后，几乎没人再提。
他不是不写了，而是被“时代的风向”推到了角落。
可说起来奇怪，等他去世那年，竟有不少曾经的读者、批评家重新翻出他的小说来读。
有人感叹，那些描写农村的段落，居然还挺“有味儿”。
这事儿，要从头说起。
那是1950年代末，浩然才二十出头。
他不像大部分作家那样从大学文学系里出来，而是从北京郊区的农田里走进文坛的。
他的处女作《喜鹊登枝》，写的是村里人给结婚的新人搭喜棚、蒸枣花馍、吵闹又温馨的场面。
据说当时《人民日报》的编辑看过之后，说了一句：“这小子，写得挺真。”
他也确实“真”。
写《艳阳天》的时候，他人就在北京东郊的一个农业社。
那会儿是1957年，他每天跟着社员下地锄草、挑粪、灌水，晚上回来写字。
稿纸摊在炕上，油灯一晃一晃，屋外是蛙声和狗叫。
他写过一句话：“写农民不是为了给他们写个光鲜形象，而是记住他们的活法。”
那时候的浩然，正值风头。
文坛上对他评价极高，说他“语言朴实”“人物鲜活”“风格健康向上”。
但也正是这种“健康向上”，成了他后来被批评的原因。
“文艺不能只讲宣传”，这是八十年代初文艺界的主流观点。
于是，浩然这些“写实又理想化”的农村小说，被批成“过于模式化”。《艳阳天》成了靶子。
有评论说，它“艺术上有价值，但毁在了斗争叙事上”。
这话传开之后，浩然的名字就逐渐淡出主流视野。
可他没停笔。
他选择退回农村。
1990年，他搬到京东的三河县，牵头办了个叫《苍生文学》的乡村刊物。
创刊词他自己写的，只有十六个字——“让苍生写 给苍生看 抒苍生情 立苍生传”。
这份刊物没上过大报，也没人炒作，但一直出了十年。
村里有年轻人写了“春耕日记”，他亲自一篇篇改稿。
有一次，稿纸上写着“锄头下去，土哗啦啦地裂开”，他在边上圈了一句：“这‘哗啦啦’，写得好。”
有人说他傻，放着北京的房子不住，偏要扎在农村。
可他自己说得很明白：“我那点文学，是从地里刨出来的。”
其实那些年，他的生活并不容易。《艳阳天》被冷落之后，他的作品很少再被主流出版社推出。
有一次他的朋友劝他去文联找人说说，“你也不是没人认识”。
他摇头，“不找，我这人不爱求人。”
但他确实不是那种“靠关系”上位的作家。
他早年和萧也牧、巴人交情不错，都是靠写作认识的。
那时候，他还只是一个穿着布褂子的农村青年，坐在新华书店的角落里，手里握着一包写满字的稿纸。
他第一次见到巴人，是在一个文学会议上。
两人聊了一个下午，全是关于地里的事情。
“你写得出‘锄头下去’的声音，说明你真干过。”巴人这么评价他。
浩然点点头，说：“我没啥文化，但我知道土地是怎么回事。”
这句话后来被他写进小说里，只是换成了角色的口气。
比如《艳阳天》里的韩百安这个角色，就有点像他自己。
老头倔强，舍不得那块“刀把地”，说：“我不入社，不是跟谁对着干，是舍不得这地。”
这类细节，很多人看不出来。
但村里人一看就懂。
《艳阳天》里还有一句对话，是一个老农骂儿子：“你们这些年轻人，种地像演戏，地不认人的脸色。”这句台词，浩然在采访一个村民时听到过。
他当时没记下来，晚上回去躺在炕上又想起来，急忙爬起来拿毛笔写在墙上。
墙上后来贴满了纸。
他家人说，那些纸有的都黄了，但他舍不得撕。
到了2000年之后，他已经很少再出现在公开场合。
可三河县文联每年开年会，他一定来。
有一回他走得晚，一个农民拉着他说：“浩然老师，我写了一篇‘地头故事’，您看看？”他拿着稿子站在路灯下翻，边看边点头，说：“这篇能用，就叫《锄头边的事》。”
那个年轻人后来成了地级市作协的成员。
他说：“我文学的路，是浩然带的。”
2008年浩然去世那年，《苍生文学》停刊。
三河县文联后来还在，但再也没人组织写作培训了。
有人说，要是浩然在，会不会坚持下去？没人回答。
从那以后，《苍生文学》那个小印刷厂的门口，再没堆过稿纸。
参考资料：
王春林，《浩然传》，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
中国作家协会资料室，《浩然年谱》，作家出版社，2010年。
中共中央宣传部，《新中国文学大事记》，人民出版社，2009年。
叶永烈主编，《当代作家访谈录》，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
《人民日报》文艺版，1958年6月刊。
来源：招财思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