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中国领土的5个国家，独立建国后怎样了？还有望回归吗？

摘要：这张地图，是我们家三代人的故事轴。爷爷年轻时在北边跑过线——不是在报纸上那种宏大词汇的“边疆”，就是风吹得脸生疼的草原，帐篷里一盏煤油灯，纸上弯弯曲曲的线。他说，线不是铅笔画的，是人走出来的。晚些年，外蒙古另起炉灶，叫了个新名字，世界上多了一个国旗颜色很亮的国

中国封建社会历史长达两千多年，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不停的王朝更换都代表着不同的意义，也给中国的历史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爷爷留下过一张地图，黄得像秋后的叶子，上面有五个红圈。小时候我问他：这些圈，是不是哪天就能擦掉？他摇头，说：有的路可以回头，有的路，只能记住来时的风。

这张地图，是我们家三代人的故事轴。爷爷年轻时在北边跑过线——不是在报纸上那种宏大词汇的“边疆”，就是风吹得脸生疼的草原，帐篷里一盏煤油灯，纸上弯弯曲曲的线。他说，线不是铅笔画的，是人走出来的。晚些年，外蒙古另起炉灶，叫了个新名字，世界上多了一个国旗颜色很亮的国家。爷爷难得提情绪，只说那边的朋友，请他喝过奶茶，冬天的风一刮，大家的脸都裂。

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远”这个词，是在二连浩特的口岸，和一个蒙古司机蹲在车轮旁烤手。他背心套着厚外套，笑说冬天有四个月，手洗衣服会冻成冰疙瘩。他拉的是从我们这边过去的日用品，锅碗瓢盆、卷纸、面包粉。那几年他们国家矿产的价格忽上忽下，城里新开的商场又关了几家，靠近口岸的店面里还挂着中文招牌。你看，分开就分开了，可走来走去，总要互相过日子。

我父亲这辈子，跟越南打了两次照面。头一次是年轻时跟着单位去援建，回来时带了一张泛黄的合照，背后写着“海防港”。他说那时候的天总是湿哒哒的，衣服晾不干。第二次是老了跟我去旅行，他站在河内热闹的街角看摩托车像鱼一样穿梭，笑说这城市有精神。越南早早站出来，亲手说了“独立”的话，走过许多弯路，但这几年一条条厂房亮起灯，从我们这里买成套的机器，从韩国买化纤，工人戴着口罩，午饭是烫的河粉——脱开了，可还是在同一个供应链上转。历史不常是刀劈两断，多半是你我相互牵着线头。

说回我们熟得不能再熟的两个名字。1997年夏天，我在深圳，站在人挤人的关口，看倒计时的数字一跳一跳往零走。那晚风里有点潮，电视里换旗那一刻，隔壁大叔红了眼眶。有人说用“回归”这个词听起来像回家，家是自来水里的味道，是快艇穿过维港时的咸味，是你抬头看见的字牌还是中文。之后这些年，香港起起伏伏，远看是指数曲线，近看是船、车、人熙来攘往：机场里行李箱刺啦刺啦，地铁里学生挎着画板，办公楼里灯到夜里十点才灭。回来的意义，未必要用大词去说，落在生活里才扎实。

两年后轮到澳门。我去得晚，已经是回来的第十个年头，清晨的妈阁庙香火绕着台阶缠上来，路牌写着葡文和中文，老城里卖猪扒包的小店门口排着队。别人爱讲“制度”，我那天倒记住一位的士师傅的话：“大家日子要过得稳。”稳，是人心里头的秤。街头花坛里插着的不是口号，是赌场吐出来的现金变成了民生，变成了旅游，变成了周末来的年轻情侣。岭南的风，吹了很久，吹过砖墙，也吹进人心。

爷爷那张地图上还有三处红圈，是他最不愿多说的地方。他说，清朝后头那些年，屋子里漏了雨，院墙也塌了，邻居看准了你捂不住，顺手又搬走了几块砖——话说得隐忍。等我大了，去过一次阿拉木图，冬天的天蓝得像玻璃，市场里摊位上的干果堆成小山，卖羊肉的老板夸张地比划油花。有人说他们资源富，地里钻出来的东西就能换钱，这话不全错。附近，你再往西走，是比什凯克，山高路窄，老太太在门口晒酸奶团子，小伙子会弹口风琴。吉尔吉斯斯坦给我的感觉是慢，慢得像雪化了又结。再远一程，到了叶尼塞源头那片寂静的地方，有个地名叫克孜勒，听起来像一声长叹。那里工业园区还在挨着河边搭起来，电力、食品、矿石，都有，却没有人潮。历史像一阵风，把这几个名字吹到了地图的另一侧。不是他们想走，是我们无力留，走到了今天，就各自修各自的屋檐。

我常把这些归到爷爷说过的那句：有的线，是人走出来的。有时候线往外拐了，你追上去看，能看到一间新开的工厂，或是一座刚修好的公路。哈萨克这几年把油气和矿产变成了真金白银，生活水平肉眼可见地上去了；吉尔吉斯斯坦还在盯着游客和过路的货车，学着用山水赚钱；图瓦那边，远得像一张没寄出的明信片，变化有，但总显得薄。你说他们会不会回来？该说的话就明白说了——路已经向前搭了，各自过成了各自的日子，回头的可能性，就当作故事里的一声叹息吧。

可联系这东西，真割不断。你看铁路从我们这边修过去，集装箱从他们那边拉回来；草原上的羊肉到冬天在我们城市的火锅里冒着汗；我们这边的零部件，绕几圈，又在海边的工厂里组装成新机器，转头卖到东南亚。世界把我们推着走向了“相互需要”，这四个字不浪漫，但它靠谱。

父亲年轻时爱听收音机，他说有一阵子广播里常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那会儿邻里常在屋檐下乘凉，聊起“打乒乓球把大球也带动了”，笑归笑，大家心里都亮：门打开之后，风吹进来了，吹走了屋里的潮气。过了几十年再去看，香港和澳门回到怀里，不是纸面上的胜利，是我们真的能给出更好的未来；边上那些老邻居各自长成了不同的模样，也不妨碍我们和和气气做买卖、做项目、办展会。

有时候我会想，爷爷如果现在坐在阳台上晒太阳，会怎么看这张地图？他也许会念叨两句：当年要是…但话到嘴边会停住。他懂，历史不喜欢“如果”。那张纸如今装了框，挂在我书房的墙上。我给它加了几样标记，用铅笔在红圈旁写上城市名：乌兰巴托、河内、香港、澳门、阿拉木图、比什凯克、克孜勒。名字像一串风铃，我走过时，叮当响。

有人问我，这样写，是不是在评判谁对谁错。我摇头。我更愿意记住的是几张脸：蒙古口岸抽着风的司机，河内巷子里支着灶台的女子，香港电车上安静看书的老伯，澳门早市里叠着报纸的店主，阿拉木图市场上会用中文喊价的小伙子。大叙事固然重要，但人心里那点温热，才是我愿意一遍遍讲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