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访者简介：刘景毅，原锦州电视台副总编辑、高级记者，锦州文化名家、“锦州四地”红色文化传承人、市社会科学普及专家、市关心下一代优秀“五老”、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交通大学校门。

受访者简介：刘景毅，原锦州电视台副总编辑、高级记者，锦州文化名家、“锦州四地”红色文化传承人、市社会科学普及专家、市关心下一代优秀“五老”、锦州义勇军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走近锦州铁路高中校园南侧，那处沉默的东北交通大学义勇军抗战遗址，仿佛仍回荡着90多年前义勇军将士的呐喊。作为锦州义勇军研究会的核心成员，刘景毅深耕辽西义勇军历史研究十余载，他手中泛黄的史料与斑驳的老照片，透露出这座城市与《义勇军进行曲》之间鲜为人知的血脉联系。近日，记者专程采访了刘景毅，听他讲述了锦州作为辽宁“抗日战争起始地”和“新中国国歌素材地”代表性城市的悲壮故事。

辽西义勇军：烽火中挺起的民族脊梁

“东北交通大学义勇军抗战遗址是九一八事变之后，辽宁军政两署西迁锦州的办公地，也是东北抗日义勇军最早的创建地，还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素材源发地的代表性遗址。”刘景毅说。

1931年10月上旬，在锦州北街郭福金生百货店的秘密会议上，爱国将领黄显声与各路民众武装首领讨论了收编与委任各路义勇军的问题。会后，中共地下党员刘澜波以辽宁省警务处名义起草的《收编加委方案》正式出台，这是中国抗战史上首部发动民众武装抗日的操作性文件，“《收编加委方案》明确了义勇军的定名、编制和指挥体系，为义勇军的创建奠定了组织基础。”刘景毅解释道，到1932年春，黄显声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任的义勇军达到90多支，其中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义勇军达到近10万之众。

“全国第一支抗日义勇军的诞生地就在锦州黑山。”1931年9月27日，高鹏振在黑山县朝北营子竖起“镇北军”大旗，这支后来更名为“东北国民救国军”的队伍，打响了民众武装抗日的第一枪。刘景毅翻出的照片中，高鹏振腰间的双枪锃亮，“这位全国著名抗日英烈，率领部下与日寇作战6年，黑山五台子一战就击毙日军73人，创造了辉煌战绩。”

辽西义勇军的抗战足迹遍布辽西走廊。1932年1月9日，锦西冮家屯大捷中，义勇军将士一举歼敌80余人；1932年10月25日，宋九龄率部夜袭锦州日军第八师团司令部，击毙日军31人，是东北义勇军唯一的攻打日军师团级司令部的战例。在东北交通大学义勇军抗战遗址，已经残破的四根学校门柱默默矗立。“这就是宋九龄攻打日军司令部战斗的历史见证。”“据不完全统计，东北抗日义勇军高潮时发展到50多万人，进行战斗1400多次，歼灭日伪军4万多人，付出了10万将士牺牲的沉重代价。”刘景毅的声音低沉下来，“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义勇军将士用生命诠释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义勇军展厅的展柜里，泛黄的报纸记载着辽西义勇军的战绩：创造了黑山五台子大捷、大虎山夜袭战等一系列著名战例，击落敌机30多架，配合东北军参加了锦州保卫战、热河保卫战，重创日军……这些报道当年风靡全国，让“义勇军”三个字成为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象征。

《义勇军誓词歌》：国歌旋律的原始基因

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展出了高鹏振创作的《义勇军誓词歌》，刘景毅说：“这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重要原始素材。”

1931年9月27日，黑山的镇北军成立大会上，高鹏振带领将士们举起拳头庄严宣誓：“起来！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家园毁，山河碎，爹娘成炮灰。留着我们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这段震撼人心的誓词，后来经北平来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组干事王立川（化名）填入岳飞《满江红》古曲，成为传唱辽宁多地的《义勇军誓词歌》。

刘景毅说：“网络上有的《义勇军誓词歌》注明‘王立川填词’无历史依据，是高鹏振作词，王立川填入古曲。”他展示了三份关键证据：黑山人赵扶民20世纪60年代采访高鹏振部下义勇军老战士整理的版本、高鹏振家族后人传唱的歌词版本，以及义勇军将领刘凤梧后人记录的黑山义勇军传唱的另一版本。“三个版本的歌词虽有细微差异，但开篇‘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完全一致，音乐旋律都是《满江红》，这绝非巧合。”

1933年2月的热河前线，注定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节点。当时，音乐家聂耳随东北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来这里慰问义勇军，正遇上锦州黑山义勇军战士高唱《义勇军誓词歌》。“聂耳被这激昂的旋律深深打动，当场就跟着学唱。”刘景毅指着当年的东北义勇军二军团司令王化一日记的复印件说，“日记明确记载：2月26日，义勇军在四家子（如今属赤峰市敖汉旗）接受检阅时高唱战歌，聂耳就在现场。” 这段经历为田汉和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埋下了创作灵感的种子。

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的国歌展厅，《义勇军誓词歌》与《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并列展出。“‘起来’的呐喊、‘血肉长城’的意象、‘前进’的号召，都能在誓词歌中找到原型。”刘景毅感慨道，“这些来自锦州义勇军的声音，最终化作了中华民族的最强音。”

朱庆澜：国歌诞生的幕后功臣

在锦州老城的华庭小区门前，有两块朱家大院旧址的牌匾。“这里曾住过一位为国歌诞生作出两大贡献的锦州人——东北义勇军总司令、家住锦州38年的朱庆澜将军”，刘景毅的语气充满敬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朱庆澜在上海各大报纸发出全国第一份呼吁抗日的个人通电，怒斥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随后，他将家眷由锦州迁往北平，自己只身奔走于辽西蒙东各地组织义勇军。“这位陆军上将放下身段，深入民间发动群众，展现出非凡的勇气与担当。”

作为东北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对国歌诞生的两大贡献永载史册。1934年，当共产党人秘密领导的上海电通影业公司因资金困难无法拍摄抗战电影《风云儿女》时，是朱庆澜挺身而出担任制片人和第一出品人，注入关键的资金。“当时没人敢投资这种题材，朱将军不仅出钱，还亲自参与创作指导。”刘景毅指着史料复印件，“没有他的支持，这部电影以及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可能永远无法与观众见面。”

更重大的贡献发生在主题歌命名环节。1935年春季的上海，田汉被国民党逮捕、聂耳从日本寄回的电影主题歌仅有“进行曲”三个字的暂定名。作为电影摄制组最高决策人的朱庆澜，将歌名定为《义勇军进行曲》。“这个命名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出于他对几十万义勇军浴血奋战的深刻体验。”

在朱庆澜的奔走下，《风云儿女》最终于1935年5月24日在上海首映。影片上映半年后，电通公司因资金链断裂关闭，这部电影成了它的绝唱。“若非朱将军鼎力相助，不仅电影可能夭折，我们今天的国歌或许会是另一个模样。”刘景毅的话语中充满庆幸。

精神传承：从抗战遗址到精神高地

在东北交通大学义勇军抗战遗址的展厅，有两幅对比鲜明的照片：一幅是锦州沦陷前的校门，庄严肃穆；另一幅是日军占领后的校门，大门两侧筑起了碉堡。“这就是历史的见证，侵略者想靠武力征服我们，却永远打不垮中国人的精神。”

黄显声和共产党人刘澜波创建东北抗日义勇军、高鹏振的《义勇军誓词歌》、朱庆澜为国歌诞生作出的两大贡献，这些看似零散的历史片段，共同构成了锦州作为国歌素材地的完整证据链。“从《收编加委方案》到《义勇军誓词歌》，从义勇军的浴血奋战到《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是一条清晰的爱国主义精神脉络。”刘景毅说。

如今，朱家大院旧址旁的“朱将军胡同”、东北交通大学义勇军抗战遗址的纪念碑……都成了人们追寻抗战历史的时空坐标。在锦州铁路高中校园内，学生们时常会在义勇军抗战遗址前举行纪念仪式，当《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时，年轻的脸庞上写满了坚毅。

“这些义勇军抗战遗址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精神的火炬。今天，当国歌在天安门广场奏响时，就是对义勇军英烈最好的告慰。”

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满锦州古城。那些曾经的枪林弹雨、呐喊冲锋，都已化作这座城市最深沉的记忆。而《义勇军进行曲》中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永远提醒着后人：铭记历史，方能开创未来。

本报记者 张帆 受访者供图

来源：辽沈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