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 从“金瓶掣签”看涉藏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

摘要：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清军击退廓尔喀入侵西藏的硝烟尚未散尽，乾隆皇帝已着手解决活佛转世被贵族垄断的乱象。他痛斥当时活佛转世“皆以兄弟叔侄姻娅递相传袭，几与封爵世职无异”。彼时“吹忠”（护法喇嘛）在贿赂操纵下，指定的灵童多出自蒙古王公或西藏贵族之家。

大家好，我是牛教授，致力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博士。以偏锋叙事联结思想与实践：锐解理论、深析思潮、释读历史、叩问现实，探寻未来。

今天讲历史，历史总在回响。

一金瓶，三支签，藏着中国治理智慧的双重密码。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清军击退廓尔喀入侵西藏的硝烟尚未散尽，乾隆皇帝已着手解决活佛转世被贵族垄断的乱象。他痛斥当时活佛转世“皆以兄弟叔侄姻娅递相传袭，几与封爵世职无异”。彼时“吹忠”（护法喇嘛）在贿赂操纵下，指定的灵童多出自蒙古王公或西藏贵族之家。

在贵族垄断的阴影下，活佛转世背离宗教本源。据史料记载：一世达赖出身“吐蕃赞普之裔，世为番王”；四世达赖直接转世为蒙古俺答汗曾孙；八世达赖则与六世班禅有血缘关系。这种血缘世袭制导致宗教权与世俗权结合，形成威胁中央权威的地方势力。乾隆皇帝被藏传佛教界尊为“文殊大皇帝”，他没有粗暴干预宗教传统，而是以文化融合为根基进行制度创新。

金瓶掣签的精妙在于其深厚的文化融合基因：器物层面，金瓶以黄金铸造，镶嵌藏族崇尚的松石、珊瑚、青金石，瓶身錾刻藏传佛教“十相自在图”，兼具法器与艺术品双重身份；仪轨层面，保留寻访灵童、高僧诵经等传统环节，掣签仪式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举行，维护宗教神圣性；观念层面，嫁接藏传佛教“福命”观——掣中者“福命不凡”，未中者“福缘太浅”，使信众从信仰层面接纳新制。这种设计将中央权威有机融入藏传佛教的文化肌理，成为“因俗而治”的典范。

1793年颁布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将金瓶掣签确立为“国家法律”，其核心机制包括：分置双瓶，拉萨大昭寺管西藏、青海等地活佛转世，北京雍和宫管蒙古地区，体现中央统筹；三方监督，驻藏大臣或理藩院官员监督、高僧诵经、信众见证，形成权力制衡；透明程序，灵童姓名以满、汉、藏三文书写牙签，当众掣签。据统计，1793年至清末，清廷管理的39个大活佛世系中，91位转世灵童有76位经此认定。嘉庆皇帝面对八世达赖转世免签请求时严正驳回：“此系仅见之事，往后自应仍照旧章”，彰显制度刚性。

金瓶掣签的生命力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强化：清王朝，十世、十一世、十二世达赖和八世、九世班禅均经此产生；1995年，十一世班禅坚赞诺布通过全球直播的金瓶掣签认定，古老仪轨焕发现代光辉；2007年，《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颁布，明确规定“历史上经金瓶掣签认定的活佛，其转世灵童认定实行金瓶掣签”。

2025年8月5日，西藏自治区主席嘎玛泽登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重申：“达赖喇嘛的转世必须坚持‘国内寻访、金瓶掣签、中央政府批准’的原则”，凸显制度延续性。

这只重逾12斤的金瓶，镶嵌着藏传佛教符号，却凝聚着中华文明治理哲学。其文化自信体现为对藏传佛教内核的尊重——非以汉文化替代藏文化，而是从藏族文化母体中培育新制；制度自信彰显于通过程序公正确立中央权威，赢得民心。

当象牙签在国家法规中生根，金瓶掣签揭示了治理真谛：真正文明传承无需斩断传统之根，而是让历史长河与现代法治在同一条河道奔涌向前。