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我凝视黑猩猩的眼睛时，看见的是一个正在进行思考与推理的个体回望着我。" 珍·古道尔（Jane Goodall)在2017年《国家地理》推出的纪录片《珍》中说道。

中国日报网12月5日电（中国日报记者赵旭）"当我凝视黑猩猩的眼睛时，看见的是一个正在进行思考与推理的个体回望着我。" 珍·古道尔（Jane Goodall)在2017年《国家地理》推出的纪录片《珍》中说道。

这部影片从超过100小时的未公开影像中剪辑而成，生动记录了这位如今享誉全球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坦桑尼亚冈比国家公园的研究历程。

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英国动物学家、灵长类专家和动物保护人士于今天结束她为期六天的中国之行离京。在北京期间，于今年4月份度过90岁生日的古道尔和许多中国热爱环保和动物的青少年一起，庆祝她发起的"根与芽"（Roots & Shoots)项目在中国落地30周年。

11月30日，珍·古道尔在中国科技馆参加根与芽30周年庆典。图片由根与芽北京提供

上周六中午，古道尔刚刚抵达北京几个小时后，就出现在中国科学技术馆，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根与芽"项目成员交流他们的故事。

珍·古道尔与参与根与芽项目的小朋友们在一起

其中一支获得"成长奖"的团队来自中国东部沿海城市青岛，他们开展的活动包括绘制当地水资源地图以及保护生活在中国黄海海湾的濒危东亚江豚。江豚保护促成了青年学生们与熟悉江豚生活环境的当地渔民的合作。

学生们还为渔民的孩子提供免费课程辅导——这正是古道尔一直提倡的社区型保护的典范。

在12月2日的珍·古道尔希望之旅慈善晚宴上，古道尔向来宾讲述自己当年在非洲的故事。图片由根与芽北京提供

动物们所经历的痛苦和创伤永远会让古道尔动容。1966年，古道尔眼睁睁地看着一场毁灭性的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疫情袭击了冈比国家公园的黑猩猩们——这个公园今天因古道尔在这里对野生黑猩猩进行的长期研究而闻名，是全球关注黑猩猩保护和行为研究的重要地点之一。

20世纪60年代，妮·古道尔在坦桑尼亚冈比国家公园，图片由JGI/雨果·范·劳维克提供

一只名为麦格雷戈（Mr. McGregor)的黑猩猩由于这场疫情失去了双腿，胳膊也完全无法使用。"我们很快发现可以为黑猩猩接种疫苗。这可能有些亡羊补牢，但如果我们当初没有这么做，疫情或许会持续下去。"古道尔在多年后的采访中回忆道。"但麦格雷戈的情况太严重了，我们只能为他执行安乐死。"

当记者提到一些科学家认为她不应该对任何自然过程进行干预时，古道尔回答道："抱歉，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无法眼睁睁看着一个动物受苦，就像我无法眼睁睁看着一个人受苦却袖手旁观一样。"

妮·古道尔与她在坦桑尼亚冈比国家公园取名为“加拉哈德”的黑猩猩在一起，摄影：迈克尔·诺伊格鲍尔

今天，古道尔被视为一位学科的开拓者，然而在她1960年初到坦桑尼亚的冈比国家公园的几个月里，古道尔却将自己形容为一只"白色猿猴" （white ape)——一个迫切希望被她的这些长臂亲戚接纳的闯入者。

转机出现在一个清晨。古道尔回忆说，在"翻越三个山谷寻找黑猩猩却一无所获"后，她终于遇见了一只她在过去几个月里早已熟悉的成年雄性黑猩猩。这一次，他没有逃跑。

这只黑猩猩因下巴上独特的一撮白毛被古道尔命名为"大卫·灰胡子"（David Greybeard),他是第一只给予古道尔信任的黑猩猩。也正是通过对他的观察，古道尔首次揭示了黑猩猩具有工具制造能力。

"我屏住呼吸，看着大卫走向一个白蚁巢，折下一根小树枝并剥去上面的叶子。这是对现成物体的改造，是工具制造的最原始形式。"古道尔回忆道。黑猩猩用这根小树枝从蚁穴中取出了白蚁。

"在20世纪60年代初，许多科学家仍认为只有人类拥有思想和理性思考的能力。幸运的是，我没有上过大学，对这些陈旧理论一无所知。"她说道。

也正因如此，古道尔才被当时世界著名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选中，前往野外研究黑猩猩。利基希望找到一个不被现有理论限制的人，而在古道尔身上，他看到了对知识的渴求、对动物的热爱以及非凡的耐心——这些品质至今仍与她同在。

1960年，古道尔的发现引发了学界的轰动。利基甚至发来一封电报，写道："现在我们必须重新定义人类，重新定义工具，或者接受黑猩猩是人类的一部分！"

作为人类学家，利基派古道尔研究猩猩是为了深入了解人类石器时代的祖先们，而对于古道尔来说，与这些动物的互动，尤其是与一只名叫弗洛（Flo)的母黑猩猩及其孩子们的相处，对她的成长"意义重大"。

"弗洛具备一切一只母黑猩猩应有的特质——她对子女一往情深，她与他们玩耍，对他们极尽支持。这也是我的母亲对待我的态度——她生前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我。"古道尔说道。她的母亲玛格丽特·迈凡薇·约瑟夫（Margaret Myfanwe Joseph, 1906-2000)是一位作家，一直以笔名瓦妮·莫里斯-古道尔（Vanne Morris-Goodall)发表作品。从古道尔个人的文字来看，她的母亲很显然将写作的天赋遗传给了她。

1967年3月4日，在与荷兰贵族兼野生动物摄影师雨果·范·劳维克（Hugo van Lawick)喜结连理三年后，古道尔成为了一名母亲。两人的缘分始于1962年，那年9月，《国家地理》委派劳维克前往冈比拍摄记录古道尔的研究工作。

起初古道尔对《国家地理》的这个决定并不十分欢迎，她已经习惯了独处。然而她很快就发现，劳维克除了烟瘾很大以外，还是一个对待工作的完美主义者，是一个与她一样从小就热爱动物的人。在劳维克的镜头下，古道尔展现出活泼调皮的一面， 譬如伸出舌头做个鬼脸。

两人相处几个月后，劳维克结束工作离开了冈比。他走后发给古道尔的第一封电报是："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古道尔答复说。

古道尔给他们的儿子起的小名是 "虫虫"（Grub),这显然和她对大自然的热爱是密不可分的。古道尔回忆说，成为母亲后，她才真正理解"当有人靠近幼崽时，母黑猩猩愤怒挥舞手臂发出威胁时的那种情绪"。

然而，让母猩猩感到愤怒的人里并不包括古道尔。1967年，当弗洛生下儿子弗林特（Flint)时，古道尔已经是这个黑猩猩社区的非正式成员了。在劳维克的镜头下，古道尔与幼年弗林特玩耍，用一只玩具黑猩猩试图吸引他的注意。古道尔孩童时期，她的父亲曾经送给她的一只毛绒玩具黑猩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对这只玩具猩猩珍爱异常。

20世纪60年代，珍·古道尔与还是婴儿得黑猩猩弗林特（弗洛的儿子）在坦桑尼亚冈比国家公园，图片由JGI/雨果·范·劳维克提供

童年的古道尔就显示出对动物的强烈兴趣。正因如此，当一位同学邀请她前往对方在肯尼亚的家族农场时，古道尔兴奋地答应了。在那里，古道尔见到了利基，并向这位人类学家展示出了自己作为研究者的潜力。

20世纪60年代，古道尔对黑猩猩能够制造简单工具并且拥有复杂感情的观察挑战了人类独特性的传统观念，在西方社会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一些人试图以她年轻女性的身份贬低她的研究的学术价值。尽管如此，古道尔的名声还是不断攀升。

"我成为了《国家地理》的封面女郎，有人说我的名气来自我颀长的双腿……当时我已经需要通过自己筹款来继续我在冈比的研究，于是我利用了这鹊起的声名。"古道尔在2017年的纪录片中坦言。

纪录片中大量镜头展示了20世纪60年代的古道尔——她身穿标志性的卡其色衬衫和短裤，穿梭于冈比保护区的丛林中。这些由劳维克拍摄的影像资料长期存于《国家地理》的档案中，2014年才被重新发现。而此时距离劳维克去世已经12年了。（古道尔与劳维克因为工作原因聚少离多，两人于1974年离婚但一直保持着好友的关系，直到劳维克于2002年离世。）

1977年，古道尔创立了"珍·古道尔研究会"（Jane Goodall Institute, JGI),以推动冈比的研究项目。她同时还在非洲和其他地区推动多个以社区为中心的保护与发展项目，其中就包括旨在激励年轻人的"根与芽"（Roots & Shoots)项目。

在过去几十年里，冈比国家公园的研究所为许多女科学家提供了科研环境，这在古道尔刚刚开启她的研究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那个时候，"灵长学类"是一个完全由男性统治的学科。除了通过JGI发起项目支持女性科学家，古道尔还为年轻非洲女孩提供生殖健康教育，并通过奖学金资助她们中的部分人完成大学学业。

当年完成高中教育的古道尔，因为家庭经济条件所限无法入读大学。在她的恩师利基的帮助下，古道尔于1962年进入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并于1966年获得博士学位，她也因此成为第八位在未持有学士学位的情况下被获准攻读博士学位的人。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目睹自然环境的持续恶化后，古道尔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环境保护的倡导工作中。如今已年届90岁的她，依然每年有约300天奔波于世界各地，为环保事业不懈努力。

珍·古道尔博士在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市的贡扎加大学发表演讲，图片由拉贾·罗斯/贡扎加大学提供

在20世纪70年代，古道尔经历了一段"非常黑暗的时期"。当时，她目睹了两个黑猩猩群体之间持续数年的激烈冲突。这两个群体原本属于同一个黑猩猩社区，弗洛和她的孩子也属于这个社群。

"我不得不接受，人类黑暗与邪恶一面深深扎根于我们的基因中，是我们古老的灵长类祖先遗传下来的部分。"古道尔感叹道。

这场冲突被古道尔称为"四年战争" （Four Year War),战争始于1974年，也就弗洛去世两年后，而弗洛生前是这个社群占有主导地位的雌性成员。

"弗洛是在横渡一条水流清澈的小溪的时候倒下的。她看起来是如此平静， 就好像她的心跳是在一瞬间突然停止的一样。"古道尔回忆道。"弗林特坐在岸边，他不时走近母亲的尸体，似乎在乞求她像平时一样梳理他、安慰他。"

弗洛去世仅三周后，弗林特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分析弗林特对母亲情感上的过度依赖时，古道尔说："在弗林特只有4岁半的时候，他的小妹妹出生了，正常情况下，母猩猩都会在前一位子女年龄更大的时候才会诞下新的生命。所以，弗林特对妹妹的出生感到非常不安。然而他的妹妹不久后死掉了，于是他的母亲重新接纳他并且把他当成婴儿照顾。她让他再次骑在她背上；他试图吃奶，但她已经没有乳汁了；她晚上也和他一起睡觉。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我认为这就是弗林特对母亲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情感依赖，并且在弗洛去世后无法生存下去的原因。"

古道尔在刚果共和国的特希雷岛建立的钦潘加黑猩猩康复中心（Tchimpounga Chimpanzee Rehabilitation Center) 是非洲最大的黑猩猩康复中心之一。这个康复中心主要收容因非法猎杀而失去家人保护的幼年黑猩猩。在珍·古道尔研究会官网上公开的一段视频中，一只名为旺达（Wounda)的雌性黑猩猩在被放归野外前，用一个无比温柔和长久拥抱表达了对古道尔的感激。

"这个拥抱的温度令我永生难忘。"古道尔说。

来源：中国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